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八一：學潮再起胡耀邦倡對話下台   呼喚民主方、王、劉被中共開除

巴山老狼  著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一章   學潮再起胡耀邦倡對話下台   呼喚民主方、王、劉被中共開除

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改革進入了第六個年頭，隨着改革的進行，共產黨的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聚斂錢財並暴富的醜陋行徑引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共產主義專制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再次成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五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不禁使每一個炎黃子孫心氣難平、感慨萬千！當年的戰敗國在一片廢墟的焦土上，在二十餘萬平方公里土地就居住了一億人的狹窄空間中，在礦產資源極度貧乏、且得向戰勝國美國賠償巨額資金的惡劣生存環境中，竟擠身為世界最發達國家之列，人均收入兩萬多美元。反觀中國，一九四五年作為戰勝國就已擠身世界四大列強，地大物博的中國其經濟發展的硬環境遠遠在小日本之上。但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戰敗國成了世界最強國之一，當年的戰勝國成了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僅二百多美元！  

我們西南的鄰邦印度，其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國土僅是中國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且中部是高原、沙漠，自然資源貧乏，國內民族矛盾尖銳、教派衝突不斷。可是自五十年代初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建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其國民巨大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的釋放，短短的三十多年就發展成了一具初具規模的現代國家。其人均國民總產值超過中國。  

東南亞各國在二戰後埋頭致力於發展經濟，到八十年代初其經濟水平僅次於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等地，人均收入在三千美元致七、八千美元不等。  

在世界的其它國家，東德遠遠不如西德，朝鮮遠遠不如韓國，同為中國人的台灣省，一九五Ｏ年時，經濟發展水平與大陸相差無幾，人均收入同為幾十美元，到一九八五年時已達一萬多美元！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不是說先進的社會制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嗎？那麼被共產黨吹噓為“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被“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究竟是為什麼？  

強大了的日本“飽暖思淫慾”，出現了想重溫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的苗頭：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職身份開了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惡劣先例；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想一筆抹殺二戰時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徑；日本的軍費開支逐年上升，其絕對數額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面對未來隨時可能出現的日本威脅，以中國現有的國力你能抵禦得了嗎？  

想當年，日本人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小小日本從此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成了亞洲霸主。而稍晚在中國的百日維新卻失敗了，失敗的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成了誰都可以隨意凌辱的東亞病夫。痛定思痛，國人終於認識到：是社會制度的落後，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方方面面的極度落後。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只有變革舊的政治制度，民族才有復興的希望。只有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國家才有強盛之時。  

以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和“九、一八”事變五十四周年為契機，在北京和全國各高校爆發一場愛國民主學潮。莘莘學子們走上街頭大聲吶喊。  

九月十三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貼出了第一張關於“九、一八”的大字報《我們該怎樣紀念“九一八”》。文中提出：“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可以不念舊惡，與日本人民友好往來。但是，對日本政界少數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戰爭、復活軍國主義的逆流，卻不能再容忍下去。”  

大字報貼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學在下面加注了一條情緒激烈的批註：“我們北大曾以友好地接待過中曾根和幾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舉動並未感動這個海盜民族。同學們，不要再沉默了。難道我們北大的學生只敢因晚上關燈這種事而示威遊行嗎？！！”  

這張大字報立即引起了全校學生的注意。但校方怕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於當晚將大字報揭下。此行徑引起了學生們的強列不滿。  

北大學生的情緒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注，生怕由此引了出又一場大規模學潮。中共北京市委對此向北大的黨委提出了四點意見。北大校方於九月十六日以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的名義發出聯合公告，力圖疏導學生。但校方這一做法引起學生們的強烈反感：學生們不過貼了幾張大字報，你們為什麼這樣緊張？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你們還要壓制，我們偏偏堅決要求去天安門廣場。隨後又出現大批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已遠遠超出了紀念“九、一八”的意義，其內容變成了向共產黨的專制政權爭民主、自由和人權。  

也就在十六日下午，校方遵照中共當局的指示向全校學生作國際形勢報告時，遭到學生們的起鬨、喝倒彩、吹“噓”聲。更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中途退場。中共當局在北京大學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為制止學生們將在九月十八日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北大校長丁石孫於十七日下午向北大兩千多學生幹部、共產黨骨幹作報告。當晚北大學生貼出了大字報，號召學生們第二天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集會。同時在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出現了要求學生自發到天安門遊行的小字報。

