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八二：民主潮流不可擋世界大變革   民運精英在吶喊中國大躁動

巴山老狼  著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二章    民主潮流不可擋世界大變革   民運精英在吶喊中國大躁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世界和中國醞釀着一場巨大的變革。  

自從列寧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在的世界建立了第一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國家後，由於共產主義與生俱來的罪惡基因，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反倒是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最明顯的比較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東德與西德、北朝鮮與南朝鮮，相同的民族、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起點、僅僅是社會制度不同，僅時隔四十年，發展水平就有巨大的差別。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經濟高速發展之時，社會主義國家卻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經濟、道德、信仰危機之中。當老一代的頑固統治者離開政治舞台後，新一代的領導人終於產生了某種危機感，意識到再不進行制度上的變革，就會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歷史真是一個魔幻大師，誰也料想不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竟是從世界第一個共產專制國家蘇聯開始。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登上了總書記的寶座。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飛躍發展的經濟、科技、文化，再回頭看國內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下定了變革的決心。最初戈爾巴喬夫也想仿效鄧小平進行經濟層面的變革，但是變革的艱難超出了變革者的想象。六十多年一成不變的官僚專制體制對變革的本能性抗拒，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團對變革的阻撓和破壞，使得改革事業舉步維艱。自一九八六年起，戈爾巴喬夫果斷地決定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一九八六年，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在這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不但果斷地撤換了大批思想僵化的老人，而且提出了令蘇聯人民興奮不已、令世界對之刮目相看的兩個政治口號：公開性、民主化。  

 公開性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國家的重大政策決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主要情況要向人民公開，包括領導的錯誤、工作中的失誤，以及社會的陰暗面。二是要讓人民群眾能夠就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公開發表各種意見，展開討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三是人民對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進行公開的監督、公開揭露其缺點錯誤和不法行為。他說公開性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途徑既是動員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法，又是動員群眾實施政治監督的手段；既是改革的一項基本內容，又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公開性是同開放性聯繫進來的，它還意味着對外關係上從封閉走向開放。  

 民主化的內容是“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戈爾巴喬夫說，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核心，是改革不可逆轉的保證。應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來認識民主應有的位置。而蘇聯社會以往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一種精英統治原則”，是違背社會主義的。人民才是決定性的力量。應當通過改革把人民置於應有的位置上。為使改革不可逆轉、不遭遇失敗，一個單值的結論便是加深和擴大民主。辦有真正感到自己是主人，才會把家裡搞得秩序井然。沒有群眾的“合唱”，改革只會成為“孤鴻哀鳴”。只有通過民主，才能為社會主義最強大的創造力――在自由國家的勞動和自由思維打開天地。他還認為，民主是要突出人的問題，突出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而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感不只是一個心理感情問題，它還是一個經濟概念、政治概念、社會概念。圍繞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要解決人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社會保障，以及為實現人的價值開闢各種途徑，強調發揮個人的作用。這些思想，後來逐步發展成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    

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幟下，蘇聯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成了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雖然由於國內尖銳的民族矛盾，民主改革最終導致國家的解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極權制度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土崩瓦解，人民獲得了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力得到了保障，成了國家真正的主人。 

無獨有偶。就在蘇聯開始搞公開性、民主化之時，東歐的匈牙利也自動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

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民主運動被蘇聯血腥鎮壓後，匈牙利在卡達爾的領導下於六十年代初開始了經濟層面的改革，（後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與此有點相似）也取得了一點成效，但由於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本身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匈牙利的經濟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為零，消費品價格卻上漲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人民的實際收入下降達百分之五，外債高達一百六十多億美元，平均每人一千五百美元。  

面對經濟的巨大困境，自一九八七年起，匈牙利政治局面開始動盪，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學者在洛基泰萊鎮就匈牙利現實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的出路召開討論會，會議通過的決議認為：匈牙利正面臨着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危機，整個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前景。    

