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四六：彭真抗命拋出《二月提綱》  掃清外圍揪出“反黨集團”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四十六章   彭真抗命拋出《二月提綱》  掃清外圍揪出“反黨集團”

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一發表，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動。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批判一個高級幹部，而北京市的中共要員們竟全然不知曉，北京市市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彭真一再向上海方面詢問此文發表的政治背景，詢問此文是不是毛澤東親自批准發表的，並公開表態：若是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北京的中央和地方報紙將全文轉載。但上海的張春橋奉毛澤東之命向北京嚴密封鎖消息。彭真詢問無果，決定不予轉載。但彭真以一個政治家的敏感注意到此文決不是簡單針對吳晗，實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作為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其下屬的副市長吳晗出了事情，那麼身為政治局成員的市長自然責任重大，而在公開批判之前竟無人向身為市長和政治局委員的透氣，這更是一個會將火燒到市長身上的危險信號！在共產黨內經歷了多次殘酷鬥爭的彭真面對此局面，想的是與其日後莫明其妙地被趕下台，倒不如先穩住陣腳抗爭一番。

姚文元的文章出籠後，全國各地的報紙都予以轉載，唯北京市和湖南省沒轉載。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是“正合朕意”。若北京也轉載，毛澤東對北京中央的討伐就顯得師出無名了。現北京不轉載，正好說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北京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興師討伐，名正言順。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以北京不轉載為由，下令出小冊子。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徵求訂購數量，彭真即命令北京的新華書店不表態。十一月底，毛澤東通過周恩來發布命令：北京市中央和地方報刊立即轉載姚文元的文章。胳膊終究擰不過大腿。彭真無可奈何，只得同意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但為了將局面引向對己有利的形勢，命令在轉載時，以學術討論的專欄加以限制，以避免上綱到政治問題。並說吳晗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也要批判。

根據彭真的指示，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報》、《前線》雜誌發表了鄧拓所寫的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 》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組織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吳晗的文章。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又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會議，會上強調“放”。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說：“先搞學術的，政治問題以後再說。”彭真想的是通過學術上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吳晗過關。

針對彭真避開政治問題，只談學術問題的作法，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對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震動很大。但沒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姚文元的文章是經毛澤東審定發表的，當時不提“罷官”的要害是出於戰術上的考慮。現在大批判已展開，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把“要害點”出來。以免彭真“誤導”“消費者”。

與其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話，倒不如說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要害”才是“罷官”。毛澤東要以此為實破口，罷掉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要員的官，當然首先是要罷掉劉少奇的官。

毛澤東的“要害是罷官”的指示傳出後，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錶王若水寫的《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此文數次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並與廬山會議相聯繫。

同時毛澤東秘密召見關鋒、戚本禹等秀才，關鋒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戚本禹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兩篇“要害”文章送中宣部要求發表。但這兩篇毛澤東授意的文章竟被中宣部扣押不發。中宣部長陸定一因此而成為毛澤東最早的打倒對象。

二月三日，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針對將《海瑞罷官》劇作者吳晗與彭德懷相聯繫一事說：“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會議之後，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的指示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匯報提綱》。（即著名的“二月提綱”）經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後，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對於彭真等人的匯報未表示同意，也沒說不同意。彭真見毛澤東沒有不同意見，即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經北京常委們同意後，於二月十二日將《二月提綱》批轉全國，作為批判《海瑞罷官》的指導文件。

《二月提綱》發向全國後，學術批判空氣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毛澤東在一旁不動聲色，任彭真在那裡充分表演。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澤東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說：“（二月）提綱是不分是非曲直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壞人，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指名要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著的雜文集《三家村扎記》、《燕山夜話》。

毛澤東一句話，讓此前彭真等人所採取的保護吳晗的一切措施、發出的一切文件統統成了廢紙一張。

四月一日，張春橋寫了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四月二日、五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原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關鋒等人遵照毛澤東、江青的命令所寫兩篇擊中“要害”的文章。

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周恩來、鄧小平主持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對彭真及《匯報提綱》的批評。與會者紛紛附合毛澤東對彭真的批評。陳伯達又從彭真歷史上的錯誤對其進行政治清算。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撤消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震驚世界的五、一六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此時的彭真雖未被撤職，但其頭上的烏紗帽已經“浮”起來了。

彭真為保烏紗帽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在書記處會議後採取丟卒保車的手法，指示《北京日報》在《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一批材料和編者按，在全國之先首次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並上綱上線到可怕的地步。對“三家村”的批判很快席捲全國，其聲勢之浩大可與反右鬥爭和大躍進相媲美。（筆者當時年僅十一歲，住在四川省榮昌縣，可是聲討“三家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上午的大字報，不到中午就會被覆蓋）

