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八一：学潮再起胡耀邦倡对话下台   呼唤民主方、王、刘被中共开除

巴山老狼  著

第十篇：  民主启蒙、民族觉醒、“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第八十一章   学潮再起胡耀邦倡对话下台   呼唤民主方、王、刘被中共开除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改革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随着改革的进行，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钱财并暴富的丑陋行径引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再次成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热门话题。  

一九八五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不禁使每一个炎黄子孙心气难平、感慨万千！当年的战败国在一片废墟的焦土上，在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就居住了一亿人的狭窄空间中，在矿产资源极度贫乏、且得向战胜国美国赔偿巨额资金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竟挤身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人均收入两万多美元。反观中国，一九四五年作为战胜国就已挤身世界四大列强，地大物博的中国其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远远在小日本之上。但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战败国成了世界最强国之一，当年的战胜国成了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仅二百多美元！  

我们西南的邻邦印度，其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国土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还不到，且中部是高原、沙漠，自然资源贫乏，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教派冲突不断。可是自五十年代初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其国民巨大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释放，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了一具初具规模的现代国家。其人均国民总产值超过中国。  

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埋头致力于发展经济，到八十年代初其经济水平仅次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人均收入在三千美元致七、八千美元不等。  

在世界的其它国家，东德远远不如西德，朝鲜远远不如韩国，同为中国人的台湾省，一九五Ｏ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与大陆相差无几，人均收入同为几十美元，到一九八五年时已达一万多美元！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不是说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吗？那么被共产党吹嘘为“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被“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强大了的日本“饱暖思淫欲”，出现了想重温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苗头：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开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恶劣先例；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想一笔抹杀二战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日本的军费开支逐年上升，其绝对数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面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日本威胁，以中国现有的国力你能抵御得了吗？  

想当年，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小小日本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了亚洲霸主。而稍晚在中国的百日维新却失败了，失败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成了谁都可以随意凌辱的东亚病夫。痛定思痛，国人终于认识到：是社会制度的落后，造成了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极度落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有变革旧的政治制度，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只有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才有强盛之时。  

以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和“九、一八”事变五十四周年为契机，在北京和全国各高校爆发一场爱国民主学潮。莘莘学子们走上街头大声呐喊。  

九月十三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贴出了第一张关于“九、一八”的大字报《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文中提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不念旧恶，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但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却不能再容忍下去。”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学在下面加注了一条情绪激烈的批注：“我们北大曾以友好地接待过中曾根和几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举动并未感动这个海盗民族。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而示威游行吗？！！”  

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了全校学生的注意。但校方怕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于当晚将大字报揭下。此行径引起了学生们的强列不满。  

北大学生的情绪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生怕由此引了出又一场大规模学潮。中共北京市委对此向北大的党委提出了四点意见。北大校方于九月十六日以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的名义发出联合公告，力图疏导学生。但校方这一做法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学生们不过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紧张？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你们还要压制，我们偏偏坚决要求去天安门广场。随后又出现大批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已远远超出了纪念“九、一八”的意义，其内容变成了向共产党的专制政权争民主、自由和人权。  

也就在十六日下午，校方遵照中共当局的指示向全校学生作国际形势报告时，遭到学生们的起哄、喝倒彩、吹“嘘”声。更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中途退场。中共当局在北京大学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为制止学生们将在九月十八日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北大校长丁石孙于十七日下午向北大两千多学生干部、共产党骨干作报告。当晚北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学生们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去游行集会。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现了要求学生自发到天安门游行的小字报。

九月十八日这天，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下午两点左右，几千学生在校南大门集结。准备游行向天安门进发。同时校方组织学生干部组成人墙，并关闭南校门，把学生们完全阻止在了校园内。就在游行学生与阻止学生上街的共产党学生骨干严重对峙的时候，中共当局出动大批公安人员后，终于把一场示威游行扼杀在摇篮中。    

自九月十八日夜开始，一轮新的大字报论战又开始了。中共当局虽在白天成功地阻止了学生的上街，但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对整个共产专制的声讨，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却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由此而产生的校园震动和社会影响更是远比“九、一八”纪念日前学生要求游行示威大得多。    

 九月十八日当晚，游行组织者“游行董事会”贴出《有感于“九一八”纪念游行未遂》的大字报，对校方和学生干部阻止游行的行为强列不满。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行后又贴出了《弹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院判决书》，控告校长丁石孙、校团委及学生会干部违反宪法，并判决停止他们的政治权利十年、八年、四年。  

  九月二十日一份大字报宣称：“民主与专制战于北大，专制胜！但这没有完！专制受奠祭的时刻也该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华民主不可无！我们要大声疾呼，还我民主！还我民主！”“外面虽是秋风落萧萧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笋象雨后一样何其多，民主的趋势方兴未艾，且以雷霆般的脚步走来……”    

