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十二）: 第十二章　新篇章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風靡全國、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篇章，而其實真正書寫這個新篇章的第一篇文章，卻是開展對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無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起來,這時共產黨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問題就展開了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隨着時間的推移，鬥爭愈來愈明朗化。一條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它要加快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帶領全國人民朝着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奴役的共產主義方向迅跑。這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貫徹着、執行着、完善着的路線。另一條是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秩序，使中國革命停留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範圍內，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來建設中國，最後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廣大勞動人民重新淪為階下囚，過着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這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頑固地執行着、變着花樣表現着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由於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路線中形成的嚴密組織系統，又由於毛主席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就顯得撲朔迷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起彼伏，有消有長，其中的貓膩，別說一般老百姓，就是中下級幹部也看不清、理不明，只有那些決策者，或者那些真正懂得馬列主義精髓的人，或者那些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的人，才知道在平靜水面下的急流險灘、波濤洶湧。

　　江青建國後第一個公開職務是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隨後又擔任了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這在比地位、攀職務的人眼裡，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官”，可江青時時不忘毛主席的重託，時時牢記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生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國憂”。她遇到的第一次挑戰是在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三月到五月，香港拍攝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風風火火地上映。江青看過影片之後，認為“內容反動”，宣揚“賣國主義”，於是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並說：“拍攝放映這樣的電影應該向中央請示。”

　　這下惹惱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他們正想從這部電影打開缺口，宣傳自己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達到階級調和、討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不想讓江青識破，於是惱羞成怒。

　　“請示誰？”中宣部長陸定一不客氣地說：“他們拍片子，肯定是請示了有關領導。你說影片不好，還有說好的呢，我們該聽誰的？總不能拍一部影片到處去請示中央領導吧。”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地下黨負責文藝工作的權威人物胡喬木慢條斯理地搬出後台老板：“這部影片我們請示過少奇同志，他說：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拍得不錯。”

　　江青把這些情況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主席當即表示：“電影《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劉少奇也聽取了匯報，他不以為然地說：“這是主席聽了他老婆的話無事生非。江青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領導同志關係搞得不好，總想找他們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萬不要讓江青小題大做，亂了我們的工作。”

　　江青迎接這次挑戰，雖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由於阻力太大沒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初，江青又接受了第二次挑戰，這一次是公開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電影《武訓傳》出籠了。

　　《武訓傳》是周揚和夏衍等人組織力量拍攝的。立刻，在報刊上出現了連篇累牘稱讚和歌頌的文章，有人公開提出：“我們現在還是需要武訓的精神。武訓的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縮影。”這個問題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問江青：“這部影片的腳本，你看過嗎？”

　　“沒有，他們拍什麼片子是從來不讓我參加會議進行審查的。”江青說：“周揚、夏衍、田漢這些人霸道得很哪！對武訓這個人，我小的時候聽說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們誇大了。”

　　毛主席說：“提倡什麼‘武訓精神’，難道他比共產黨還要高明嗎？這部電影提出的問題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要注意了。我看你還是研究一下這部影片，然後準備寫文章。”

　　江青看了電影后，向毛主席做了匯報，然後他們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文章，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

　　文章說：“《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象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混亂思想的製造者並不就此罷休，在報刊上、在講話中繼續讚揚“武訓精神”。周揚說：“武訓這個人，究竟有沒有進步意義，不能武斷地下結論，要聽聽群眾的意見，要請示少奇同志，要作調查研究，不能急躁魯莽。”胡喬木也說：“《武訓傳》本質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真理究竟在誰手裡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

　　江青和毛主席一看阻力這麼大，一方面更加感到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非常嚴峻，一方面準備把鬥爭展開，引向深入，藉以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毛主席憤怒地對江青說：“看到了嗎？有人還想秋後算帳的。那好，通知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現在就把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解決，看看到底武訓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頌？”

　　於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毛主席派江青參加了由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織的“武訓歷史調查團”，前往山東省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了二十多天的調查。調查中江青用的是“李進”的筆名，沒人知道、沒人了解她的情況，所以調查獲得了大量真實可靠的材料，當然也受到了周揚（當時的文化部長）派去的人的刁難和阻撓。儘管這樣，江青克服了一切困難，不顧身上的疾病，深入到群眾中去，直接和間接地採訪了各階層的一百多人，夜以繼日地工作，終於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務。