但彭真此舉毛澤東並不買帳，《前線》和《北京日報》批三家村的文章被毛澤東扣上了“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還在繼續玩弄花招，頑強抵抗”的罪名，彭真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三家村”被毛澤東一鍋端掉，彭真自己不久也被摘掉烏紗帽，打入死牢，身陷囹圄達十多年之久。

被毛澤東指證為“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結局就更慘了：鄧拓這位中共才華橫溢的新聞工作者在一月之後的五月十七日深夜高呼：“毛主席萬歲”後悲壯自殺。吳晗這位當年的反右干將不久就被關入監獄，其妻女也一同入獄，其心愛的女兒在獄中被逼瘋狂，一家三口死在獄中，慘遭滅門之禍！僅廖沫沙先生大難不死，十幾年後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老淚縱橫地控訴“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四月十九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出席會議，但無人知道此會議的主題是什麼。

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上說：“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有一、二個。”

 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會議再批彭真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歷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的。彭的本質隱蔽了三十年。”

 彭真在這次會議後被摘掉“頂帶花翎” 。

就在毛澤東以批《海瑞罷官》為突破口，向中國的赫魯曉夫發起進攻時，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公安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羅瑞卿突然倒台。

羅瑞卿事件是令人迷惑，知情人早已作古，其前因後果難以查尋，人們只能從事件的經過來分析其下台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並派夫人葉群攜吳法憲、李作鵬等人寫的揭發材料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

吳法憲、李作鵬所揭發的材料是一個“死無對證”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講了四條意見，希望他勸林彪接受。四條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護林總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三、今後林總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管了，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劉亞樓並說：“羅總長說只要你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

劉亞樓是否這樣對葉群說過，羅瑞卿是否對劉亞樓這樣說過，此時因劉亞樓已死，無法對證了。

毛澤東看了材料，聽了葉群的匯報後，當即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陰奉陽違而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並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羅是野心家。”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對羅瑞卿進行了背靠背的揭發批判，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奉毛澤東之命同羅瑞卿談話，責令其交待問題。但羅不但沒有老實交待檢查錯誤，反而表示受了委曲，為自己辯解。隨後毛澤東指示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組，專門對羅瑞卿進行批判。

中央工作小組於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在北京開會，對羅瑞卿進行面對面鬥爭。第一階段三月四日至十六日，四十二人參加，十二日羅瑞卿作了檢查後，招來了更加激烈的攻擊，其氣氛不亞於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羅瑞卿當初起勁地斗彭德懷，現在輪到別人起勁地斗他了。位置的突然轉換，令羅瑞卿受不了，三月十八日，在高呼“毛主席萬歲”後憤然跳樓自殺！毛澤東得知羅跳樓後竟大罵羅瑞卿“沒出息”！“沒出息”的羅瑞卿自殺又被定為是叛黨行為，被裝在籮筐里抬進會場繼續批鬥！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工作小組召開第二階段會議，與會人員增至九十二人，對羅瑞卿進行缺席的批判鬥爭。

批鬥會議結束後，中央工作小組作出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羅瑞卿被冠之以三條罪名：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三、公開向黨伸手，逼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活動。羅瑞卿被趕下台。

羅瑞卿何以被趕下台？至今為止公布的材料和相關回憶文章提出種種緣由：

其一、羅瑞卿搞大比武，與林彪的“四個第一”相衝突，引起林彪的不滿，對於這一點看來不足為信。作為戰場上九死一生的元帥林彪豈有不知大比武對提高部隊戰鬥力的作用？當年林彪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時，就組織部隊大練兵，並總結出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等著名的六大戰術原則，怎麼會當了國防部長後反而反對大練兵呢？再說六四年的大練兵是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批準的，林彪作為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持軍委工作，大練兵有成效他有一份功勞，大練兵錯了，他有一份責任，他又怎能因大練兵而恨羅瑞卿，想置他於死地呢？

其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提出培養接班人問題時，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要有三線接班人，羅瑞卿就此問題向林彪匯報時曾講過老幹部應當主動讓賢，一心想繼續上爬的林彪聽了，認定是羅要讓他讓賢，因此對羅瑞卿恨之入骨，遂決意把羅瑞卿打下去。這一點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因為林彪、羅瑞卿同年所生，當時都是五十九歲，就算羅對林說過“老幹部要主動讓賢”的話，林彪也決不會聯想到羅瑞卿會取自己而代之，因為論才能、威望、戰功羅瑞卿都比林彪差了幾大截。除非林比羅大過十幾歲，羅才會要林讓賢。再說，中共黨內讓不讓賢，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羅瑞卿來說這話，久經殘酷路線鬥爭的羅難道不知道伸手要官的危險性？

