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八）：第八章　延安窯洞的賢內助（下）

一九四○年前後，上海和其他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領導下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紛紛來到延安，使本來偏僻、荒涼的小城鎮和黃土磚砌的窯洞山坡上，顯得活躍起來，各種思想也在革命隊伍中曼延開來。

毛主席和江青談了許多晚上，了解這些文人的情況，研究他們的思想狀況，有些不清楚的，江青就去深入調查。經過一番努力準備，毛主席開始着手寫一本關於論述無產階級文化的著作。

江青對毛主席說：“我看這本書就叫《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論》，在主席的領導下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軍事理論和政治理論，還應該有自己的文化理論。這本書，正好補充這方面的不足。”

毛主席考慮再三，把這本書的名字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當江青謄抄這篇文章開頭那幾句氣勢磅礴的話時感到無比激動：“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

江青在和毛主席議論當時文化戰線的狀況時，說：“周揚他們都說自己是黨在白區文化工作的代表，其實，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們在文化上大搞關門主義，是一夥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魯迅。”

毛主席點點頭說：“我對魯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利劍。”江青接過來說：“而周揚和田漢他們恰恰都是反魯迅的先鋒。”

於是，毛主席為了粉碎黨內一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代表的政客們的企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當毛主席寫到“骨頭最硬”，“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這幾句話時，他看着江青，心裡說：“這也是對你的肯定和讚揚啊！但願你不驕不躁，永葆這種本色。”

同時，江青還建議毛主席給文藝工作者講一次話，她說：“主席，你應該給他們講講，幫助他們分清一些理論上的是非。現在一些人演的戲、唱的歌、寫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聽不懂，這裡就有個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這支隊伍會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嗎？”

 “好，你的這個意見很好，你幫我進行一下調查研究，幫我約見一些人，各種代表人物都要有。你再擬定些題目，我們一塊解決這個問題。你這個秘書沒有白當嘛。”

江青領會了毛主席的意思，積極按毛主席安排的去做，主動去團結各方面的人，見了周揚、夏衍那些人，也認真和他們商量文藝上的一些問題。周揚他們是最會看風使舵的，來到延安，看到毛澤東的威信如旭日東升，江青又成了他的妻子，敢不巴結逢迎。江青不管這些人狗臉貓臉的變化，大方地熱情地又很有分寸地和他們談論工作，吸納各種不同意見，幫助毛主席了解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為毛主席準備好了一份詳細的講話提綱。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點，延安文藝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陸續地進入楊家嶺的一個平房似的會議廳。許多木製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長凳排放在裡面，挨着門口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鋪了一塊白布，便是主席台。當代表們差不多到齊時，江青跟在毛主席身後，一塊來到會場。

江青穿着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軍裝，短髮甩在後面，手裡拿着一個筆記本，謙和地朝認識的人笑了笑，就坐在毛主席身後負責記錄的位置上。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毛主席開始了他載入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史冊的講話。他不時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自己也隨着笑起來。他沒有忘記正在做會議記錄的江青，是她促成了這次講話，是她給自己整理了這份講話提綱。她的才華橫溢，與眾不同，性如烈火和溫柔順從的良好結合，使他的領導工作有了得力的內助；她對問題的獨到認識，談笑自如的風格，使自己找到了紅顏知己。他話鋒一轉，指着身後的江青說：“她是我的顧問，她在上海就演過戲，所以接觸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為那時，江青同志已是共產黨員了，外人不曉得，但是我們知道。她在各種小報上寫了很多的文章，就講如何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在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這是個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上來寫文章和出作品。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當着這麼多的藝術家和作家，毛主席肯定和表揚了自己，江青內心很激動，但絲毫沒有表現出不安和張揚，她知道，革命的路還長，毛主席的事業正蒸蒸日上，自己這個“內助”的擔子很重很重。

第一次座談會後過了二十天，毛主席再次發表演講。那些名學者、大藝術家、大作家們的聽眾，象一群溫順的小學生，聽着毛主席講出和江青商討過多次的那一段話：“有人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這種觀點對不對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確。”毛主席微笑着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這些話確實十分準確地擊中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核心和要害，代表了江青的思想和認識。

