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三一：悲慘中國繼續瘋狂躍進   五千萬農民化骷髏白骨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三十一章   悲慘中國繼續瘋狂躍進   五千萬農民化骷髏白骨

以政治運動推動生產發展，這是毛澤東搞經濟的慣用手法。也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反右傾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後，毛澤東無視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事實，不顧數億農民正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現狀，硬說“我國國民經濟中主要比例關係是協調的，正常的”。9月14日，毛澤東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信說：“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並把因搞大躍進造成的生產下降和各大城市經濟生活的困難歸罪於彭德懷等人，說成“是由於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特別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作怪”造成的。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全國工業生產會議召開，會上安排了第四季度的生產，提出保證全年一千三百萬噸鋼、三億四千萬噸煤、等一系列高指標計劃。為了完成這一計劃，十月二十三日國家計委、國家建委提議重新開工新上項目二百三十個，追加基建投資十三億元。基建戰線擴大後，職工隊伍再次膨脹：一九五八年底職工總數為四千五百三十二萬人，其中近半數是大躍進中新增加的，五九年初決定減少八百萬人，廬山會議前已減少五百萬人。反右傾後，再次大干快上，到五九年底職工總數反比五八年底增加三十萬人。

經過反右傾和拚設備、拚勞力、拚資源的蠻幹，一九五九年戰績輝煌，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統計：一九五九年產鋼一千三百三十五萬噸，煤近三億五千萬噸，糧食五千四百億斤，棉花四百八十多萬擔。可謂項項躍進。毛澤東繼政治上取得揪出“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後，又取得了經濟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只是上面公布的數字，特別是糧食、棉花數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呢？

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連續“躍進”的基礎上，毛澤東又準備着一九六Ｏ年的躍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一九六Ｏ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六Ｏ年鋼產量要達到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煤四億二千五百萬噸，糧食六千五百億斤棉花六千萬擔。分別比一九五九年完成的指標高出23－33%！

一九六Ｏ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望六十年代》。宣布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在一九五九年提前三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的號召已經實現，並宣稱：“我們不但對於一九六Ｏ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信心。”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三年設想和八年設想。其三年設想的目標是：一、提前五年實現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十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二、提前五年實現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三、提前五年實現十二年科學規劃綱要。八年總要求是：以共產主義的雄心大志，儘可能地加快建設，保證工農業生產的不斷躍進，基本上實現我國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經濟體系，使我國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要基本上完成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在分配製度中要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

一九六Ｏ年三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擬發的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上批示說：

 看起來，以大工廠、街道、機關學校三種為中心，而又有各種所有制（國有制、社有集體制、社以下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於一個公社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掛上公社的牌子則是可以的，……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

最好有一位書記專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各城市應派一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等處去參觀那裡的人民公社。

一九六Ｏ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城市的人家家戶戶又把家中的罈罈罐罐砸得稀爛，把鐵鍋送進毛澤東的煉鋼爐。到這年底，全國城市有六千多萬的居民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員！

在農村人民公社已活活餓死上千萬時，毛澤東又把人民公社又辦到了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幾百、上千的城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擠在毛澤東搭的灶台上的搶着一鍋清水紅苕稀飯大鍋湯，煞是熱鬧好看！

而毛澤東和中共的各級高官呢？他們吃的是專門特供的雞魚鴨肉，專配的廚師為他們各家各戶單獨調製美味佳餚，與自己的妻兒老小們慢慢地、愉快地享受着。

 毛澤東的“大躍進”在第三個年頭終於到了一鼓作氣、再竭三衰的地步，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上的“躍進”掩蓋不了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全面崩潰的嚴峻現實，人民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當年劃為右派的顧准先生被遣送農村勞改時親自經歷、目睹並記錄下的人類歷史最悲慘的一幕：

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咽的，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飯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飯，加一盆紅薯葉，居然吃完。飢餓是可怕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為食物的慾念所苦，想如何找楊陸何三人中的好對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湯。想如何搞一點紅薯與胡蘿蔔吃。（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平均５日）

