劉曉波生於1955年12月28日，曾擔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參與八九民運，後被捕入獄。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確診為肝癌晚期而獲準保外就醫。
三次入獄 影響六四
2009年前劉曉波曾三次入獄，分別是因1989年參與八九民運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入秦城監獄單人牢房20個月，在1995年因堅持平反“六四”被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安置在一個大院中，在1996年恢復自由後又參與政治活動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處以勞動教養三年。
有關劉曉波的這一系列司法和行政行為，一直存在爭議。輿論認為，對劉曉波的處罰從一開始就是不適當，甚至是錯誤的。特別是在2009年，他因起草《零八憲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1年，明顯過重。而限制劉曉波妻子劉霞人身自由等做法，更有濫用國家公權之嫌。
劉曉波的一生，是當下中國政治環境中，作為一名異見者不得不直面的困難和悲劇（圖源：Reuters）
這些經歷體現了劉曉波在過去多年裡對一種理想化了的國家存在形態的追求，也反襯出在中國政治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作為一名異見者所不得不面對的困難和悲劇。
劉曉波在改革開放狂飆突進的年代裡，被衝上歷史的潮頭，有着很多偶然的因素。當時很多人可能都沒有做好迎接八九民運的準備，但他卻展現出了作為一名有理想有情懷的知識分子的擔當。
這種擔當體現在民運發生後遭受挫折時勇於返回中國，在天安門清場後拒絕出國避難，劉曉波的好友、《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郝建，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時透露，劉曉波2008年被捕後，官方一直力勸他和太太劉霞流亡到海外，但二人直至今年初都斷言拒絕。“他們雖然非常厭惡和憎恨這個集權政治體制，但對這個土地、祖國的情感很深。……”劉曉波身邊的朋友也不會勸其出國，“他們留在中國，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憲政的事業更有幫助，是重要的燈塔。”
“六四事件”後，劉曉波繼續呼籲和推動他所堅持的自由和民主，同時也對那場運動進行客觀和理性的反思，甚至不乏比較嚴厲的批判。劉曉波在事後的反思，是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之後不應或缺的一些東西，對整個改革開放時代也提供了有價值的觀察和評價視角。
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名知識分子，劉曉波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至於他在人生的後半部分被歷史所裹挾，在去世之後可能會被外界“工具化”以針對中共，或許既有劉曉波的不由自主之處，也不是他所能夠承擔得起的。
希望劉曉波是最後一個
長期以來，在海外的輿論中，劉曉波被塑造成一個獨自同龐大的中共政治機器對抗的“英雄”形象。儘管有誇大之嫌，但是之所以出現這種人物觀感，不能講責任一股腦的推向西方國家的推波助瀾。在處理劉曉波的問題上，中共官僚系統呈現出的僵化、固執要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可以說，從一開始，相比其他民運人士，劉曉波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民主派。但即使如此，劉曉波仍然“因言獲罪”，從2009年羈押至今。對於任何一個講求“依法治國”的現代化國家而言，希冀一個國家更加民主的“言論”，都不應該是評判一個人“犯罪與否”的證據。
其次，劉曉波之妻劉霞，十餘年來無怨無悔地支持丈夫。她是在劉曉波勞改時嫁予他，而丈夫坐牢時，她便不斷寄送閱讀書籍給身陷囹圄的劉曉波。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劉霞卻一直被中國政府軟禁，並與外界隔絕。在未涉嫌任何一條法律的時候，中國政府如此蠻橫的對待一個弱女子，僅僅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僅以此論，何談依法治國。
劉曉波坐文字獄，劉霞遭非法軟禁，兩件事本質不公不義，然而鑄成大錯後相關部門更是火上加油，特別時至近日劉曉波性命垂危消息一出，先暴露政法系統安排失當，後顯示文宣系統對外溝通失效，導致流言四起，國家形象受創更深。
更重要的是，中共如何對待劉曉波，背後是外界觀察中共政權如何面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多維新聞此前在《社論：必須重建對知識分子的認識》表示，知識分子不僅是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者，他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還承載着對於時代和國家的責任。中共建政之後，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度的過程中，開始將被定義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放到了需要被“改造”、“利用”的立場上從而釀成反右的悲劇，在中共與知識分子之間造成一道至今難以彌合的歷史裂痕。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的殘酷打壓更是達到極致，嚴重挫傷了中共在知識分子中的信譽。
儘管鄧小平某種程度彌合了這種創傷，但今天中共和知識分子之間仍然存在裂痕。基於知識結構和思想認識的差異，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觀點甚至是偏激的表達十分正常，但是不少官僚過度反應，不把知識分子當成“自己人”看，時刻提防，甚至污名化為“敵對勢力”，難言現代化。
希望劉曉波是最後一個被如此對待的知識分子，希望中國政府能以更寬容的態度面對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