　　江青告訴毛主席說：“看來問題不簡單，周揚、胡喬木等人仗着劉少奇支持他們，有恃無恐，他們派去的人處處破壞和搗亂。”毛主席說：“他們的問題慢慢解決，你先說說，當地的人們對武訓和他的學校究竟看法怎樣？”

　　江青說：“對於武訓的學校，在堂邑、館陶、臨清等縣，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例如穆仲山（堂邑縣柳林鎮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過‘崇賢義塾’的校董，六十六歲）的意見，即代表地主階級對武訓學校的看法。他認為武訓學校是‘義學’，他說武訓曾經說過：‘我窮，念不起書，我要窮人念書。’當我們問他是否親耳聽到過，他竟然虛報年齡，說什麼‘當時我已經十三、四歲，聽到武訓講過’。其實，武訓死時，他才不足十一歲。可是勞動人民簫振錄（堂邑縣簫集會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為中農）卻抗議地對我們說：‘武豆沫（當地人嘲笑武訓，給他起的綽號。——引者注）的學校窮人根本上不起，怎麼能叫義學呢？現在的學校才是真正的義學，窮人都能上學了。’他的這個意見代表了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一般勞動人民對武訓學校的看法。”

　　毛主席一邊抽煙，一邊點頭：“看來還是不同的階級說着不同的話啊！你們的調查結果給周揚、夏衍他們看了沒有？”

　　江青說：“看過了，他們表面上不說什麼了，其實從骨子裡是仇視我的。”

　　“那就讓廣大人民來了解一下事實，看看到底誰是代表無產階級，誰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煙頭往煙灰缸里一摔，站了起來。

　　江青接着說：“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證明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並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義學’為進身之階、叛離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他的剝削方法，就是放高利貸，剝削地租、房租和強迫‘布施’。在臨清的時期，從光緒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訓所進行的剝削，其主要形式為高利貸。那時，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勞動人民面前。他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毛主席說：“這就證實了周揚、夏衍他們所站的立場完全是地主階級的立場，我們就有了充分的發言權。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細，我們已經和他們劃清了界限。這筆帳，遲早還是要算的。”

　　江青從書架上找出一本魯迅的書，指着其中的一篇說：“魯迅對周揚、夏衍、田漢這些人，從來就看不起，寫了許多文章來批評他們。事實證明，這些人的思想從來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們還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個水平上不肯前進！”

　　“他們就沒有改造，而不是沒有很好地改造。”毛主席強調說。

　　“你看，魯迅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即表現了對主席的擁護和熱愛，又痛斥了周揚他們。魯迅針對周揚污衊他‘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指責，嚴正聲明：‘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就像輕易誣人的周揚、在南京大演漢奸戲的田漢、陽翰笙、夏衍這四條漢子，就可以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依勢！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橫暴者。’這些話，至今讀起來，還是非常親切的。”

　　毛主席感慨地說：“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們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點，或許將來的歷史學家要做出很準確的結論的。”

　　“周揚‘四條漢子’對魯迅的圍剿，我至今氣憤難忍。”江青說：“魯迅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揚對他的圍剿完全是有計劃的。‘正因為不入協會，群仙就大布圍剿陣，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的要死，卻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覆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試看今日上海小報一類，此種效驗已經昭然，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說：‘我以為文界敗像，必須掃蕩。’魯迅的這些批判周揚一夥的話，我看將來也是我們的武器。”

　　毛主席說：“這個問題，等以後再說。”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經毛主席和江青共同修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

　　這篇《調查記》最後下了結論：“大地主武訓以‘興義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了十分殘酷的剝削。我們從被訪問的農民口中，知道武訓憑藉特權，可以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地不種，可是武訓卻可以隨時抽地不給某一佃戶續種。武訓憑藉特權，還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卻又不准有任何減免，而是‘死租子’。農民們說：‘武訓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們所見到的那些地畝文約上，沒一處是直書‘武七’這個名字，而是一律尊稱為‘義學正’。從這裡也看得出當時這個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風不少了。因此，我們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江青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句：“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個殭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民也應當覺醒了。”

