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訓：諸葛亮曾經寫兩封《誡子書》

中華民族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家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家訓歷史悠久，《尚書•無逸》是周公還政於成王之後對他所進行的告誡，已初步具有家庭教育的性質。如果將它算作家訓文獻，那麼家庭教育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至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而《顏氏家訓》的出現則是一個標誌性的成果。

　　《顏氏家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成熟的家庭教育文獻，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說：“古今家訓，以此為祖。”明代袁衷《庭幃雜錄》說：“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可見其在歷史上影響之深遠。

　　成熟的家教著作產生於相應的社會環境。《顏氏家訓》產生於北朝末期，正是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不斷發展成熟的歷史現實，孕育造就了這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經過長時期的歷史演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宗族組織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形成了不同於以前的社會歷史特點，這就是世家大族的興起。世家大族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社會階層，他們十分注重家族和家庭的教育，因而也帶動了整個社會家庭教育的發展和成熟。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注重文化傳承。魏晉南北朝出現了許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南朝伏暅、伏挺。《禮》學世家如賀邵及子賀循。文學世家如丘靈鞠、丘遲。醫學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祖孫三代。史學世家如王銓、王隱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科技世家如祖沖之、祖暅父子以及虞喜家族數代。書法世家如王羲之與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以及凝之妻謝道韞，都工書。直至陳隋之際王羲之七世孫釋智永仍為書法名家。

　　其二，家庭教育注重家風培養。士族家族以儒學作為自己的文化支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社會影響和作用已經波及整個社會。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忠、孝”，魏晉南北朝時期曾經以孝為首，不但士族家族如此，庶族家族也大抵如此。會稽永興人郭世道，剛一生下來母親就死去了，父親續弦，郭世道侍奉其父及繼母“孝道淳備”。十四歲時父親又亡，郭世道“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孝行感人。他的兒子郭原平也是孝子，“養親必己力”。郭原平外出做工，常自己餓着肚子，省下工錢為父母買食物。父親重病，郭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當時會稽鄉里十分注重“望計”和“望孝”兩種身份，一般都是大族仕途的起點，相當於著作郎和秘書郎。當時負責選舉的蔡興宗推舉山陰人孔仲智的長子為“望計”，推舉郭原平的次子為“望孝”。史載“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宋書》卷91《孝義•郭世道傳》）。唐長孺指出：“儒家所提倡的倫理秩序由內向外，由親及疏的擴展。將點放在作為一個家族成員的道德行為上，然後推及鄉黨。”（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儒家倫理秩序由內向外、由親及疏地向外延伸，從個人的盡孝開始，“百善孝為先”，“求忠臣必孝子之門”，孝於親必忠於君，由忠於君再延伸為忠於國家民族、忠於事業，忠於師友，忠於親人。尊老愛幼由血緣宗族擴展到社會，就是“仁者愛人”。宗族內部兄弟關係倫理為“悌”，推及社會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種延伸的過程對庶族宗族來說也是一樣的。翻閱《顏氏家訓》，忠孝二字的教誨極多：“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見危授命，不忘誠諫”；“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可以說忠孝是當時士大夫及庶族家庭最重視的家風。

　　其三，家風教育講究方式方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教育在實踐中創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總結起來有四種：

　　第一種是口頭訓誡。如《謝安傳》記載：“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同書《謝安附謝玄傳》載：“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謝安之所以滿意謝玄的回答，是因為他道出了自己望棟梁之材出於謝門的心情。《世說新語•言語篇》載：“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同書《文學篇》又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遏，即謝玄小字。謝玄所說，為《詩經•小雅•採薇》之句，此詩反映人們由於外敵侵擾，生活動盪不安的愁苦之情。謝安所說，為《詩經•大雅•抑》之句，表明定國安邦，訓順四方之意。當時東晉面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威脅，謝安通過討論《詩經》要兒女們立下安邦定夷大志的用意是很明顯的。

　　劉宋孝武帝的太子劉子業，在其父西巡時，給其父寫信問安，“書跡不謹”。孝武帝訓誡他說：“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北魏司徒楊椿告老還鄉，臨行時把子孫召集起來，訓誡說：“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魏書》卷58《楊播附楊椿傳》）

　　第二種是書面訓誡。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誡子文書，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誡子》、王肅《家誡》、王昶《家誡》、郝昭《遺令戒子凱》、殷褒《誡子書》、嵇康《家誡》、諸葛亮《誡子書》、羊祜《誡子書》、杜預《與子耽書》、顏延之《家誥》、蕭嶷《誡諸子》、王僧虔《誡子書》、徐勉《為書誡子崧》、魏孝文帝《誡太子恂以冠義》、崔光韶《誡子孫》、崔休《誡諸子》等都是教育子孫的文書。最典型者當屬諸葛亮的《誡子書》。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藝文類聚》卷23《人部•鑑戒》）

　　這篇《誡子書》，不但講明修身養性的途徑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與學習的關係；不但講明了寧靜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縱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則方面對其子嚴格要求，循循善誘，甚至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也體現出對子女的細微關懷。他的另篇《誡子書》說：“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太平御覽》卷497《人事部•酣醉》引《諸葛亮集》）

　　這句話是說：擺設酒宴，目的在於合乎禮節和溝通感情，以適應身體和心性的需要為度，盡到禮節便可退出，這就達到和諧的極點了。當主人興致未盡，客人略有倦意的時候，可以飲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錯亂的程度。這是諸葛亮在具體事情上對子女的訓誡。有人認為，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他死時才8歲，而上述兩封《誡子書》所言內容，不像是對兒童講話，因而懷疑其系後人偽造。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為嗣子這件事，就不會對上述兩封《誡子書》有懷疑。諸葛喬建興六年（228年）25歲，早已是成年人了。諸葛亮的兩封《誡子書》，應是給已經成年的嗣子諸葛喬的。諸葛喬與在東吳的哥哥諸葛恪俱有名於當世，很多人都認為諸葛喬的才氣不如其兄諸葛恪，但在品性修養方面則超過了諸葛恪，這應當是諸葛亮教育的結果。

　　第三種是行為訓誡。東晉名臣陶侃出身貧寒，年輕時做過縣吏，曾利用職務之便給母親湛氏送去一罐醃魚。湛氏不肯吃，還責備陶侃說：“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晉書》卷96《列女•陶侃母湛氏傳》）謝安侄子謝玄，年輕的時候喜歡佩戴紫羅香囊，謝安怕他玩物喪志，“因戲賭取，即焚之”，用這種行為加以教育，自此謝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謝安兄子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小時候一次大病初癒後，在叔父謝安處與僧人支遁談玄，論爭得十分激烈。謝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擔心兒子過度勞累傷身，兩次派人叫謝朗回去。謝安總捨不得讓謝朗走，想讓他們論出個結果。王氏只好親自跑到謝安家，說：“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哭着把謝朗拽走。謝安對支遁說：“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晉書》卷79《謝安傳》）表示了對嫂嫂行為的理解和尊重。這兩件事反映了謝氏家族重教育、講禮節的門風。

　　第四種是因勢利導。南齊人張緒之子張充“不持操行，好逸游”。一次張緒請假回家，剛到西城郭，便看見兒子到郊外打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張充也看到父親的船駛來，便放下獵鷹和獵狗，在岸邊拜見。張緒沒有責備他，而是一語雙關地問：“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張充面有愧色，回答：“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張緒便鼓勵他說：“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果然，第二年張充便修身養性，刻苦攻讀，後與從叔張稷同有名望（《梁書》卷21《張充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