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二二）　黑網

【公孫明按：關於“四人幫”非法逮捕事件此文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但認為汪東興是被葉劍英王震他們拉攏過去就未免失實；汪東興，向來是周恩來的特務走狗，周恩來下地獄之後，其特務系統由葉劍英繼承（葉劍英死後就由他兒子葉選寧跟上），故當葉劍英讓狗才華國鋒上當之後，一聲令下，汪東興就夾着尾巴行事，不顧跟隨毛澤東和江青的數十年情誼，立馬逮捕“四人幫”。】

“四·五”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指揮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處理了“四·五”天安門事件遺留的問題，又先後會見了幾位外賓，病體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只得對外宣布不再安排外事活動，靜心休養。對於這種安排，黨內左派是出於熱愛自己的領袖，而右派則認為毛主席來日無多，加緊了秘密陰謀活動，為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編織了一架架黑網，向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頭上罩來。 

　編織黑網的毒蜘蛛式的人物是葉劍英。由於一次次路線鬥爭的檢驗，葉劍英終於露出來狐狸尾巴，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總算給他留足了面子，讓他靠邊休息，名曰“養病”。可是，出於官僚特權階層的本性，葉劍英要進行最後一搏。從1976年5月開始，葉劍英躲在北京西郊30里外的西山幹了些什麼呢？如果是個老實人，既然毛主席、黨中央不讓自己再管國家大事了，又已年近八旬，不論於公於私，是黨性還是人性，都不應該再做有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事了，更不要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但葉劍英是個黨內資產階級陰謀家，他要為那條即將消亡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起死回生，要為即將傾頹的官僚壟斷王朝打出一片藍天。對於他的猖狂密謀，有他的吹鼓手范碩寫的《葉劍英在1976》為證。現摘錄兩段以饗讀者：“身在深山，心在山外。葉劍英‘隱居’在西山這段日子裡，冷靜地觀察江青一夥的動向及事態的發展。他不只同聶榮臻交談，也不限於只在西山裡邊交談，也走出去，或相約在山下的二號樓和城裡的小翔鳳，或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同其他同志接觸。不但同政治局裡的李先念、韋國清、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蘇振華、倪志福等同志保持聯繫，時相交談，而且利用可能利用的機會和場合，主動同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華國鋒接觸，同他交換對國內外形勢的看法。自然，也常去中南海找汪東興交談。 ‘為大於其細’。葉劍英很欣賞老子這句名言，多年來，在最高統帥部從事參謀工作，使他養成一種非常好的習慣：凡事要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每辦一件大事，都深思熟慮，明察秋毫。他每天從電波里獲取各種信息，親自翻閱能看到的各種文獻、報刊和資料，同時把整個辦公室的‘機器’開動起來，收集各種資料、研究各種問題。他把秘書們召集起來，向他們談形勢，面授機宜，提醒大家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意味深長地說：‘現在的形勢非常複雜，不但要注意研究國外的動向，更要注意研究國內軍內問題。好比走進林海雪原，要記得東西南北，千萬別轉向。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不要只見森林不見樹木。’他給辦公室的同志分工。辦公室主任王守江負責抓總，秘書張廷棟則負責國內方面，王文理負責軍事系統，陳效良負責國際外事方面，張燕、李俊山機要保密工作……要求他們全面了解國際國內每天發生的大事，特別是國內‘王、張、江、姚’的活動情況。不僅要了解北京的，還要了解上海的，外地的。他不論工作怎麼忙，每天都要聽取一兩次匯報。秘書們按照分工，將自己了解掌握的情況和資料條分縷析，摘要整理，及時報告。有時常常是在葉帥吃飯時，邊吃邊聽邊談。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有一段時間，他患便秘，就專門製作了個小桌子，上面擺好文房四寶，坐在廁所里‘辦公’，批閱文件。”從這段文字的記載，可以看出，葉劍英為了發動反革命政變真正達到了廢寢忘食，絞盡腦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連炮火連天的革命戰爭年代他也不過如此。