　　這篇《調查記》發表後，全國掀起了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熱潮。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開會的時候，她當着周揚、夏衍等人的面說：“主席親自修改的這篇調查報告，實際上已經為這場大辯論作了總結。你們這幾個領導人必須從中吸收教訓，否則，你們還會犯錯誤的，這次，是毛主席派我來講這番話。”

　　周揚他們迫於當時的形勢，不得不以退為進，做了表面上的檢查。

　　江青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經常與周恩來交談，把毛主席批評《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意見傳達給他。

　　有一次江青跟周恩來說：“總理，文化部的一些領導同志，對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聽，而對其他的一些什麼人的話卻是奉若神明，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從歷史上看，他們的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

　　周恩來點頭佩服，江青看問題很尖銳很深刻。他知道她所說“其他的一些人”是指劉少奇他們，但當時他不便點破，也不能點破。他是親耳聽到一些劉少奇對周揚進行支持、對江青非常反感的一些話的。

　　江青告訴周恩來：“我們和周揚他們的鬥爭由來已久了。他們本身就是王明一夥的人，而且絲毫沒有改過。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揚、胡喬木、夏衍、田漢等人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魯迅，誣衊‘左聯’搞宗派，強行解散，為討好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用救國會代替‘左聯’，遭到魯迅先生的強烈反對和嚴厲批評。”隨即江青詳細介紹這段歷史。周恩來說：“魯迅是正確的，我以前對這段歷史不了解，現在看來，他們的錯誤思想是一貫的，必須進行批判。”至此，周恩來開始站在江青、毛主席一邊，支持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

　　可以說，用電影《武訓傳》發動的向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進攻，是以失敗告終的。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如果周揚他們真有一點良知，是會覺悟和悔改的，但出於頑固的錯誤立場，他們除了灰溜溜地做了表面性的檢查，而內心恨死了江青，認為江青“無事生非”，“找茬”，甚至公開說：“有江青在，我們的工作難做，難，難，難，實在是難！”以此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拉攏一起犯錯誤的人。殊不知，周揚等人完全顛倒因果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應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走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方向前進，應該由無產階級思想占領一切文化藝術的陣地，而你們背道而馳，宣傳封建主義的破爛貨，為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揚幡招魂，發起一次又一次地向無產階級進攻，江青正是代表無產階級進行了正當反擊，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難道真理不是已經辯明了？！你們倒打一耙，只能說明是混蛋邏輯，是剝削階級的理論。

　　正是由於江青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中發起了有力的反擊，影響了廣大工農兵，影響了廣大青年知識分子，提高了不少人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增強了革命隊伍中的人們戰鬥的勇氣，才出現了一九五四年“小人物”批評“大人物”，山東大學的學生李希凡等人駁斥理論權威俞平伯的好苗頭、新氣象。

　　長期以來，“紅學”界被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把持着，散布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毒素來危害青少年，其代表人物就是掛有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員等多種頭銜的權威人士俞平伯，其代表作品是《紅樓夢簡論》。一九五四年夏，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學生李希凡、藍翎，利用暑假的時間，寫出俞平伯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這篇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很快被江青發現了。她饒有興味地讀後，大加讚賞，並推薦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很高興，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江青把毛主席的意見告訴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等人，竟遭到他們的反對。毛主席知道後，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人士寫信闡述自己的觀點，全文如下：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主席的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周揚等人一記猛掌，極其強烈地震盪着中國知識界。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宣部、中國作協，相繼開會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於是，全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運動。

　　建國後，江青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書信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新篇章，吹響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進軍號。但是，並沒有能觸動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後台老板，

【公孫明按：這個所謂的“後台老板”，非劉，非鄧，周恩來也！】

所以每次鬥爭，只是表面上的勝利，只敲打了幾個馬前卒。由於他們仍然掌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統治體系，因而儘管江青衝鋒陷陣，有時毛主席親自出馬，仍收效甚微，甚至有時還被他們利用，成為他們打擊異己、培植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黑幕。其原因就是沒能廣泛、深入、細緻地發動群眾，沒能培養出自己的馬列主義隊伍，沒能把資產階級分子掌握的政權奪過來，讓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把權牢牢掌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