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三十：老共产党人变“反党集团”   数百万官员成“小彭德怀”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华民族第二次大劫难―― 疯狂的大跃进、庐山会议、 五千万农民活活饿死    

第三十章  老共产党人变“反党集团”   数百万官员成“小彭德怀”      

八月十六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几百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不论是迫不及待的，还是犹豫不决的；不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不论是笑逐颜开的，还是悔恨内疚的；不论是明白者，还是糊涂者；……每一位坐在这个大厅的人，都举起了手――这一天皆充当了表决机器。”（苏晓康语）

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它是一个血的奠基。它是一个把全民族导向更大迷狂的东方‘新约全书’。”（苏晓康语）

毛泽东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将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

 “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

 把“反党集团”首领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是非常矛盾的处理方式。之所以用这样方式方式处理，正如苏晓康先生在其《乌托邦祭》一书中所说：“在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们，绝大多数伴着彭、黄、张、周一起走过二、三十年征程。何谈‘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功臣就这么容易变成祸首呀！唇亡齿寒，一旦有人发生这种联想，这必然会造成对毛泽东的潜在威胁。怎么叫人心服呢？毛泽东近日来一直苦苦冥想。舒展在他的意识空间积累了二十余年的‘军事原则’，又在指挥他绕过这个巨大的尴尬，而以‘从宽处理’这个手段，来麻醉人们对“功臣到祸首”的寻究。”

中央揪了彭德怀的“反党集团”依惯例各地也要揪“小彭德怀”。行动最快的是辽宁省，就在庐山上斗彭德怀时，辽宁省委书记宋任穷即于八月八日将反右信息传到省委，省委立即贯彻，于八月九日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动作之迅速令毛泽东龙颜大悦，赞不绝口。并专门为此报告写了批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任穷七月二十三日前对彭德怀的信持坚决支持态度。

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在庐山上坚决反右，会议一结束，就立即召开县社队几级干部会议，重点批判的右倾干部达百分之三，批判的生产队一级干部达百分之十，对富裕中农以上成份的阶级敌人，干脆沿用反右斗争的老办法，在全省展开“过社会主义关”的再教育运动，先放手发动鸣放，“让群众把自己的糊涂思想讲出来，让中农以上的反动思想言论暴露出来，”然后再排出“影响极大”的代表人物重点批判。仅汕头一个专区被重点批判的即达三千八百六十七人！

以江华为首的浙江省委在“反右倾”斗争中，对全省百分之四点五的县级书记，委员进行重点批判并撤职罢官。比例之高名列全国之冠！

在四川省，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高举“反右倾”的大旗，对城市、乡村各级干部进行清洗，并以大清洗开路，强夺四川农民的粮食，三年内上调中央三百亿斤！致使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

在安徽、福建、青海、甘肃、新疆、湖南、贵州等省都有相当一批省委、省政府一级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其中两省还效法庐山会议，揭出以省委书记、省长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中央国家机关，被重点批判的达一千九百余人，其中数百人定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工厂，“反右倾”主要指向了基层干部，重点批判干部中的“一长制”思想。

在高等院校，重点批判了“党员专家”。据说“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一方面以党员资格获得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群众的道路。”北京大学有一百二十八名党员教师骨干参加整风运动。其中二十七人受到重点批判。清华大学一百七十四名党员教师骨干，被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有十七人。

由于彭德怀、黄克诚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军队成了反右倾的重点。庐山会议一结束，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就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深挖彭、黄军事俱乐部成员，追查彭、张“里通外国”的问题。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揪出了原志愿军副司令员、现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原志愿军副司令员、现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现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四人。此四人中两位上将被揪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与彭德怀关系太深。是从红军时期直到朝鲜战争都是多年老部下，而且手握重兵。万毅中将是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公开赞同彭德怀信上的观点。钟伟则是军委扩大会上不识时务地为彭德怀鸣冤而“自投罗网”。到十一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最后统计结果是一万七千余人被划入“右倾”行列。

轰轰烈烈的揪“小彭德怀”、反右倾运动历时达半年之久。有的地方直到一九六一年还在抓“小彭德怀”。据一九六二年的统计，几年间，中共党内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被“重点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