此次會議後，各種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新三月陣線”、“青年民主戰士聯盟”、“科學工作者民主工會”、“民主論壇”、“公開性俱樂部”、“匈牙利民主青年”等等。這些組織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對共產黨執政幾十年的歷史、現行政策和社會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反對派聯名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卡達爾下台，要求從憲法上限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權力。    

也許是卡達爾對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請蘇軍鎮壓本國人民心懷幾分愧疚，再加蘇聯已經開啟政治體制改革，面對反對派的吶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強硬的措施。    

與此同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以政府總理格羅斯為代表的一派主張進行改革。同時還有比格羅斯更為激進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愛國人民陣線全國委員會總書記波日高伊。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呼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上中央機構也大幅度進行了調整，格羅斯當選為總書記。格羅斯當選總書記僅幾分鐘，就對電視台的記者說：“這次代表會議標誌着徹底的變革。”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黨中央全會又通過決議，正式宣布：“在匈牙利特定的情況下，政治體制多元化可在多黨制的範圍內實現。”    

 一九八九年五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又為一九五六年反抗共產主義暴政的人民起義平反，重新安葬了這次事件的領導人納吉。    

一九八九年六月，匈牙利各黨派舉行圓桌會議，就廢除一黨專制、民主選舉、修改憲法、建立憲法法庭、政黨法、更改國名等達成一致意見。    

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更名為社會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覆滅。同時國會根據社會黨與反對派圓桌會議談判結果，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改，取消了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作用的條款，軍隊國家化，內務部門非黨化，解散工人衛隊。    

 一九九Ｏ年三、四月，匈牙利舉行了大選，匈牙利四十五年的共產黨獨裁專制宣告結束。    

東歐的波蘭自共產黨當政以來，人民反抗共產暴政的運動就從未停止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爆了震驚世界的大罷工和團結工會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幾近解體，有三分之一的黨員退黨，近一百萬的黨員參加了團結工會，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和一名政治局委員參加了團結工會。面對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在當時蘇聯的勃涅日列夫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由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理，宣布全國實行軍管，逮捕了五千多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並取締了團結工會。    

 軍管使全國局勢出現了暫時的穩定。但刺刀和槍炮帶來的穩定又能持續多久呢？當波蘭共產黨迫於世界的壓力取消軍管、釋放政治犯後，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再次舉行罷工抗議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並強烈要求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    

歷史進入八十年代末期，當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走上了改革之路並提出“公開性”和“民主化”口號後，波蘭的共產黨人們終於可以在沒有外來壓力之下自己決定怎樣處理本國的事物了。雅魯澤爾斯基決定與團結工會進行政治對話。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與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就召開圓桌會議問題進行了第一次會晤。這次會晤後，歷時二十天的全國大罷工宣告結束。    

一九八九年一月，波蘭共產黨召開十中全會。這次全會是波蘭歷史上不同尋常的會議，對波蘭大步走向民主、自由道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雅魯澤爾斯基在會上提出了在波蘭實行政治和工會多元化的主張。經過激烈的辯論，全會通過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立場》的決議。    

一九八九年二月和四月，波蘭政府、各政黨和團結工會和各社會組織的五十七名代表舉行了圓桌會議。經過反覆的磋商，會議通過了三個基本文件：《關於政治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體制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工會多元化問題的立場》。    

軍管當局的首腦自行提出並實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這對波蘭國家和人民是一大幸事。圓桌會議後，波蘭終於走上了民主、自由之路。    

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匈牙利、波蘭所進行的民主改革對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從這些變革中人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大廈將傾。    

幾乎所有東歐共產黨專制國家都開啟了政治變革。唯一不想變革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下令對要求變革的民眾開槍後，導致軍隊倒戈。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憤怒的倒戈軍隊打成篩子！  

  世界在變革，中國也在不斷地發生新的變化。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由體制弊端而產生的極度腐敗也使得人們對政治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當鄧小平等老人們把趙紫陽扶上台時，原本期望趙紫陽吸取胡耀邦下台的教訓，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大張旗鼓的批判。但事與願違，趙紫陽作為一個開明的共產黨人，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多大的興趣。坐上總書記的寶座不久就下令停止進行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並對一些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牽連的知識分子進行了保護。同時又對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津津樂道。正是趙紫陽的開明，才使得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現了一個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這種寬鬆的政治環境與當時蘇聯的公開性、民主化運動和東歐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鬥爭匯成了一股共產專制國家變革的歷史潮流。    