為什麼葉劍英如此着急，夜以繼日地忙活呢？用叛徒汪東興的話說，政變實在沒有成功的把握；用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的話說，當時已到了生死關頭。與一切垂死的階級一樣，共產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官僚特權階層利益的頑固維護者們，面臨着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偉大風暴，是多麼驚慌失措，又是多麼負隅頑抗！他們正“以十倍的瘋狂，百倍增長的仇恨”密謀篡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政權，以便向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反攻倒算！他們處心積慮地要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朝思暮想地去扭轉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航向，窮凶極惡地否定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歇斯底里地去詆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葉劍英等人編織的黑網，從上面的引文中可窺一斑。葉劍英與鄧小平有過密談，認為“擒賊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毛澤東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依靠的就是那一幫子激進分子，其中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為中央的代表人物，江青又是他們的核心，只要把他們四個人孤立起來，主要矛頭對準江青，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就好辦了。現在要集中力量製造矛盾，分裂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增加人們對他們的仇恨，特別要搞臭江青。該拉的拉，該分化的分化。正是根據這套陰謀詭計，葉劍英告訴王震，不要把火氣亂發，應該把仇恨記在江青他們身上；應該通過關係做好汪東興的工作，掌握住八三四一這支中央警衛部隊；利用自己直脾氣、不懂政治的外部形象，到處走走，抓緊時間搞好串聯工作。葉劍英自己則親自出馬，做華國鋒的工作，說江青他們不信任他、看不起他，毛主席逝世後如果江青當了黨中央主席沒有他的好日子過，只會把他當成擺設，當成受氣包，如果把江青他們打倒，老同志們會擁護他為領袖。（這些話確實使華國鋒心動了，他權衡利弊得失，感到江青他們經常批評他，而葉劍英他們整天恭維自己，又許諾自己最高權力，而且葉劍英他們現在也正需要自己的幫助，自己的態度是個關鍵，如果這時自己倒向葉劍英他們，無疑是雪中送炭，何樂而不為！）葉劍英還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部隊負責人的工作上面，他深諳“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諦，睜大雙目昏花的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衝擊的幹部隊伍里物色自己的幫手。他心急如焚，光怕找不到發動反革命政變所需要的人選，所以讓他手下的人都去做這件工作。他對部隊負責人提出的要求是，最低保持中立，千萬不能替江青他們說話辦事，更不能妨礙政變行動。礙於老上級、老領導、老首長的情面，不少解放軍的幹部違心地答應了葉劍英的請求。

葉劍英說：  “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

 　　更卑鄙無恥的是，當1976年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全國人民進入緊張有序的防震抗震的工作時，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卻趁機大串聯，謀劃反對江青他們的具體行動。特別令人髮指的，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與世長辭，全世界每個有良心的人都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葉劍英、鄧小平也沒有停止串聯密謀活動，甚至對江青哀服戚容進行指手畫腳，幸災樂禍，背後說三道四，極盡造謠、污衊、挑撥、離間之能事。這對失去親人、失去四十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失去自己最最敬愛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江青是多麼不公正！這對化悲痛為力量、時刻不忘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未竟事業的江青是多麼不公正！ 　

　毛主席生前親筆寫下的讓江青當黨中央主席的意見，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包括葉劍英在內，都是看過的，那時沒有一個表示反對，華國鋒更是積極擁護。現在，毛主席屍骨未寒，華國鋒在葉劍英的蠱惑下，利慾薰心，翻臉不認人，矢口否認毛主席的意見，一心想爬上皇帝的寶座，不惜認敵為友，投靠官僚壟斷集團，背叛毛主席，背叛無產階級革命；葉劍英、鄧小平更是認為黑網已經織成，於是磨刀霍霍，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向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大開殺戒，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這就是《葉劍英在1976》一書中描寫的形勢。 