由於出於偉大領袖毛主席之口，無人敢非議，但幾個了解內情又堅持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的文人，真正領教了江青的“厲害”，內心對她恨得要死。

江青愛憎分明，政治嗅覺敏銳，是毛主席最忠實的流動哨兵，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最信賴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當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在延安盛傳胡宗南要派特務打入延安進行破壞，頭子就是胡公冕。這時延安的肅反立刻進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劉少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這篇文章，立刻對毛主席說：“少奇同志的這篇文章有問題，他閉口不談階級鬥爭，不談革命，只是空談要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真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是什麼？黨內孟什維克主義有那些本質特徵？如何消除假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等等，這些問題不明確，只高喊清算黨內孟什維克主義思想，這樣的提法會在黨內形成混亂和誤解。還是象你提出的正確區分兩條路線的鬥爭比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審幹運動中有些問題處理得也不太好。”

 “什麼問題？”毛主席警覺地問，他對最近出現的審幹和搶救活動已經有所考慮。

江青說：“他支持彭真在運動中打擊了許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慶施就是其中一個。據他們搞的材料說，柯慶施是國民黨的特務，主要的證明人是張秀岩。而張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親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們已經將柯慶施同志關押了兩年了，連柯慶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據柯慶施在拘留室給我寫來的信說，真正寫了‘反共啟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劉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慶施同志在莫斯科時，是我們共產黨員中唯一見過列寧同志的，他要是國民黨的特務，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現在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這個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這麼嚴重嗎？”毛主席十分驚訝，立即通知康生前來，親自了解柯慶施的案件。

康生說：“不錯，柯慶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親自抓的，少奇同志也過手。我雖然負責中央的審幹和肅反，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經過我這裡，大量的案子處理是由各單位自己來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說：“江青向我講了柯慶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這個案子的全部材料調來，我要親自看一看。在沒有弄清問題之前，你通知有關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來做。總之，今後再不能允許出現逼死人的現象。我們對肅反的方針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務分子，我們一個不殺，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各單位自己處理大多數的問題，必須遵循這個原則，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力量，這樣才能弄清是非，解決問題。”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馬上去找彭真，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要求他們認真執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過問下，柯慶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獄，就去見毛主席，當着江青的面，雙淚長流，一個勁地說：“毛主席真偉大，毛主席真偉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黃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動地說：“要謝你就謝江青同志，是她發現了審幹和肅反中的許多問題，向我報告了你的情況，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慶施感激地對江青說：“毛主席有了你這樣的賢內助，是我們黨的幸事，你為我們黨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慶施又向毛主席詳細地匯報了劉少奇和彭真等人在華北局拉幫結夥，包庇自首叛變分子的問題。毛主席說：“這些先不要講了，事情複雜，等革命勝利後我們會進一步弄清真實情況的，那時也可能就會真相大白。

你先要學習忍耐。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共產黨員不學會顧全大局就幹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據江青的建議，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親自給康生等有關負責人寫信的形式，來解決肅反和審幹中出現的問題，專門寫道：肅反的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建議把這幾句話在防奸雜誌上刊登，以讓全黨知曉。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鄧小平寫了一篇《正確地開展除漢奸反特務鬥爭》，其中說：“我們對特務分子，也應該寄予憐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熱忱去勸導提醒與感動他們。即使對那些最頑固的特務分子和屢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採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後突破的方針。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沒有不能突破和爭取最後轉變的。”

　　康生拿着這篇文章給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馬上說：“這是毫無原則的溫情主義，歪曲了主席爭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說：“我們黨內的這種溫情主義並不能代表正確的路線，而只會給特務和變節分子以可乘之機。我有個發現，凡是主張對壞人寬恕的人，對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別狠毒，認為這些人是他們貫徹執行錯誤路線的最大障礙，恨不得一口把他們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說：“這個問題值得注意，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相持階段的延安，最容易產生各種思想傾向，若不及時發現問題，因勢利導，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隊伍中的不良思潮，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的大好形勢，那麼不光影響抗日戰爭的結局，而且會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事業。