受趙紫陽的開明政策的鼓動，中國的文學界、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一大批對現實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的作品問世，引起了社會的各界的強烈反響。各種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改革”成了中國人民議論最多的話題。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觀濤等人主編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就世界走向、人類價值觀、中國如何跟上歷史發展潮流、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民主、人權、自由、科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介紹和探討，這套叢書在大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日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此片由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撰稿，經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批准播出。此片對傳統的中華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喚全民族對歷史和現實的反省意識，提出中華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殤》中令人深思、令人振聾發聵、令人迴腸盪氣、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語言甚多，在此摘錄其中部分獻給讀者：    

在當今的世界上，面對着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臨着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沉重……    

在中國文化中有某種寬容惡勢力的成份；在中國民族性格中，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致命弱點；……    

無論是黃河、尼羅河，還是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以及印度河，這幾條著名的東方江河，都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    

但是，五千年過去了，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這幾個最先閃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遲一個個黯淡下去了。    

在喜馬拉雅山背後的這個黃種人的文明卻異乎尋常地延年益壽。……    

並不是中國文明多麼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長，恰恰是整個古老世界的最後掙扎。    

在我們的民族情感上，總有這樣一個誤區：似乎近百年的恥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零年以來，總有人用古代的榮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弱和落後。    

我們的考古發現再豐富、文物古蹟再精美、文明源頭再延伸，難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對於後代的嘲笑嗎？難道不是讓我們今天的遺憾、懊悔和慚愧更沉重嗎？    

我們的千年帝國之夢，早在康熙大帝那會兒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緊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我們應當勇敢地正視歷史。    

龍的傳人啊，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裡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象淤積在黃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沖刷。

這場大洪峰已經來到。它就是工業文明。它在召喚我們！    

當我們終於向全世界宣布對外開放、驟然推開國門的時候，我們對這個星球是何等陌生。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恥辱才能領悟到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幾千年來，中國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着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作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    

這來自西方的海嘯，決不象過去從蒙古高原上洪水般衝決下來的游牧文化，泛濫一陣便很快退得無影無蹤。海上來的是一種新文明，古老的華夏農業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於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外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這極為矛盾的救亡與近代化的雙重變奏，近百年來交替書寫着中國畸形的歷史，真是錯綜複雜，頭緒萬分，剪不斷、理還亂，讓中國人付出了無數沉重的代價！

公元七五一年，中國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會戰。唐朝的慘敗使中國再也沒能回到中亞去。但這場戰爭卻在科學史上意義重大。數萬被俘的唐朝人給阿拉伯人、西方人帶動了造紙術。接着活字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相繼從中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在那裡石破天驚。中華民族智慧凝成的偉大發明，竟成為歐洲封建社會的催命符，“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歐洲贏得了繼希臘以來又一個技術發展高峰。……西方到十七世紀便把一直遙遙領先的中國拋到後面去了。    

然而，四大發明在它們的故鄉卻是命運不濟。最早點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國人，沒能成為最早飛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幾百年一貫制，至今還只發揮着驅鬼避邪的功能。紙和印刷術這種不可估量的通訊傳播手段，傳到歐洲僅僅幾百年就摧毀了那裡的封建堡壘；但在史集浩瀚、藏書成風的中國，一千年也沒能釀成知識“爆炸” ，到頭來還是西方反過來向我們輸入了鉛印技術。儘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紀就在《夢溪筆談》裡描述了羅盤針和磁偏角現象，可中國從來沒能成為海上強國，倒是西方列強們靠羅盤針的指引逼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如此捉弄中國人呢？    

睜開眼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同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 。一九六○年的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年時超過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我們總以為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現在的比率發展下去，有人作了一個很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難怪有人更大聲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 

