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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3)文革巨难
送交者: 亲君子 2017年07月25日02:33:4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3)文革巨难

编写:高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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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最大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再一次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波受难者,遭遇灭顶之灾。(网路图片)

1949年,物理学家、留美博士饶毓泰先生,拒绝了南京政府的邀请,没有登上为著名教授安排的前去台湾的专机。他选择继续留在北大执教。

1956年,留美博士、力学家、计算数学家董铁宝携妻儿绕道欧洲、历时3个月回到中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校刊96期做了报导,写道:“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1968年10月16日,在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饶毓泰不堪折磨和迫害,在校内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上吊身亡。这位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先驱之一,被打成了“美国特务”、遭隔离审查。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关押他的大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多少大陆的科技和文化精英。当年,这些才华横溢的名流才俊,轻信了中共的宣传鼓惑,对红色政党心生幻想,对“新”中国充满期望。然而,在无情的政治风浪中,他们不仅报国梦碎,而且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最大的政治运动,灾难空前。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再一次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波受难者,遭遇灭顶之灾。毛泽东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表层的器物、古迹,到深层的精神、信仰,被彻底砸碎、摧毁。中共的谎言、暴力、强迫式思想改造,重创文化精英的肉体和灵魂,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灭顶之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516”通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文化领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通知说:“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旋风席卷了北京校园。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还号召“坚决彻底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挥舞棍棒,在一个月内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许多中学、大学的校领导和教师。“红小将”的暴力,得到了领袖的默许;“红八月”的得名,浸透著血腥和暴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号令”响起,讨伐知识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知识分子阶层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其它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惨烈的迫害轮番上演:口诛笔伐,批斗毒打,羞辱栽赃,下放改造。这些残酷的折磨令大批知识分子如堕深渊。他们百口莫辩,众叛亲离,无语问天。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描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地:“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分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分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

据单少杰记述,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他,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从正对着这位教师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仅以北京大学为例,那里被关、被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自杀的有10,000多人。有学者研究认为,“文革”初期就有20多万人自杀,其中知识界人士占相当的比例。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炫耀: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王来棣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评说:“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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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悲剧十分普遍。(网络图片)

梦断家国

中共在夺权建政的过程中,依靠谎言和欺骗获取了许多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支持帮助。他们有的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从海外归国;有的拒绝了前往台湾的机票,义无反顾要为建设“新中国”效力。但是,中共领导人深知,中共的集团利益与知识界的自由理想不可兼容。对于知识分子,中共始终心怀仇视,这种态度,源自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恐惧。因此,在中共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摆脱不掉悲剧的色彩。

文革飓风里,梦想破灭、生命骤逝的故事,上演了千重万回。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之“士可杀,不可辱”的结局,是文革历史中异常凄凉的一笔。傅雷本是个体制外的文人,在书房内静静地翻译著书,却被卷进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他曾经努力地“跟党走”,试图跟上“反右”浪潮,自己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风起后,居委会和红卫兵都上门抄家,不仅没收了他的藏品和生活用品,还查到了荒唐的“反党罪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周围是“打倒傅雷”的大字报。9月3日,傅雷夫妇上吊自尽。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傅雷的绝望心态。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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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遗书(网路图片)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在文革中被处死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位音乐艺术家,只因为在会上直言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就被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陆洪恩多次被在“斗争会”上被侮辱和毒打,最后,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既无审判过程也无上诉手续。

陆洪恩被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受到株连。16岁的儿子陆于为被发配新疆,十三年后,陆洪恩“平反”,其子才获准返回上海。他说,父亲没有留下骨灰、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他一根陆洪恩用过的指挥棒。

沈元,1955年中国高考文科状元,历史学界的奇才。在反右运动中,沈元被划为“极右分子”,几经沉浮。文革期间,事业渐有起色、组建了家庭的沈元和妻子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走投无路,四处躲藏。沈元后铤而走险,闯入某外国驻华使馆,欲求庇护不得。1970年4月18日,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枪决,时年32岁。

1980年,一张平反通知书送达沈家。沈母痛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

沈元的北大校友,郭罗基撰写了回忆北大反右运动的文章,题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

2007年6月22日,沈元的亲表哥沈君山在《表弟沈元》一文中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若只允许一个人有大脑,有思想,无论这个人多么英明、多么天才,而不允许其他亿万人有思想有大脑,那不只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里的个人悲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无论人口怎么多,疆土怎么广,也只会是关闭的小国,因为没有敢思考能创新的气氛和人才,就不会有科学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是翻了个身,把精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却并没有站起来。”

四个“S”--屈辱和灭亡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精神和体力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1967年,潘光旦病重。这时,老友叶笃义前来探望。潘对叶说,他在生活中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SURRENDER, SUBMIT,SURVIVE,即:投降、屈服、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吧。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SUCCUMB(死亡)。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重未得医治,在费孝通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王友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里记叙了这个故事。她分析说,这四个S,来自潘光旦内心深处的思考,不仅是对潘光旦教授一人,而且是对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

王友琴写:“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做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冲破谎言 找寻良知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在探讨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反思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反思这个群体的各式表现,是此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刘杰在《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失去良知》中说:“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失了良知和诚信。”他写道:“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文革”暴烈之下,知识分子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道出真相,慷慨赴死;有人为保气节,愤然自尽;有的忍辱负重,在悲苦中挣扎,还有人为求自保,违心地揭发、批判他人,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念。作为那场运动的亲历者,有些知识分子在事后选择遗忘,有人则以“宽容”的姿态表示原谅运动的发起人及执政党,也有人深刻自省,强调自身的良心“污点”,希望警示后人,警示未来。

许多人依然沉默,但是,终于有勇气的声音,打破了可怕的寂静。

关于“文革”,诗人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在回忆录中检讨和剖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

作家巴金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并未远去。对于持续十年之久、毁灭民族文化、扭曲几代人灵魂、颠倒黑白、泯灭良知的恶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明真相、汲取教训。在那场浩劫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丑剧、悲剧,留下了怎样的深刻教训?在恶意的挑动下,群众斗争群众,阵地和角色不断变换,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发批斗,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十六七岁的少年,被骗得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向自己的师长、向邻居挥起了皮带棍棒。

文化革命的红色海洋,写满了愚昧、无知和疯狂。为什么,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知识、尊严和生命变得一钱不值?为什么,在动乱之后的四十年,“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忌?无数历史的碎片,沉积在民族的书简里,等待更多的破译和记忆。

反思,因为昨日和明天;反思,纪念逝者,警醒生者。今天,红色的谎言仍在缠绕,禁锢灵魂,阻碍自由。反思,需要面对事实、剖析自我的勇气,需要以智慧去辨识真伪,以良知拥抱真相。

参考资料

  •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联经出版公司 ,2001年12月29日。

  •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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