在蘇曉康先生的《烏托邦祭》中說是林彪使反間計欺騙了毛澤東導致羅被打倒。此言甚為不妥。羅瑞卿早在紅軍時期就是林彪的老部下，林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羅是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抗戰時在延安兩人又是直接的上下級關係，林是抗大校長，羅是抗大教育長，羅對林佩服得五體投地，二人相處極融洽。平津戰役後，羅曾主動要求到林彪的四野工作，羅的總參謀長又是林彪提名的。對羅可以說是知之甚深，林沒有任何整羅的動機。再說毛澤東是何許人也？林彪有膽量在毛澤東面前玩反間計？羅瑞卿幾十年來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深受毛澤東器重，豈是林彪的反間計就能整下台的？

在葉永烈先生的《毛澤東與林彪》中說羅的倒台是毛、林之間的一大交易：林幫毛打倒劉少奇；毛幫林搞掉羅瑞卿。但該書提供的林彪倒羅的動機太缺乏說服力，以林彪的肚量和幾十年出生入死的戰友情誼，決不會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搞掉對自己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老部下。

九十年代末，筆者在一書店看到一本書，其中有一章專門提到羅瑞卿事件。據林彪女兒林立衡對羅瑞卿女兒羅點點說：毛澤東要打倒羅瑞卿，林彪強烈反對，私下為此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吵。但最後也只得服從。林立衡的表白極可能是事實。看來羅倒台的原因還得從中共中央工作組為羅瑞卿定的三條罪名中去找，三條罪名中第一條才是導致羅下台的關鍵所在：“誹謗、攻擊毛澤東同志”，而後兩條只是拉出來作為陪襯而已。

羅瑞卿何時何地誹謗、攻擊過毛澤東？對此筆者手中無任何資料，不可妄談。但羅倒台的全過程卻有很多疑問之處：羅要林下台一說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以林彪的性格和為人，他會隨便告老部下羅瑞卿的御狀？以毛澤東的“英明”怎會一聽林彪告狀就罷免羅瑞卿？毛澤東為什麼說羅是“野心家”？為什麼把羅“讓賢”的話說成是針對林彪的？這些問題看似沒有答案，實際上不難得出答案：心直口快的羅在背地裡“誹謗、攻擊毛澤東”被人告了密，毛澤東授意林彪出面整羅瑞卿！而早在林彪告御狀前幾個月，毛澤東就已準備好了羅瑞卿的繼位人――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任命楊成武為軍委第一副秘書長。因此整羅瑞卿是深謀遠慮的結果，而決不是聽了林彪告御狀的一時心血來潮。縱觀毛澤東當政幾十年的整人手法，出面整人的人，恰是與被整人關係極密切的人，毛澤東正是以此手法來檢驗部下對自己的忠誠程度。

廬山會議上拼命整別人，又莫名其妙地被整的羅瑞卿似乎並沒從這種角色互換中吸取任何教訓。毛澤東死後的一九七八年，羅瑞卿發表了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文中聲稱：在長征路上林彪寫信給中央要毛澤東下台一事是林彪與“三反分子”――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彭德懷勾結起來共同密謀策劃的，並說：當時我是一軍團保衛局長，親自聽到林彪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行，還是你彭老總來。”羅瑞卿此文發表不久即去世，隨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為彭德懷徹底平反了。羅瑞卿在天之靈不知有何感慨？

就在羅瑞卿被趕下台時，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又因“在毛澤東住處安竊聽器”一事被揪了出來。加上幾個月後揪出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並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本來按慣例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後，中共高層有一段相對平穩時期。但是毛澤東的目的遠非如此，彭真等人的倒台，僅僅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政治大戰役拔除了一個外圍據點，精心準備了三年多的文革大幕已經揭開，一場政治狂飈即將席捲中華大地。在這一政治風暴中，上到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這些毛澤東的開國元勛，下到每一個華夏的草民百姓，無一不象木偶一樣地被毛澤東盡情玩弄後拋棄，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的慘絕人寰的政治浩劫：那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那沒完沒了的捆綁遊行；那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那沒完沒了的捍衛狂熱；那沒完沒了的血腥武鬥；還有那毀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上山下鄉……令每一個經歷過那場劫難的華夏子民一想起它就整個身心、靈魂都在顫粟、發抖。一直到毛澤東油盡燈殘，一命歸天后，史無前例的人類悲劇才告結束。但這場浩劫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卻是幾代人也難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