九月二十一日，一份题为《我的话》的大字报，对共产党开国以来的专制进行了强烈的声讨：“在黑暗的、专制的年代，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他们坚信：‘秋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  

象这样内容的大字报每天都有几十份。  

面对学生的民主呼声，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采取了与学生们勾通并疏导的方针。九月二十八日，国家教委、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召开了北大问题座谈会。会后，一大批中共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到北京市各大学与学生们座谈。这既是一种怀柔政策，也表明当时中共高层对学生争民主呼声持开明的态度。  

此后大学校园又重归寂静。    

一九八六年，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层面的改革成果被来自专制政治体制的种种制约、腐败吞嗜殆尽，最广大的民众从改革中甚至没得到任何好处。人民怨声载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似乎也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一九八六年五月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尔布鲁克时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六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经济情况时又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对广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共产党内的一些知名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其中犹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最为著名。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早在一九八○年方励之就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现在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僵化，用过时的结论得到的失败的结果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励之就在一次演讲中明解提出：“在一个大学的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开放，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统思想不能突破。”“大学就不应受某些思想的约束。对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可以提出疑问，加以研究和发展。”  

当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出来后，此公更加无所顾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励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必须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并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到许多高校发表演讲，宣传民主、自由、多党制。这些讲演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六年底大规模的争民主、自由运动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与方励之先生八六年后在学生中广泛宣传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难怪他成了邓小平通缉的第一号人物。   王若望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此公于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产专制之苦。对共产专制摧残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体会。在邓小平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此公对此是最为热心。在多次讲演中提出：“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都是把人们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而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党改革以后将是怎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    

刘宾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说《在桥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后来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后活跃在文坛上，数次发表揭露中共官场丑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此公受到极大鼓舞，成为全盘西化的积极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制，在于‘全盘西化’”。    

不但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衷心拥护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中共严密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发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呐喊。广州市青年报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给资本主义“平反”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不可逾越的。”九月十二日又发表了刘宾雁的《中国一直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文中以毛泽东开国几十年对人性的摧残、对生产力的破坏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落后的本质。十月四日又发表了方励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指出只有实行多党制和民主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当前社会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中共的舆论工具敢发表如此文章，也许得到了中共高层改革派的默认或暗中的支持也未可知。    

一九八六年也是世界民主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这年菲律宾独裁几十年的马科斯政权一朝土崩瓦解，马科斯只身出逃。海地独裁政权也在一夜间被推翻。这无疑又使学生们看到了在中国结束独裁政治的希望。在世界民主潮流汹涌、当局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日益频繁、人民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学生中出现了比改革更为激进的呐喊。北大历史系学生杨裁安、张晓辉酝酿成立“青年马克思派”组织，起草了《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宣言》中以前所未的激烈言辞揭露和抨击共产党几十年在中国的血腥、黑暗、独裁的统治：“共产党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网延伸到四面八方，……主动用暴力横蛮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万物的步伐，把它的统治变成了彻底的黑暗之国……共产主义制度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为路标，留下这样无情的结论：共产主义失败了。现在任何制度，恐怕都不会比这一铁血怪物更加无耻、更加残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击了。……青年马克思派必须强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传，求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民主势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于把影响注入军队之中，使士兵脱离自己的依附状态，进而组成自己的秘密组织。……”    

 但此《宣言》刚在学生中散发，张、李二人就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处以重刑。   邓小平说要政治体制改革，专家学者们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学生们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较大的争民主运动。  

一九八六年底的民主运动是从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起因是不满共产党的所谓“人民代表”的选举办法。    

十二月一日，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指出“人民代表大会”仅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人们“为真正的民主进行斗争”，由此揭开了学潮序幕。    

 十二月四日晚，科技大召开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会上八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区”。校长方励之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这次会议应当成为我们科大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我再次保证，人们要保护这样一个民主化的环境。” 

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近万学生举行游行，他们一路高喊“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的口号。队伍行至市府广场时，学生宣读了《游行宣言》。后又涌进中共安徽省委大院，提出了“报导学生游行集会、成立合肥地区大学联合行动组织、保障学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三项要求。    

 十二月九日，学生们再次上街游行。他们打出了“二千年帝制百姓无权老爷作主，三七载共和人民当家官僚滚蛋”、“为民主‘送丧’、为自由‘致哀’”、“摧毁封建堡垒、打倒专制独裁”、“改造中国”、“真正的民主靠我们战斗”等等。当晚科大校园出现了题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传单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阻碍民主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说一个事物他们产生、发展和壮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无疑他个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将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他政党同等。”    