九月十八日這天，中共當局如臨大敵。下午兩點左右，幾千學生在校南大門集結。準備遊行向天安門進發。同時校方組織學生幹部組成人牆，並關閉南校門，把學生們完全阻止在了校園內。就在遊行學生與阻止學生上街的共產黨學生骨幹嚴重對峙的時候，中共當局出動大批公安人員後，終於把一場示威遊行扼殺在搖籃中。    

自九月十八日夜開始，一輪新的大字報論戰又開始了。中共當局雖在白天成功地阻止了學生的上街，但由此而引發出來的對整個共產專制的聲討，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卻是令他們始料不及的。由此而產生的校園震動和社會影響更是遠比“九、一八”紀念日前學生要求遊行示威大得多。    

 九月十八日當晚，遊行組織者“遊行董事會”貼出《有感於“九一八”紀念遊行未遂》的大字報，對校方和學生幹部阻止遊行的行為強列不滿。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行後又貼出了《彈劾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院判決書》，控告校長丁石孫、校團委及學生會幹部違反憲法，並判決停止他們的政治權利十年、八年、四年。  

  九月二十日一份大字報宣稱：“民主與專制戰於北大，專制勝！但這沒有完！專制受奠祭的時刻也該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華民主不可無！我們要大聲疾呼，還我民主！還我民主！”“外面雖是秋風落蕭蕭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筍象雨後一樣何其多，民主的趨勢方興未艾，且以雷霆般的腳步走來……”    

九月二十一日，一份題為《我的話》的大字報，對共產黨開國以來的專制進行了強烈的聲討：“在黑暗的、專制的年代，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他們堅信：‘秋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麼！’”

……  

象這樣內容的大字報每天都有幾十份。  

面對學生的民主呼聲，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採取了與學生們勾通並疏導的方針。九月二十八日，國家教委、中宣部、共青團中央、北京市委召開了北大問題座談會。會後，一大批中共副部級以上的高幹到北京市各大學與學生們座談。這既是一種懷柔政策，也表明當時中共高層對學生爭民主呼聲持開明的態度。  

此後大學校園又重歸寂靜。    

一九八六年，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經濟層面的改革成果被來自專制政治體制的種種制約、腐敗吞嗜殆盡，最廣大的民眾從改革中甚至沒得到任何好處。人民怨聲載道。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似乎也察覺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一九八六年五月在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爾布魯克時說：“城市改革實際上是全面的體制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學、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六月，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等人匯報經濟情況時又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的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鄧小平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對廣大知識分子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共產黨內的一些知名學者、科學家也紛紛就政治體制改革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其中猶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最為著名。  

方勵之是中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早在一九八○年方勵之就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現在存在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危機，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僵化，用過時的結論得到的失敗的結果而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勵之就在一次演講中明解提出：“在一個大學的環境裡，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真理是要比外邊更加開放，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思想不能突破。”“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發展。”  

當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出來後，此公更加無所顧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勵之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講話中提出：“三權分立我想是可能的，這是民主化必須做到的，民主社會是多元制的，單元的統治必然會造成獨裁、專制！”並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身份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宣傳民主、自由、多黨制。這些講演在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不誇張地說，一九八六年底大規模的爭民主、自由運動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與方勵之先生八六年後在學生中廣泛宣傳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難怪他成了鄧小平通緝的第一號人物。   王若望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時代，此公於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產專制之苦。對共產專制摧殘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體會。在鄧小平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後，此公對此是最為熱心。在多次講演中提出：“資本主義的要點，就叫自由經濟，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都是把人們依附在戶口簿上，工作證上，而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點。”“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不如它，包括選舉。”“黨改革以後將是怎樣的形勢呢？請允許我再開放、寬鬆一點說，要實行多黨政治。”    

劉賓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說《在橋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後來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後活躍在文壇上，數次發表揭露中共官場醜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鄧小平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此公受到極大鼓舞，成為全盤西化的積極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能夠像樣的說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國家，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模式，現在還拿不出來。”“事實上現行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的出路就在於私有制，在於‘全盤西化’”。    

不但是知名的專家學者衷心擁護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中共嚴密控制下的輿論工具也發出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吶喊。廣州市青年報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給資本主義“平反”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的文章，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社會形態是不可逾越的。”九月十二日又發表了劉賓雁的《中國一直進行着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文中以毛澤東開國幾十年對人性的摧殘、對生產力的破壞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落後的本質。十月四日又發表了方勵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指出只有實行多黨制和民主監督，才能有效地克服當前社會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中共的輿論工具敢發表如此文章，也許得到了中共高層改革派的默認或暗中的支持也未可知。    