江青等人卻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他們認為，有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遺囑，有全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好形勢，鄧小平被打倒了，葉劍英靠邊站了，李先念休息了，華國鋒是毛主席培養和一手提拔的、革命左派支持的，右派是翻不了天的。當然江青還是有所警覺的，認為應該從路線鬥爭着手，可惜忘記了政權和掌權的人是個關鍵，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她說：“大家很悲痛，我很理解，也很感激。但是今天開會不能忽略一件頭等大事，就是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是主席臨終前一再囑咐的大事，是關繫到黨和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問題，不抓這件大事，就是對主席的不忠，如果讓鄧小平復辟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其他政治局委員也贊同江青的意見，只有華國鋒由於受了葉劍英的收買，汪東興被葉劍英、王震等人拉攏過去，在會議上一言不發。可是大家逼着華國鋒表態，他才不得不說：“對鄧小平當然要繼續批下去，但是現在的首要的是研究治喪問題。”江青馬上說：“治喪當然要搞，但是批鄧決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議現在就研究鄧小平的問題，政治局作個決定，立即宣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以絕後患！”正當政治局成員要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時，因參加毛主席的治喪活動而在場的葉劍英着了急，他老謀深算，心裡對江青恨得怒不可遏，但表面上一臉笑容，用假惺惺的勸慰口吻說：“江青同志，你要多保重身體，不要太性急嘛。毛主席走了，我們現在都很悲痛，毛主席的喪事是國喪，一定要安排好，先集中力量辦好這件大事好嗎？”江青看葉劍英說得誠懇，年紀又最大，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　　 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促使葉劍英、鄧小平一夥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決策人物提前了行動。這天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提議，要求加強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按照毛主席的囑咐，確定江青的黨中央主席的工作，然後在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這下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三人急了眼。首先是葉劍英、李先念站起來反對，華國鋒以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否決王洪文的提議，要求暫不討論這個問題，並且轉移話題，把毛遠新詢問是否準備回遼寧的信念了一遍，讓大家發表意見。本來，毛遠新一直擔任毛主席的聯絡員，毛主席最後的日子裡的情況、毛主席寫的東西，只有毛遠新清楚，也能看得懂，把毛遠新留下來處理毛主席的後事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華國鋒、葉劍英橫加阻撓。華國鋒說：“江青同志說，她和毛遠新都不參加毛主席後事的安排，還是讓毛遠新同志回遼寧吧。”這一招很毒，一是歪曲了江青對毛主席後事一切從簡、作為家屬、她和毛遠新等既不參與、更不會提出任何要求的本意；二是把毛遠新趕回遼寧，使毛主席的遺囑無法得到貫徹執行，為他們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埋下伏筆。葉劍英老奸巨滑，，他心裡非常清楚：毛遠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間在身邊接觸最多的一個人，掌握大量核心機密，如果讓毛遠新留下來，會對他們的反革命政變很不利。於是拼着老命高聲喊：“我同意國鋒同志的意見，毛遠新應該馬上回遼寧工作，毛主席寫的和批示的文件應該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保管。”江青他們也看穿了華國鋒、葉劍英的伎倆，堅決要求把毛遠新留下來。雙方相持不下，爭論了很長時間。最後，華國鋒蠻橫地說：“我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是我主持工作，我說了算。讓毛遠新回遼寧，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由我來作。”說完甩袖而去。就是這樣，江青他們還是認為可以做華國鋒的工作，黨中央不能分裂，大家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起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9月30日晚7時，在天安門城樓召開了國慶座談會，反潮流的革命小將黃帥等群眾代表發了言，華國鋒也不得不說：“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10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通欄大標題的消息：“首都工農兵學商群眾代表在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國慶座談會決心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10月4日發表社論《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解釋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含義，那就是“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就是“要堅持與走資派作鬥爭”，就是“要堅持學習，深入批鄧”，……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繼續革命的理論辦。社論說：“學習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我們信心滿懷，鬥志更堅。毛主席的這一囑咐，金光閃閃，字字萬鈞。它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紀和下世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永遠是前進的指南，贏得勝利的保證。”“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一切修正主義頭子要篡改這一既定方針必然要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閹割它的革命靈魂，磨滅它的革命鋒芒。”“‘走資派還在走’。這個‘走’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對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不鬥爭就不能進步’的教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準備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線鬥爭，在同黨內資產階級，同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決然沒有好下場的。”這些關於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宣傳，像匕首，像利劍，刺向“還在走”的走資派的心窩，嚇破了他們的膽，慌亂了他們的陣腳，。於是他們迫不及待要孤注一擲，把已經編織成的黑網收緊，向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頭上撒來。