在安徽学生争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学生不断出现大字报，呼吁上街游行。交大还成立了由马列主义双学位班学员和计算机系研究生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提出了游行口号是“唤醒民众，争取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欺骗的选举制度、改革陈旧而极大压制了人民创造力的户籍制度、改革由国家行政手段统治的新闻广播制度、改革侵犯个人利益的档案制度”等。    

十二月十八日，同济大学校园贴出大字报，号召学生“到外滩向市政府请愿”。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慌忙到交大与学生们进行对话。会场十分混乱。只要江泽民说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是一片嘘声。十名学生先后登上讲台，抨击当今的社会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长期以来我们受着少数官僚的沉重压迫，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共产党搞的是愚民政策”。    

十九日下午近三万学生到外滩市政府大厦，提出四条要求：（1）江市长讲话，承认这次民主运动是正义的、爱国的、合法的；（2）承认大学生有贴大字报的自由，游行合法；（3）《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如实报导这次学生运动；（4）江市长必须保证游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江泽民竟于次日凌晨调动两千多名公安强行驱散游行学生，双方发生冲突。被捕学生达三百名之多。

江泽民的镇压招致学生们的强烈反抗。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市高校学生连续举行罢课、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南京市大专院校、杭州市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武汉市大专院校、哈尔滨市大专院校、成都市大专院校相继出现声援合肥科大学生的大字报和示威游行。    

在安徽中国科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后，北京市这个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都市的大学生们也奋然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和自由。  

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出现一份题为《还我民主――皖省政府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的大字报。次日北京大学出现全面介绍中国科大学生民主运动的小字报。十二日夜出现了大量争民主的小字报。其中一份对学生极具号召力：“民主要靠自己争取，北大在民主运动中不能走在前例，将愧于北大传统和民主历史。”    

 十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现了一份科技大学的《告全国高校同学书》及三幅合肥学生民主运动游行的照片。此后呼吁学生游行声援科技大学的大字报、小字报大量出现。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约五千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呼唤民主自由。当游行队伍到达白石桥，遭到中共武警的拦截。  

为了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争民主、自由运动，北京市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了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办法。    

十条出台后，引起了学生们的更大义愤。二十七日，北大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十条剥夺学生的游行示威权利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二十九日凌晨，学生们自发在校园内组织游行，呼喊着“要民主自由”、“打倒专制”、“打倒独裁”、“废除十条”、“新闻自由”等口号，并相约在元旦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出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校。主要内容是：  

“中华大地上新生的民主运动已到了严峻的关头、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与非暴力工具，妄图一举以高压将代表着民族真正希望的这一运动闷杀在摇篮中。    

青年们，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沉默中去吗？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专制的桎梏下象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活着吗？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是在新年元旦，中午十二点开始，下午五点结束，地点西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一、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二、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三、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四、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  

中共当局在得知学生们要在一月一日到天安门广场去游行的消息后，万分紧张。邓小平也从幕后走上前台，于三十日召见胡耀邦，就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问题向“皇太子”胡耀邦耳提面命。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北京市政府宣布元旦节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严厉阻止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活动。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中午时分，数千名学生按预定的计划到达天安门广场。面对戒严的局面，学生们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秘密聚集，突然打出了横幅标语，呼喊“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修改十条”等口号进行游行。十几分钟后，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逮捕了百多名游行学生。（这种场面与共产党所拍的影片中地下党员们在国民党眼皮下组织的飞行集会游行并被镇压的情节简直就一模一样）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再次被中共的武力镇压了。  

一月初，邓小平、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几个老人召见胡耀邦，指责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逼胡耀邦辞职。在此之前，胡耀邦在与名记者的谈话中说了“赞同邓小平同志全退休”的话后，邓小平一群老人们就对胡恨之入骨，想立马把胡耀邦赶下台。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抓住学生闹学潮的时机，干脆不等下次党代会召开就把胡耀邦搞掉。一月六日，邓小平的讲话以中央文件形式在全国传达：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我们讲民主，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收入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时就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我看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办？    

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尽量避免流血。但他们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一个人不死最好，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要把闹事的为首的抓起来。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在此会上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们对思想较为开明的胡耀邦大加指责，特别是被胡耀邦从监狱中平反昭雪出来的薄一波对胡耀邦破口大骂四个多小时！此会上胡耀邦宣布辞职。邓小平几个老人指定赵紫阳代理中共总书记。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在会场外失声痛哭！

 一场由邓小平号召政治体制改革而引发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摇旗呐喊的，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的民主运动以胡耀邦成替罪羊下台，方、王、刘被开除出党而宣告结束。邓小平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始作俑者是他，对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还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