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沉的嘆息：為什麼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這是一個更大的噩夢。它從驪山那座大墳不斷彌散出來，充塞着兩千年的歷史空間。近百年來，多少次想把它徹底葬送進墳墓里去，可它卻始終死而不僵。    

歷史在古老的磨道里碾得那樣緩慢、沉重。黃河在它那淤滿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麼緩慢、沉重。    

 洪水還會再來嗎？    

動亂永遠過去了嗎？    

我們在問黃河，也在問歷史。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復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卻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至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今天，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終於有人勇敢地第一次舉手投了否決的一票，這是何等不容易呵！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管這個改革將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和風險，我們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們身後曾經洪水泛濫，我們的身後也曾經動亂不已。我們必須朝前走，衝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也許我們會遭受挫折，但是，這不正如那位功敗垂成的鯀，用它的失敗為兒子大禹鋪墊了成功嗎？    

讓我們這一代用雙肩把憂患的重擔挑起來！    

那是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永不再憂患！    

當內陸文明在華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時候，蔚藍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儒家文化或許有種種古老完善的“法寶” ，但它幾千年來偏偏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種可怕的自殺機制，不斷摧殘自己的精華，殺死自己內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這個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縱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難免玉石俱焚了。    

歷史證明：按照一種內陸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雖然也能容納現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衛星可以上天，原子彈可以爆炸，但卻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為滋潤這片乾旱的黃土地時，……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黃土地市原重新獲得生機。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    

黃河最終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    

黃河的痛苦，黃河的希望，造就了黃河的偉大。    

黃河的偉大，也許在於它在海洋與高原之間創造了一片新大陸。    

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滾滾千里泥沙將要這裡沉積為新大陸。    

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裡同黃河相碰撞。    

黃河必須清除它對大海的恐懼。    

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衝動。    

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蔚藍色的大海。    

《河殤》的播出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其威力不亞於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紛紛來電、寫信，讚揚《河殤》。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高度評價《河殤》。國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也從此劇的播出認為中國將會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中共高層也對此劇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據說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電視台大吵大鬧，要封殺此劇。而開明的趙紫陽對此劇大加讚賞。在接見外賓時，在外國人面前也對此劇大大地誇獎一番。並把此劇錄像帶作為禮品送給國外友人。  

《河殤》一片也並非沒有瑕疵，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鳴。但瑕不掩瑜，《河殤》一片不啻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幾十年中出現的最震撼人心、最發人深省、最富批判性、最具啟迪性的一部政論性作品。對《河殤》一片不論作出多麼高的評價都不為過。此劇深刻的歷史思想性、社會哲理性和生活現實性讓每一個中國人面對歷史和現實都不得不進行嚴肅的反思，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極度貧困落後？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沒有建立法制，中國將永難擺脫被動、落後、貧困、挨打的命運。    

《河殤》的播出是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極大地激發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變革專制制度，愛國圖強的熱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覺醒。為一年後爆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繼《河殤》後，蘇曉康等人又策劃拍攝比《河殤》更具鮮明政治觀點、更有時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產黨幾十年歷史的政論片《五四》，準備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播出。但是拍攝中的此片卻因後來作者、顧問們簽名釋放魏京生一事被中共當局封殺。    

蘇曉康先生在《河殤》播出後，又與羅時敘、陳政合作，寫出了揭露中共高層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此書是繼《河殤》後又一具轟動效應的力作。該書以記實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高層政治鬥爭的黑暗一幕。當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再一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為了住權力，不惜以幾千萬農民的身家性命作賭注、不惜把跟隨自己幾十年且立下赫赫戰功的彭德懷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專制魔頭。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說的“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共產主義來到世間，又何嘗不是如此！《烏托邦祭》對中共高層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國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共產專制制度的黑暗。    

 趙紫陽時期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也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大力傳播創造了條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後，竟然還可以公開地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並從事政治活動！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勵之與其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出席慶祝“五四”運動六十九周年大會。並宣布由他親自主持的“民主沙龍”正式開場。方勵之在會上說：“我現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現代化不分國界。”方勵之的北大“民主沙龍”為日後震驚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勵之接受香港《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占體制，唯有變革公有制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時報發表了《方勵之談大陸知識分子處境》一文。文中說：“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    