勞動隊的腫病一下子在一個月內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裡的紅薯已經吃光了，劉引芝的父親死了。腫病勞動過度，營養不良，縫紉室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１９５９年旱災，１９６０年春夏還有多少人死亡呢？（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勞動隊真是天堂。徐從周的孩子在這時吃了早晚兩頓稀飯，歡喜得不得了。徐從周是在避難所時。我對他說，現若他仍在農村目擊心傷，如何過去？（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刨紅薯，民工過路，羨慕不已，都到地頭撿殘屑，驅之不去。一個新發明，紅薯藤磨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死人已知柳學冠之弟、楊文華之女、劉文惠之父。其他所說的還不少。（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近路倒屍二起。黃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個。（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柳學冠家母弟同時死了，楊柔遠母親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張保修家死了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為了果腹，大知識分子顧先生也去偷吃蘿蔔，實在是“有辱斯文”，不過天良不泯，還三省吾身：“我是否變得卑鄙了？”

 顧淮先生所記是一九五九年底，那麼更為艱難的一九六Ｏ年、一九六一年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慘狀？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叢進先生所著《曲折發展的歲月》載：

一九六Ｏ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完成了2065億元，只達到二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最高指標的69.3％

農業在一九五九年已大幅度下降之後，繼續大幅度下降。

一九六Ｏ年農業總產值415億元，比一九五九年又下降了12.6％

糧食產量，據一九六一年核實只有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的3900億斤下降了26.4％ ，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874斤的水平。

棉花產量，2126萬擔，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37.8％。也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062萬擔的水平。

油料作物，3405萬擔。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0.9％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54％，跌到了建國時的水平以下。

就農業而言，三年並沒能夠“躍進”，恰是大幅度“躍退”了。

一方面是糧食產量自一九五九年起連續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徵購、高銷售。一九五七年度徵購糧食961億斤，占年產量的26.4％比較正常。一九五八年度徵購1095斤，占年產量的27.3％已經多了。一九五九年度徵購達1348億斤，占年產量的39.6％。一九六Ｏ年度徵購1024億斤，占年產量的35.7％。 使得農村留糧，由一九五七年的2940億斤減少到一九五九年的2052億斤，一九六○年的1846億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37.2％按人口平均的農村糧食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9斤，降到一九五九年的366斤，一九六○年264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35.3％

在高徵購但又高銷售之下，國家庫存周轉糧耗多補少，連年下降。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國家存糧386億斤，一九五九年六月底降為343億斤，一九六Ｏ年底又降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的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周轉糧數量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家存糧無幾，一些大中城市幾乎脫銷，全國大約缺少三千萬人一年的口糧。

…… ……

輕工業出現從未有過的下降情況。

一九六○年輕工業產值550億元，比一九五九年減少9％。棉紗產量下降了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輕工產品下降了60％。人們很需要的輕工日用品供應日益減少，呈現出奇缺現象。

重工業在農業、輕工業大幅度下降的同時，更加孤軍冒進。

一九六Ｏ年重工業產值1100億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長25.9％。加上一九五九年、一九五八年的冒進增長，一九六Ｏ年的重工業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2、3倍。

鋼的產量1866萬噸，比一九五九年增長了34.5％鋼材增長23.8％。原煤增長7.5％。發電量增長40.4％。水泥增長27.5％。金屬切削機床增長32.9％

一方面是重工業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是一九六Ｏ年的農業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14.8％。重工業的發展不但完全脫離了農業基礎的狀況，與輕工業的情況不相適應，也為重工業自身所無法承擔的。重工業嚴重擠了農業和輕工業，造成比例更加失調。一九六O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業的比重由43.7％下降到21.8％輕工業由31.2％下降到26.1％，重工業則由25.5％猛增至52.1％。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積累過高，效益下降。

一九六○年全國基建投資總額389億元，比已經很膨脹的一九五九年投資又多39億元，增加10％。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基建投資合計996億元。比“一五”計劃五年的總和550億元還要多81％。這種龐大的基本建設規模，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糧、棉高估產（產糧7500億斤、產棉6600萬擔）基礎上的，計劃一九六二年要達到鋼產量5000萬至6000萬噸的目標來安排的。擠垮了農業，擠傷了輕工業，重工業自身到一九六Ｏ年底後，也站不住而掉了下來。

 …… 國家財政連連出現大量赤字，通貨膨脹，商品價格上漲。

三年“大躍進中發生大量財政赤字，一九五八年為21.8億元，比一九五六年冒進造成的赤字要高出３億元；一九五九年赤字猛增為65.8億元；一九六Ｏ年赤字又高達81.8億元。三年合計169.4億元。一九六一年仍有赤字10.9億元。