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妻子和機要秘書，除了照顧主席的生活和身體健康，還忙於幫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奮，每天都讀很多的書籍、報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獲取大量信息，然後就向毛主席匯報，談個人的看法，有時還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發現，之所以在中央高級領導人中出現這方面那方面的問題，根子還是缺乏馬列主義原著的學習，從而背離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線。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開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彭德懷和鄧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環節，要實行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政策。

江青看了這次會議簡報，馬上指給毛主席：“這些提法同你和黨中央提出的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武裝鬥爭，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納入階級鬥爭學說中去指導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戰爭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的方針，都是相對立的。還有，在抗日鬥爭進入緊要關頭，彭德懷這位武將卻在《論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三個中心工作》的講話中，宣揚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以來，各國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這是進步的、有正義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張的。我們要不分階級、不分性別、不分職業的平等，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敬互愛。’你聽，這是些什麼話？”

 “放屁之言！”毛主席輕蔑地說：“這個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愛出風頭，也不管是不是應該他出來講話，老毛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他不感興趣，就是熱衷於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點文的，所以就僱傭了幾個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說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懷又發表了《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繼續宣傳他的錯誤觀點。鄧小平在太行地區幹部會議上號召人們學習這篇談話，報刊上接二連三地刊登學習這篇東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後，急忙對毛主席說：“你看看你這位老鄉，越鼓吹的起勁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會造成嚴重影響。他的這些東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沒有什麼兩樣。”

毛主席說：“你替我起草一個東西，批評他的那一套國民黨都可以接受的觀點。他的那些謬論，觸動不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們的同志麻痹大意，成為資產階級的俘虜。”

像往常一樣，江青寫得飛快，一篇體現着毛主席意圖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博愛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談話不強調民主是為着抗日的，而強調是為着反封建的。不說言論出版是為着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去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着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增進人類互相團結與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訊及其他任何政治權利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其實現在各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於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發布關於寬大政治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的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採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複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兩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着一種為着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該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又如說西歐民主運動是從工人減少工作時間開始，這不符合事實。等等。”

 “你寄的《黨內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後如有意見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滿意，馬上籤上自己的名字，並寫上時間：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懷看了這封信後，很不是滋味，但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對北方局的領導人說：“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麼錯誤？我就看不到我有這麼大的問題。”

後來，彭德懷到延安，專門找毛主席爭論這件事。毛主席不願意和他胡攪蠻纏，浪費時間，又須給他指出問題的嚴重性，於是讓江青跟他說一下。

江青說：“主席為你的講話，兩天沒有睡好覺。你代表中央講這類的意見，應該事先請示中央，而不能這樣無組織無紀律，這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表現。毛主席說，希望以後再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彭德懷果然耍橫：“你是代表誰來和我這樣談話？老毛呢？他為什麼不能和我來談？還要你出面。我認為，你還不夠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體照顧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來操心。好不好？”

幸虧毛主席有交代，江青有了思想準備，沒被彭德懷的話激怒，仍耐着性子說：“我是沒有什麼資格，可是我們共產黨人是講真理的，對的聽，錯誤的批評。毛主席讓我把他的意見轉告給你，這有什麼夠格不夠格的？你的封建殘餘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認為毛主席的批評有道理，還是儘快改正為好。”

彭德懷一氣之下，揚長而去，指示他所領導的《新華日報》刪去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社論中有關批評他錯誤觀點的段落，並要求對有些內容進行篡改之後再予轉載。鄧小平看到風向不對，趕緊轉舵，在毛主席批評彭德懷之後，承認了錯誤，並在太行分局會議上揭發批判了彭德懷：“彭德懷的錯誤就是中央所指責的鬧獨立性和嚴重的黨性不純的主要表現，這當然是我們所不允許的。”

江青認為，彭德懷他們這些武將的錯誤觀點是有思想根源的，特別是與劉少奇這樣的理論權威有關。

劉少奇在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就極力宣揚孔孟之道，特別強調所謂“修養”。江青看了這本書覺得很不是滋味，就問毛主席：“主席，劉少奇這個人怎麼樣啊？”

毛主席說：“據大家反映還可以，我對他不是太了解。他長期從事白區工作，聽說取得了很大成績。不過他是反對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給我寫過一封信，介紹他長期受王明等人打擊的情況，並表明堅決支持我，在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上表現還不錯。對下面來的同志，我們要有謙虛、謹慎的作風，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責備。”