劉賓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後，一直在努力想創辦共產專制下的第一張民辦報紙，並為此大力奔走呼號。

王若望先生又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併力爭在中國內地公開註冊登記，合法地進行活動。    

北京大學教授金觀濤提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觀察》雜誌主編、有幾十年共產黨齡的戈揚更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以及陳一咨、李澤厚等一大批共產黨的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新聞自由的主張。    

在大學校園，自七七年初的爭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學生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就在中共政權日益腐敗的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恬靜的校園也涌動着對現實、社會、腐敗、分配不公、共產專制制度的強烈不滿的潮流。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名研究生在學校三角地貼出《致七屆人大和七屆政協的公開信》，信中呼籲“兩會儘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問題，把這個問題真正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上加以考慮，制定出一套有利於教育事業全面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公開信一貼出，當即在會上簽名的就達數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師在三角地貼出《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四月九日，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工聯誼會部分會員在校內貼出《致七屆人大新任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    

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中共領導的呼籲沒有任何回音。學生們又有人提議到人民大會堂前給中共“兩會”代表們擦皮鞋。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幾名研究生以勤工儉學的名義，要為中共的代表們擦皮鞋，此舉大丟共產黨的臉面。被公安人員強行阻攔。四月十日，幾十名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中共代表們擦皮鞋，再遭公安人員的干預。此舉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的關注。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學生柴慶豐被當地無業人員殺害。此事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義憤，學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學生們貼出了許多針對中共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題為《！！！》的大字報中說：“是時候了，我們沉默了那麼久，那麼久！是時候了，欺騙一次又一次，把我們籠罩。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社會！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報中說：“柴慶豐同學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實這是社會腐敗、政府無能、貪官污吏橫行的表現。現實的中國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儘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經濟發展的面紗，其實肌體已經腐爛，脊梁已被壓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們，時機到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把社會風氣、黨風問題、政治體制、貪官污吏、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待遇問題加在一起算總賬！”一篇題為《並非離題》的大字報中說：“誰還相信被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紀的‘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嗎？右耳（指鄧小平）相信嗎？黨風不正的根源在哪裡？現在大家都有數，正如歷代屢禁不止的貪官污吏現象要隨封建社會一同消滅一樣，本世紀內我們就不用幻想‘黨風根本好轉’了……唯有放棄馬列，實行多黨制，真正廢除終身制，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會徹底。”    

在眾多的聲討共產黨的大字報中，有兩付對聯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  

我欲重振華夏雄風，卻原來是共產黨（擋）路；    

你想達到小康水平，無異於在現代化（畫）餅。    

其二：  

要民主合理，爭自由合理，護人權合理，合理不合法，見他媽的鬼，那狗屁‘十條’！  

喝民血失節，沾國家失節，飽私囊失節，失節必失心，滾你娘的蛋，這無恥一黨！  

隨着學生們情緒的激動，各校商定於六月八日到天安門進行遊行示威。但由於共產黨派出公安人員和武警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嚴密控制，這次由柴慶豐被害事件引發的學潮被平息。  

就在中華民族醞釀着又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之時，在西藏又發生了藏民要求獨立的遊行示威活動。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市的成百僧侶、藏民舉着“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當共產黨當局決定在拉薩戒嚴時，消息又很快被泄露給遊行的人群。參與遊行的人全部逃出了共產黨的羅網。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的中國黨風、社會風氣大腐敗，學生們的民主、人權、自由意識更加濃厚，人民的不滿更加強烈。同時自然災害也空前的頻繁。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東北大、小興安嶺突發空前的森林火災。彌天的大火足足燒了一個多月，數千萬公頃的森林化為烏有，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一九八八年，建國以來的最大空難在重慶發生；武漢沉船事件；上海列車顛覆……十多年少見的天災人禍在此時頻頻發生。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向中國人民暗示着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