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嘉公式二年（公元1057年），以文章着称的曾巩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并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他为官期间，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在各地期间，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他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终年65岁。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当时曾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自此名闻天下，并有《元丰类稿》传世。曾巩的文体风格为“古雅平正”，并擅长引经据典，文章结构则平易理醇，章法开阖、承转、起伏。正因为其文章易于模仿和学习，所以他成了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学习的首要对象。

　　然而，如今说起曾巩，可能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又似曾不识的感觉，就连百家讲坛的名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也将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定义为“非常七加一”，认为只是为凑八个而硬添了一个。就连《龙文鞭影》一书也有“张华龙公式，闵贡猪肝。渊材五恨，郭奕三叹”的描述，其中的宋人刘渊材的“五恨”就是：“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曾巩）不能作诗。”

　　其实则不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曾巩流传至今的诗作有400多首，虽然与苏轼、欧阳修的诗词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大多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寓意深刻。对曾巩的文学成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考量：不同于苏轼的豪迈飘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洁峻切，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曾巩的散文平正温雅。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对他的评价就非常高：“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王安石在《赠曾子固》中这样夸赞曾巩的文采：“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而苏轼在《送曾子固公式越得燕字》中说：“醉翁门下士，杂公式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由此可以看出，曾巩入唐宋八大家，非无能充数之辈，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着称。《宋史》中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着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墨池记》是曾巩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曾巩开篇直接介绍墨池，然后便开始提出问题，紧接着又进一步提问，最后曾巩由墨池得出感慨，再引申“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本来是写墨池的，由墨池引申到王羲之的书法，说王羲之的书法不是天生的，是苦练的，由苦练又过渡到苦练道德，由苦练道德又过渡到仁人志士的思想也应该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源远流长。这是曾巩文章的特点，周正温和。他层层递进，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突兀，是温雅的说理。由此可见，其文功底之深，说理之严谨。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给人的印象是突出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在光芒万丈的文学光环之下，曾巩也是一名能干的廉吏。如果当时有“三严三实”的话，他也算是一位实干的典型。他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安徽、河北等地任职，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均成效卓着，颇有政声。

　　公元1057年，不善于钻营的曾巩考上进士，当年他已经39岁。公元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越州沿袭旧制，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有一段时间，酒坊钱不多，不足部分被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并确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后，衙门却“责赋如初”，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征收赋税。

　　曾巩在越州遇到了饥荒，为让老百姓解燃眉之急，他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并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使饥民能就近购买粮食。同时，他还筹集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通过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稳度过了灾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公元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着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义和团，皆发端于齐鲁大地。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行为明显下降，风气为之一清。

　　儒雅之气的曾巩不像现在某些钻营的官员，眼睛只盯着上司的好恶，反倒抛弃守土爱民之责。曾巩既勤政又务实。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集民工两万人。曾巩通过开展人口普查，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大明湖已是济南的着名景点。

　　公元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并进行救治。曾巩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多鲜活的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

　　还有一件事，曾巩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曾巩提前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许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大军路过本地。

　　公元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

　　仕途虽无大进，但在实际工作中，曾巩讲究实干。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让他离开。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第二年，朝廷认为，曾巩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北宋1082年，曾巩丧母，因而罢职，公元1083年，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一代文豪曾巩逝去虽近千年，但其为人处世、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仍旧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