為彌補赤字，大量增發票子，造成通貨膨脹。一九五七年末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一九五九年上升到75億元，一九六Ｏ年上升到96億元。作為三年“大躍進”的後果，一九六一年又高達125億元。

一方面是多發票子幾十億元，另一方面是國家掌握的商品急劇減少，庫存銳減。這兩方面失衡，物價就上漲。許多商品國營有價無貨，自由市場上價格高於國營牌價達數倍至十餘倍。一九六Ｏ年零售商品的貨源與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差額高達74、8億元，占當年社會購買力的10、4％。

人民生活方面商品尤其是農副產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連續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嚴重困難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據調查，城鄉人民的平均糧食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6斤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27斤，減少了19.4％，其中農村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23.4％。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8斤下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31％。豬肉的平均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10、2斤下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78％。

人民身體素質下降，加上長期緊張地勞動和疾病流行，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據測算，中國人口總數一九五九年是6.72億人，一九六Ｏ年為6.62億人，即減少1000萬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了１３００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２％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一九六一年總人口應比一九五九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一個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千萬，一個經濟損失估算三年為1200億元，這集中地說明了三年“大躍進的慘重代價。

而且後來又用了五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才使之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產量水平。國家的建設走了大彎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丟失了八年的時間。而恰是在此期間，一些國家如日本等，經濟與科技得到迅速發展，我國與他們的差距拉大了，這又是一個長時間中彌補不了的重大損失。

 叢進先生寫此書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師職幹部、大校軍銜。其著作資料來自於中共官方。而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東西都是把災難儘量縮小。實際情況遠比該書所描述的嚴重得多！書中透露出的一九六零年農民人均年口糧僅264斤，且沒有任何副食品，就能看出當時農民們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慘狀！

叢進先生書中的“餓死和少出生人口四千萬”並非精確統計數字。而且這一數字所包括的時間跨度僅兩年。實際上餓死人在一九五八下半年開始，直到一九六二年夏糧豐收為止，時間跨度達三年半。若以上統計數字是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數字，那麼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夏糧豐收前這一年零五個月時間中餓死的人並沒計算在內。若以上統計數字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數字，那麼一九五九年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餓死的人並未計算在內。兩年中餓死和少生四千萬，那麼三年半時間至少應有七千多萬餓死和少生的！

特別應該提及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就在中國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三年間，毛澤東為了換取黃金美元，反而大量向國外出口糧食！據史載：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間，中共向東歐共產國家出口的糧食達四百多萬噸之巨！不但大量出口糧食，甚至向越南、阿爾巴尼亞、朝鮮、非洲國家送出大量糧食！

三年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近四十年來，中共當局對此諱莫如深。二○○○左右，中共官方著史，說的是活活餓死三千七百萬！

一九九三年六月，筆者在四川省圖書館看到某雜誌上發表的軍隊作家金輝先生的文章，金輝先生根據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直接和間接資料詳細推算出了一個結果：三年大躍進活活餓死農民達五千三百萬人！

筆者後來用一簡單方法作了一個計算：一九五七年中國人口官方公布是六億五千萬人，一九五七年出生率與死亡率相抵後淨增長率為2.3％，依此類推，正常年景，若無大規模餓死人情況出現，則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口應是八億人；但官方公布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口普查僅是七億二千多萬人。那麼三年“大躍進”餓死和少出生的人口達七千五百萬左右！實際上當時的中國末出現饑荒的省份和城市人口繼續高速增長，所謂少生只是在出現饑荒餓死人的省份的農村。少出生人口若以一千五百萬人計，餓死人數至少在六千萬以上！

這真是一幅屍橫遍野、白骨如山、鬼哭狼嚎、慘不忍睹的“反右傾”“戰果”圖！這就是毛澤東三年“大躍進”帶給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中國人民的白骨能壘出比珠穆朗瑪峰還高的高峰！毛澤東欠下中國人民如此一筆巨額超級血債，自感難以向中國人民交待，因而編出了兩點理由：

