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沒死，只是潛伏了下來(zt)

有類把戲史不絕書，那便是文字獄。徐一夔讚美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被朱認為是“光頭之下，天生僧人，為世作賊”，徐被殺；周冕讚美朱“壽域千秋”，被認為是罵其“獸慾千秋”，周也被殺；吳憲奏章中有“天下有道”四字，被認為“天下有盜”在諷刺自己以前做過盜賊，吳仍被殺。

1959年，王洛賓創作歌曲《薩拉姆毛主席》，因諧音為“殺了毛主席”，被定為反革命罪，獲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20年。“薩拉姆”為阿拉伯語，為“安薩拉姆，阿萊空木”的減縮，譯成漢語即“願真主的安寧在您身上”，為維吾爾人見面時的稱呼。

此類把戲在後來的“文革”中演繹到了極致，早已超出了文字獄的範疇，操縱者由廟堂，擴散到了民間，受害者由士人，下放到了百姓。

“文革”時，有人將“茅房”寫成了“毛房”，因此獲罪。在銀川有飲食名店“老毛手抓”，若在那個時代，嚇死他也不敢懸掛，縱使你也姓毛。與畢星星先生扯起此話題，他給我講到了段子，說大隊召開學毛著會議，一人問另一人，“誰的語錄本？”那人脫口道“我兒子的”，因此獲罪。

封佩玲《文革記憶：浩劫之後，誰為我“平反”？》載：“有一次小組會發言，我把《人民日報》社論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念成劉少奇革命路線，出現了口誤，這一下，小組會立即炸了窩，我還未反應過來，就有人把我從座位上揪起來，低頭、認罪。第二天，又開了專門的批鬥會，要我交代頌揚劉少奇，公開唱反調的罪行，交代反動思想的根源，說我骨子裡反毛、反黨、反人民。其實，就是口誤，念錯了，哪有什麼反動思想，更找不出反黨的思想根源，只好認罪，任你批，任你斗，大會、小會，批個沒完。”

那時，毛作於1961年9月9日的《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人人能誦，有人在書寫時，卻將“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中的“仍”，寫成了“忍”，一字之差，意思大變，於是被查處。粉碎“四人幫”後，此人要將自己樹立為抗爭江青的英雄，一時傳為笑談。

哈爾濱電錶儀器廠技術員巫炳源、王永增因1968年1月1日散髮油印小報《向北方》，被指“一心嚮往北方蘇修”“惡毒攻擊毛主席”，定罪為“反革命集團主犯”，4月5日宣判死刑。

新疆焉耆縣回族文盲婦女馬玉芳，家境貧寒。一天來例假，用不起衛生紙，為擦經血，順手扯了一張舊報紙擦拭，並隨手扔到了床底下。後被發現，指控其污染了報紙上的毛像，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處以極刑。

1966年9月晚，19歲的某文工團舞蹈演員孟爽，演出歸來摸黑開檯燈時不小心碰碎毛澤東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時被人發現。文工團設專案組對其暴力審訊42天，吊打、大頭釘紮腳、煙頭燙腿肚、挨餓、強姦、灌屎尿致其昏死，熬刑不過，以墊床磚自砸腦袋而亡。

陳獨秀的三女兒陳禎慶到商店買毛主席像章，說了句“五毛錢一個，太貴了”，便成了“反革命”。

揪斗人時，被斗者不許申辯，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毛主席萬歲來喊冤。某人斗人積極，每當被斗者辯解時，他即憤怒呵斥：“不許放狗屁！”一次，被斗者無奈之下只得高呼“毛主席萬歲”，這位積極分子仍習慣性地怒罵：“不許放狗屁！”革命群眾立即對他拳打腳踢，勒令其站在被批鬥者的位置上接受批鬥。

一位小學老師，寫得一手好鋼筆字，無事時習慣在廢紙上寫寫練練。一次，在紙上寫了口號“打到劉少奇”，另一行則寫了“毛主席”三字，後面的“萬歲”尚未寫，即被叫了出去。寫者無意，觀者有心，此時處處有警覺者，某來人隨便一看，橫着打倒劉，豎看即打倒毛，這不是“反標”嗎？那可是天塌下來的大事，遂上報，寫者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當場逮捕。

1987年左右，我所在單位的男廁所里出現了“打倒鄧某某”的“反標”，黨委書記“文革”時是“支左”幹部，此時階級鬥爭的弦又繃，但方式方法也與時俱進了，其沒有大張旗鼓，轟轟烈烈，而是不露聲色地將單位里的懷疑對象一一招來，抄寫一段文字，試圖對照筆跡，秘而不宣自行破案。懷疑對象中自然少不了我，事後知詳情，一陣噁心。此事不了了之，黨委書記退休不久即癌症死。

黨委書記雖癌死，但那時我已意識到“文革”還沒完。後來聽了陳丹青的表述，深以為然：“所謂‘文革’，就是惡的大規模釋放。不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納粹時期），而是人們在彼此施暴，人人參與。最後，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沒有勝敗，十年期間，全國上下一塌糊塗。關於‘文革’，迄今沒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說法，歷史不算賬，就可能會重演。”處事無難了事難，其原因在於“文革”的土壤還在，種子還在，一旦雨潤，便會瘋長。山巒多變態，不及世人心，人性.中蟄伏的惡成分，最易在專制的社會環境裡打開潘多拉瓶蓋。章怡和於2012年3月19日訪台舉行讀者見面會時曾警覺道：“不可低估中國農民的愚昧、官僚的貪婪和知識分子的墮落！”周孝正的“三個不可低估”言論與之似：“千萬不可低估官員的腐敗程度，千萬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萬不可低估學者的墮落程度。”誰是這號人，就在你我身邊，他或許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或許知書達禮，滿腹經綸，一旦風雷動，便會旌旗奮。沈從文1966年7月曾記述道，“揭發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後不會過十次，有幾回還是和他愛人同來的。過去老話說，十大罪狀已夠致人於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寫出幾百條，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眾中威風掃地，可以說是完全作到了。”

此類故事，今天看似荒唐，當時卻堂而皇之地正經。父子反目，夫妻告密，以鄰為壑，人人自危，人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文革”結束，不管原因如何，給你平反，你就要感謝；冤假錯案，不管何人製造，只要糾正，就是偉大；貧窮潦倒，收入低下，不問何人造成，只要政府關懷，去看望你，去送衣服糧食，就是正確。對此，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分析道：“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無論“文革”完否，應記住歷史學家史景遷的這句話：“‘文革’確實是一場災難。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文化劫難，但中國在破壞歷史資料方面尤為嚴重。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很多人因為他人而死——中國人與中國人鬥爭、致死。”

“文革”是否還可能重演？土壤在，種子在，若遇適當濕度、合宜溫度，即可發芽。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裡有句意味深長的分析：“‘文革’不會重演只是因為沒人肯當導演，但中國不缺乏‘文革’演員。因為‘文革’時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來那麼大的悲劇？”“文革”沒有完，只是潛伏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