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四五：毛氏實施倒劉密派夫人到滬   姚評《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大幕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四十五章   毛氏實施倒劉密派夫人到滬   姚評《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大幕

一九六五年，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進行總攻的準備已作好了，時機已經成熟了，但萬事俱備，還欠“東風”。三國時周郎有孔明借東風，毛澤東的“東風”又在何處？毛澤東發動“反右派”找了個“盧郁文匿名信”的藉口，要打倒劉少奇又該尋找個什麼題材？毛澤東左思右想，還得把彭德懷這個政治“殭屍”挖出來，以便借題發揮，把火燒到劉少奇身上。

以彭德懷作為發動文革的突破口是再恰當不過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彭德懷批評大躍進，毛澤東打倒彭德懷，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批大躍進，毛澤東要象打倒彭德懷一樣打倒劉少奇。再批彭德懷既是肯定大躍進的需要，又以此來吹響文化大革命的號角。

在把火燒到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前，還得把這一意圖隱藏起來，以此來麻痹對手。在公開場合裝出了要為彭德懷平反的積極姿態！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召見了彭德懷。毛澤東“親切地”對彭德懷說：

“你這個人哪，還是那個犟脾氣！平時總不來，好長時間也不寫信，寫信不寫則已，一寫就是幾萬言。你為什麼不打個電話來，寫個紙條來，花那麼大工夫寫長信幹什麼？你費了力氣，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滿意，何苦？我們還是談談，吵架可以，罵娘也可以，你有話可以說，你還是政治局委員麼，你還是我們的同志麼！”

“歷史上，真正的同志決不是什麼爭論都沒有，不是從始到終，從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爭論，有分歧不要緊，要服從真理，顧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個人意見放一放。所以，你來了，我歡迎！”

 “現在要建設大小三線，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是合適的。將來可帶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

“……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讓歷史去做結論吧！你也不要發牢騷，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變，真臭了也可以香起來麼！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我沒有忘記你，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

彭德懷聽了毛澤東一翻“肺腑之言”，感動得熱淚盈眶：“還是主席了解我！”

“親切”會見後，又是請彭德懷吃午飯，到下午三點多鐘，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毅將彭德懷送出來。並握手話別。

請讀者們注意：在接見彭德懷的人中除毛澤東以外，其餘的人在日後的文革中都被打倒或揪出來。而文革中的兩大紅人周恩來和林彪卻不在接見之列。這是否是日後林彪所說的：“毛澤東向我們交了底才沒有犯錯誤呢？”周、林二人知根知底，不來參與接見，其餘人並不知毛澤東的葫蘆里賣的什麼狗皮膏藥，還真以為毛澤東要為老彭平反呢。”就在毛澤東召見老彭的同時，康生奉毛澤東密旨主持的彭德懷、習仲勛專案組正在加緊工作，寫出報告，認定“彭德懷和黃克誠這些人是反革命、階級敵人。”

在把彭德懷打發出北京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了南方。此前數月，毛澤東已秘密授意江青到上海組織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拉開文革大幕。

吳晗寫《海瑞罷官》的初衷是響應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學海瑞”的號召，與彭德懷後來廬山會議上被罷官可謂風馬牛不及的事。此劇演出時恰在毛澤東製造的大躍進災難瀰漫中華大地之時，毛澤東夫人江青看了這個戲馬上就把海瑞與彭德懷聯繫起來，認為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開口批了許多的文藝作品，唯獨此時對《海瑞罷官》不公開表態。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發話了：“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了。”原來毛澤東是要把《海瑞罷官》作為最大的“毒草”加以掃蕩。以批《海瑞罷官》為由拉開“文化大革命”大幕，借吳晗先生的人頭，血祭“文革”戰旗。

吳晗先生肯定一萬個沒想到當年為響應毛澤東“學海瑞”號召所寫的一普通劇本能派上如此大的“用場”，自己不經意間竟在千年史冊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間，江青在毛澤東的暗中支持下，背着中共中央的絕大多數領導人，  秘密南下上海。找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柯慶施見是皇后娘娘駕到，又帶有聖上密旨，立即給以大力支持。將上海的幾支筆桿子張春橋、姚文元引見給江青，江青密報毛澤東，毛澤東龍顏大悅，張、姚二人受寵若驚，立即秘密起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

此文發表之日，恰是彭德懷到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報到之時。當彭德懷興沖沖地趕到成都走馬上任，秘書送來的《文匯報》上頭版頭條竟是姚文元《評＜海瑞罷官＞》，自己大名赫然列在其中。氣得猛拍桌子：“搞的什麼鬼名堂！”

 關於姚文元文章出籠的全部過程，毛澤東、江青二人於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在談話中作了說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

江青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些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