一九八六年也是世界民主運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這年菲律賓獨裁幾十年的馬科斯政權一朝土崩瓦解，馬科斯隻身出逃。海地獨裁政權也在一夜間被推翻。這無疑又使學生們看到了在中國結束獨裁政治的希望。在世界民主潮流洶湧、當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日益頻繁、人民民主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學生中出現了比改革更為激進的吶喊。北大歷史系學生楊裁安、張曉輝醞釀成立“青年馬克思派”組織，起草了《青年馬克思派宣言》。《宣言》中以前所未的激烈言辭揭露和抨擊共產黨幾十年在中國的血腥、黑暗、獨裁的統治：“共產黨像一隻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網延伸到四面八方，……主動用暴力橫蠻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萬物的步伐，把它的統治變成了徹底的黑暗之國……共產主義制度在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為路標，留下這樣無情的結論：共產主義失敗了。現在任何制度，恐怕都不會比這一鐵血怪物更加無恥、更加殘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擊了。……青年馬克思派必須強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傳，求得儘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響的民主勢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把影響注入軍隊之中，使士兵脫離自己的依附狀態，進而組成自己的秘密組織。……”    

 但此《宣言》剛在學生中散發，張、李二人就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北京市中級法院處以重刑。   鄧小平說要政治體制改革，專家學者們論證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內的民主派呼喚政治體制改革，學生們強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較大的爭民主運動。  

一九八六年底的民主運動是從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起因是不滿共產黨的所謂“人民代表”的選舉辦法。    

十二月一日，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內出現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僅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們“為真正的民主進行鬥爭”，由此揭開了學潮序幕。    

 十二月四日晚，科技大召開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大會。會上八名學生登台演說，要求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區”。校長方勵之在會上發表演講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這次會議應當成為我們科大民主化進程的一個起點。我再次保證，人們要保護這樣一個民主化的環境。” 

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近萬學生舉行遊行，他們一路高喊“不要恩賜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們奮鬥”、“打倒封建獨裁”、“打倒官僚主義”、“孫中山萬歲”、“要民主民權民生”的口號。隊伍行至市府廣場時，學生宣讀了《遊行宣言》。後又湧進中共安徽省委大院，提出了“報導學生遊行集會、成立合肥地區大學聯合行動組織、保障學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三項要求。    

 十二月九日，學生們再次上街遊行。他們打出了“二千年帝制百姓無權老爺作主，三七載共和人民當家官僚滾蛋”、“為民主‘送喪’、為自由‘致哀’”、“摧毀封建堡壘、打倒專制獨裁”、“改造中國”、“真正的民主靠我們戰鬥”等等。當晚科大校園出現了題為《一黨專制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的傳單，傳單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成為阻礙民主民展的主要障礙……如果說一個事物他們產生、發展和壯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話，那麼無疑他個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將是歷史的必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只能與其它社會科學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絕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與其他政黨同等。”    

在安徽學生爭民主運動的影響下，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學生不斷出現大字報，呼籲上街遊行。交大還成立了由馬列主義雙學位班學員和計算機系研究生等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提出了遊行口號是“喚醒民眾，爭取整個社會的民主”、“改革欺騙的選舉制度、改革陳舊而極大壓制了人民創造力的戶籍制度、改革由國家行政手段統治的新聞廣播制度、改革侵犯個人利益的檔案制度”等。    

十二月十八日，同濟大學校園貼出大字報，號召學生“到外灘向市政府請願”。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慌忙到交大與學生們進行對話。會場十分混亂。只要江澤民說到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台下就是一片噓聲。十名學生先後登上講台，抨擊當今的社會制度“嚴重扼殺了人的個性”、“長期以來我們受着少數官僚的沉重壓迫，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人權”，“共產黨搞的是愚民政策”。    

十九日下午近三萬學生到外灘市政府大廈，提出四條要求：（1）江市長講話，承認這次民主運動是正義的、愛國的、合法的；（2）承認大學生有貼大字報的自由，遊行合法；（3）《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如實報導這次學生運動；（4）江市長必須保證遊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江澤民竟於次日凌晨調動兩千多名公安強行驅散遊行學生，雙方發生衝突。被捕學生達三百名之多。

江澤民的鎮壓招致學生們的強烈反抗。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市高校學生連續舉行罷課、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與此同時，南京市大專院校、杭州市大專院校、長沙市大專院校、武漢市大專院校、哈爾濱市大專院校、成都市大專院校相繼出現聲援合肥科大學生的大字報和示威遊行。    