江青聽主席這麼說，笑了笑：“反正我看劉少奇的馬列主義水平不高，他的報告、文章，滔滔不絕，洋洋幾萬字，連個‘抗日戰爭’和‘民族戰爭’都不結合，空洞地大肆地去宣揚封建聖賢的修養之道，不講階級鬥爭，也不講我們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

毛主席感興趣地問：“你說劉少奇的馬列主義水平不高，何以見得？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啊！”

 “列寧說得很清楚：‘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有一段話表明，他嚴格要求社會科學應當用客觀態度分析現代社會中每個階級所處的地位及其發展的條件。這段話就是：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一切階級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日益衰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中層階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只是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層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把歷史的車輪扭向後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指他們將轉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那是指他們維護的不是他們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們拋棄自己原來的觀點，而接受無產階級觀點。’列寧說，在許多歷史著作中，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分析每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或階層地位的光輝而深刻的範例，透徹地指明為什麼和怎麼說‘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馬克思為了估計歷史發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會主義關係以後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從過去到將來的許多過渡階段的複雜情景。”江青說到這裡時，望了一眼聽得入了迷的毛主席後，接着說：“我講的這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階級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十分驚訝能從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妻子口中聽到這麼精闢的馬列主義道理，須知，她既不是高等學府的畢業生，更沒留過洋，去過列寧的故鄉蘇聯，甚至連坐下來正兒八經地讀幾年書的機會都被艱難困苦的生活奔波擠掉了。她學習馬列主義，完全靠階級覺悟，靠自己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再加上個人聰慧的天資。他更加喜歡她了，也更加器重她了。他一邊內心裡不斷地讚賞她，一邊有意提醒她：“你講的固然都對，不過應該知道，理論要聯繫中國的實際才行呢。陳獨秀和王明都是背馬列書的專家，但是我說他們根本不懂得馬列主義，只會用馬列主義的一些隻言片語來嚇唬人。現在，我不是說你，希望你繼續努力才好。”

江青聽了毛主席的鼓勵和關愛，繼續說：“王明他們的問題是機械地硬搬硬套馬列主義詞句，無論表現‘左’或右時都打着馬克思的招牌。現在，彭德懷，甚至劉少奇他們，我認為，有點要用孔孟之道來篡改馬列主義的傾向，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變得資產階級也能接受，成為有益無害的偶像。”

毛主席說：“你說的只是個苗頭，並且不是當前的主要矛盾。隨着歷史進程的變化，總會有辦法解決的。”

江青欲止又言地說：“主席，您無論講話或寫文章，千萬不要被一些右傾思想的人所利用。”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你看，會嗎？不過，我還是感謝你的忠告，也希望你隨時提醒我。”

從此，江青和毛主席更加融為一體，毛主席的思想也體現了江青的認識，江青的不少意見也被毛主席糅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時，江青的性格和毛主席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不甘心於忍受壓迫和受制於人，都有着強烈的干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和共同的共產主義遠景計劃目標，都是為了實現他們的革命藍圖而不惜一切地、義無返顧地、執着認真地、堅韌不拔地為之奮鬥，永不停息的人。他們都把革命事業作為第一生命。

世界上有許多被人稱道的偉大婚姻，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當數宋慶齡和孫中山，但比起江青與毛澤東，他們還是稍遜一籌，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婚姻，而江青和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婚姻。從對丈夫的幫助而言，宋慶齡對孫中山，形式大於內容，江青對毛澤東，內容大於形式。再從時間上來說，宋慶齡和孫中山只有不足十年的光陰（1915—1925年1月），而江青與毛澤東度過了三十八年的光輝春秋（1938—1976年），時間是最好的考驗，時間也是最鐵面無私的見證。從1938年開始，江青忠實做好“賢內助”的革命工作，譜寫着“賢內助”的輝煌。她殫思竭慮，幫助毛主席收集資料，代寫電文，撰寫文稿，探討問題，發現和克服革命隊伍中的一些不良傾向。可以說，毛主席這個時期的光輝著作，不少都包含着江青的心血。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鑄就了偉大女性的地位，成為毛主席的忠誠助手和親密戰友。（接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