一、 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其實中華大地幅員遼闊，局部的自然災害年年都有，但從未有全局性的災害發生。據氣象資料表明，“大躍進”時期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它年多，把人為製造的災難歸罪於老天爺，老天爺能答應嗎？其實毛澤東的這一謊言在一九六一年被劉少奇當眾戳穿。5月31日在中央工作會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缺點錯誤恐怕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二、 蘇聯逼債造成的。蘇聯逼債一說又遭到劉少奇的抵制，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會上作報告。毛澤東審閱的報告上本有“造成當前困難原因是蘇聯逼債”的詞句，但劉少奇在宣讀時故意將此話刪去。

為弄清“蘇聯逼債”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筆者曾多次查閱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相關資料，但萬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資料能證明蘇聯逼過債。撤退專家是事實，但從沒有逼債一說。與此相反，在叢進先生所著《曲折發展歲月》中記述：中蘇反目後，赫魯曉夫得知中國大批農民餓死的事，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借給中國一百萬噸糧食、五十萬噸白糖以解燃眉之際，以后豐收了再償還。但此時的毛澤東正想把餓死人的事推給赫魯曉夫，豈會答應？若接受了赫魯曉夫的糧食援助至少能救活二千萬中國農民！

關於蘇聯逼債一事，筆者當年還是一個兒童時就聽大人們說：蘇聯逼債時手段毒辣，中國送去抵債的雞蛋、桔柑等貨物蘇聯方面派專人用一箍圈檢驗，若雞蛋、桔柑等物恰從圈中通過即算合格，若大了或小了都一律不要，且不准中方運回國內，就地倒入河中。

全國弄得最慘的地方要數河南省的信陽地區。據蘇曉康先生《烏托邦祭》載：

 ……從一九五七年夏天開始，省長吳芝圃拿省委書記潘復生開刀，在黨內大批以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大躍進打下了基礎。省長敢斗省委書記，各級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傾為中心的幹部作風上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從那時就在河南司空見慣了。

正是在這樣高壓政策下，河南在大躍進、公社化狂飆陡起之時，比別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準備。一九五八年春季，吳芝圃就提出了全國最為激進的驚人口號：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四無省”，綠化、消滅文盲，等等。吹牛浮誇之風也令全國望塵莫及：小麥衛星一直放到西平縣的畝產7320斤，鋼鐵衛星一直放到新鄉地區的日產120萬噸，均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河南省委竟高估這702億斤，導致全省性的高徵購，基層幹部為完成徵購而一味“反瞞產”。因向農民追逼糧食而捆、綁、吊、打、捕的現象十分嚴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來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

吳芝圃就是在這樣的熱昏瘋狂狀態下，背着河南農民無數飢餓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廬山的。八月中旬他從廬山下來，就更加惡狠了。他回到鄭州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潮。河南人民真正的大難臨頭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適逢水旱交加，糧食大幅減產，農民拼死力苦幹，實產210億斤。但吳芝圃是不管老天爺算老幾的，偏要把大災年當成大豐年。他一手舉着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着“右傾”帽。那帽子分為八種，即批“三論”（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又批“五派”（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賬派、爐前搖頭派），大帽子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這年秋後，第二次“共產風”又刮來，還夾帶着瘋狂的“反瞞產”。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象土改的地主那樣挨斗；哪個農民交不夠徵購糧，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躍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髮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檢討中，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

如此兇狠的反瞞產，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甚至餵牲畜的飼料，盡數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O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了，最嚴重的村子八十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開始大量外逃或餓死。

然而那位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吆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倒斃在公路旁的死人、欄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都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他還下令要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 ；指示社隊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准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這位路憲文書記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驕傲霸道，乃是因為他擁有一件最為得意也最具資本的功勞：他管轄的遂平縣峭岈山衛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個小社合併為大社，成為中國人民公社運動的先聲，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讚揚。有這樣一塊金字招牌，他還怕什麼？

餓死近一百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就是在這般令人髮指的暴虐之下發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廬山會議反右傾的直接後果。大災難後，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淒涼。餓死十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了639個。全區有不少死絕戶。有的只剩孤兒。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統計，孤兒達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餘萬畝，扒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值得再書一筆的是，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一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也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建成後，“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竟長年閒置，無以利用，也漸荒蕪，室內牆粉剝落，地板朽爛。只是那幢主席別墅，永遠緊鎖着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