在安徽中國科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爆發後，北京市這個中國政治神經最敏感的都市的大學生們也奮然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和自由。  

十二月十日，清華大學出現一份題為《還我民主――皖省政府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的大字報。次日北京大學出現全面介紹中國科大學生民主運動的小字報。十二日夜出現了大量爭民主的小字報。其中一份對學生極具號召力：“民主要靠自己爭取，北大在民主運動中不能走在前例，將愧於北大傳統和民主歷史。”    

 十二月十五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現了一份科技大學的《告全國高校同學書》及三幅合肥學生民主運動遊行的照片。此後呼籲學生遊行聲援科技大學的大字報、小字報大量出現。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共約五千學生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呼喚民主自由。當遊行隊伍到達白石橋，遭到中共武警的攔截。  

為了制止日益高漲的學生爭民主、自由運動，北京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了限制遊行示威的十條辦法。    

十條出台後，引起了學生們的更大義憤。二十七日，北大學生貼出大字報，對十條剝奪學生的遊行示威權利表示了強烈的憤慨！    

 二十九日凌晨，學生們自發在校園內組織遊行，呼喊着“要民主自由”、“打倒專制”、“打倒獨裁”、“廢除十條”、“新聞自由”等口號，並相約在元旦到天安門廣場遊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名“首都高校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字報《元旦示威去！！！》出現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校。主要內容是：  

“中華大地上新生的民主運動已到了嚴峻的關頭、當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與非暴力工具，妄圖一舉以高壓將代表着民族真正希望的這一運動悶殺在搖籃中。    

青年們，怎麼辦？難道我們真的願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沉默中去嗎？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在專制的桎梏下象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活着嗎？    

我們第一次聯合示威活動是在新年元旦，中午十二點開始，下午五點結束，地點西長安街新華門，方式靜坐示威。屆時將由代表向當局提出如下要求：    

一、由基層黨員民主選舉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選舉中央委員會；二、由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成員由人大提議、審議和任命；三、允許私人和團體自主辦報刊，徹底改變一家壟斷新聞媒介的醜惡局面；四、禁止政治迫害，釋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運動而抓押青年學生。  

……  

中共當局在得知學生們要在一月一日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的消息後，萬分緊張。鄧小平也從幕後走上前台，於三十日召見胡耀邦，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問題向“皇太子”胡耀邦耳提面命。根據鄧小平的指令，北京市政府宣布元旦節在天安門廣場實行戒嚴，嚴厲阻止學生們的遊行示威活動。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中午時分，數千名學生按預定的計劃到達天安門廣場。面對戒嚴的局面，學生們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秘密聚集，突然打出了橫幅標語，呼喊“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修改十條”等口號進行遊行。十幾分鐘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進行鎮壓，逮捕了百多名遊行學生。（這種場面與共產黨所拍的影片中地下黨員們在國民黨眼皮下組織的飛行集會遊行並被鎮壓的情節簡直就一模一樣）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再次被中共的武力鎮壓了。  

一月初，鄧小平、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幾個老人召見胡耀邦，指責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逼胡耀邦辭職。在此之前，胡耀邦在與名記者的談話中說了“贊同鄧小平同志全退休”的話後，鄧小平一群老人們就對胡恨之入骨，想立馬把胡耀邦趕下台。只是苦於沒有機會。現在抓住學生鬧學潮的時機，乾脆不等下次黨代會召開就把胡耀邦搞掉。一月六日，鄧小平的講話以中央文件形式在全國傳達：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我們講民主，不能照搬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這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要得到證明。如果我們搞到人均收入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時就能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人類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鬥方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自由化脫離了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一個凝聚力，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        

我看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象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辦？    

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儘量少，儘量避免流血。但他們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辦法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儘量避免流血，一個人不死最好，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要把鬧事的為首的抓起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在此會上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們對思想較為開明的胡耀邦大加指責，特別是被胡耀邦從監獄中平反昭雪出來的薄一波對胡耀邦破口大罵四個多小時！此會上胡耀邦宣布辭職。鄧小平幾個老人指定趙紫陽代理中共總書記。會議結束後，胡耀邦在會場外失聲痛哭！

 一場由鄧小平號召政治體制改革而引發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搖旗吶喊的，學生們上街遊行示威的民主運動以胡耀邦成替罪羊下台，方、王、劉被開除出黨而宣告結束。鄧小平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角色：始作俑者是他，對民主運動進行鎮壓的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