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當數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四川民眾在“反右英雄”李井泉的統治下所受的苦難在中國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本不缺糧，但李井泉為了完成上調糧食指標，同吳芝圃一樣，採取一切手段掠奪農民的糧食。致使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屍橫遍野，鬼哭狼嚎！前四川省委副書記廖伯康在向當時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楊尚昆匯報工作時，經楊尚昆決定：上報餓死一千萬。而四川實際餓死者在一千三百萬以上！根據中國人口統計數字：一九五七年四川人口普查時人七千二百萬人，到一九六O年底，僅六千二百萬人！淨減一千萬！！期間如人口正常增長至少達七千六百萬以上！差額達一千四百多萬！僅郫縣一個縣，三年人口從二十九萬降為二十三萬，活活餓死六萬多人！李井泉踏着四川農民的屍骨登上了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的寶座！

有關四川省餓死人一事，最近筆者在網絡上看到李井泉秘書回憶大饑荒的文章。說當時主管經濟的李先念多次催李井泉調糧食，但李井泉以四川已經在大量餓死人為由拒絕。隨後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李井泉，說的是：現在全國都在餓死人，但總不能餓死北京人、上海人和大城市的人，要餓死人也只能餓死我們四川人。四川不調糧食，中央向誰調糧食？

如果李井泉秘書所言是實，那麼四川一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之巨大罪行當有鄧小平的一份責任。當然造成這一巨大災禍的最大罪犯是毛澤東！

看了這一樁樁令人髮指的慘烈暴行，身為一個中國人，能不動容？能不義憤？能不咒罵萬惡的共產專制？能不痛恨專制魔頭毛澤東？

人類歷史上哪個國家、哪個朝代象共產黨這樣從種糧人的口中掠奪過糧食？！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象共產黨這樣為了搶糧食將種糧人關監、拷打、折磨至死？！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出現過不許災民外出逃荒，只能在家中活活等死的事？！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了出現過一個地區就活活餓死近百萬人、一個國家就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

連死去兩千多年，以殘暴聞名於世的秦始皇也未曾如此這般！秦始皇地下有靈，面對共產專制的暴行，面對毛澤東的殘忍也會自愧不如也！

這樣的暴行真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億萬中國人民高唱“東方紅、太陽升；……毛主席、愛人民”的時候，可曾想過毛澤東當年是怎樣在“愛人民”？！

當毛澤東僅僅是為了證明“大躍進”政策的正確，逼得中國幾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時候，可曾想過這些都是衷心愛戴着自己的子民百姓？！

當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中國大地還有人把毛澤東當作神明，對其頂禮膜拜時，他們可曾認真地想過：毛澤東究竟為中華民族做了那一件好事？！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華民族歷史上可曾有過如此暴戾無常，如此殘忍血腥的帝王？！

自從地球上有了人類，自從世界上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全人類歷史上可曾有過幾千萬人民活活餓死的慘狀？！

當歷史記錄下二十世紀殺人魔王希特勒法西斯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而造成近四千萬人的死亡時，別忘了還有一個比希特勒更殘忍的殺人魔鬼毛澤東製造出來的飢餓屠殺了五千多萬貧窮、善良、純樸的中國農民！

毛澤東比之希特勒更殘忍之處在於：希特勒屠殺的是外族人，而毛澤東屠殺的是愛戴着自己的子民！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應該永遠記住這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悲慘的慘案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有五千多萬的農民活活餓死在富饒美麗的中國大地上！

更應當記住這一慘案的製造者――人類幾千年歷史最大的迫害狂、最大的殺人魔頭毛澤東！

數千億的金錢付之東流，數千萬畝森林化為灰燼，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這就是毛澤東為證明自己“大躍進”路線正確而讓國家、民族、人民付出的慘重代價！在這場災難後，毛澤東不但權力穩固，似乎他還升了一級――由人而神了。中國幾千萬餓死鬼的幽靈托起了一個“救世主”般的猙獰惡神。這樣一來，中國人民的災難遠未結束，這猙獰惡神製造的更大的災難還在向貧窮善良的中國人民招手、獰笑！

五千多萬活生生的農民化作五千萬具骷髏白骨，五千多萬具骷髏白骨化作令中華民族子孫萬代都無比憤怒的感嘆號和巨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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