 　　現在再來引用吹鼓手范碩寫的《葉劍英在1976》中的一節，看看反革命政變專家們是如何製造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小標題是：“謀成於秘敗於泄”。全節內容是：“‘大事不糊塗，小事更周到’這是蕭克將軍對葉帥的一個評語。葉劍英這位身經百戰，慣於運籌帷幄的軍事家，像對待革命戰爭年代的重大戰役一樣，來對待這次與‘四人幫’鬥爭的最後一役。這一役雖然只解決幾個人的問題，但在某種意義上，比大兵團作戰，還要難一些。這因為情況不同，戰法不同，又沒有先例。

在‘臨戰’前夕，有許多特殊問題需要精細縝密地研究解決。諸如，那幾個人能按時到會嗎？他們住地又不在一起，會同一時間來懷仁堂嗎？會順從地接受‘審查’嗎？要採取哪些預防措施？對江青是否需要‘特殊照顧’？執行特殊任務的人選物色得怎麼樣？可靠程度如何？會議定在晚間還是深夜恰當？參加‘會議’的人員和內容什麼時候發通知？懷仁堂的場地怎麼樣？警衛要不要加強？甚至連懷仁堂有幾道崗、正廳有幾道門，開哪個，關哪個，進哪個，出哪個，他都想到了。再者，除了‘四人幫’之外，還有哪幾個人非要解決不可？自然是人數越少越好。是同一時間解決還是放後一步？這些人解決之後，安置在什麼地方進行‘隔離審查’？如何依法處置，如何向政治局報告，如何向人民群眾交代？還有，對一些重要機關和機要部門要不要採取緊急措施？……這一系列問題，看來很小很細，未免有點煩瑣，但正如列寧說過的那樣，是整個‘鏈條’中的若幹個‘環節’，直接關繫着這場鬥爭的全局，都需要認真去安排和解決，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則全盤皆輸。為了取得決戰全勝，葉劍英又一次來到中南海汪東興的家裡，傾聽他匯報最後一切準備工作落實的情況，對遇到的難題擺開來一一解決，使行動計劃更臻於完善，更為可行。 汪東興又將進一步落實的情況，及時報告華國鋒、葉劍英。最後經過緊急磋商，確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時採取行動。‘會議’事先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主要有兩個議題：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規定，政治局出席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是常委怎麼辦？為了讓他參加，以改動文獻的名義，通知他列席會議。姚文元不住在釣魚臺，他在城裡的住處屬北京衛戍區管轄範圍。為防萬一，作兩手準備，先通知他來懷仁堂開會，把這條鱷魚調到中南海，萬一來不成，再臨時通知衛戍區領導就地解決，特意通知吳忠作好準備。對於江青這個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幾個死黨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處置方案。 ‘謀成為秘，敗於泄’。葉劍英作為一個諳熟歷史又有豐富鬥爭閱歷的軍事家，深知歷史上有許多‘謀成泄敗’的先例，而且有切身體驗。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曾遇到多起類似的事件，有經驗也有教訓。1922年陳炯明在廣州炮轟總統府，他那時跟隨孫中山，組織反擊，不料海軍司令溫樹德會後告密，使革命艦隊遭到損失；1927年，廣州起義中也有內奸幾次搗鬼，險些誤了大事；最嚴重的是1935年長征路上，張國燾製造‘密電’事件，經過黨中央緊急果斷處置，才化險為夷。前車之鑑，不可不慎。葉劍英一再叮囑汪東興，這次對‘四人幫’採取緊急的重大政治行動，在黨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須慮之周詳，妥善安排，嚴密組織，實際做起來，人不能多，越少越好，要絕對可靠，守口如瓶。萬一走漏風聲，就會打亂一盤棋，招致失敗。他和汪東興反覆磋商，周密部署，從警衛人員的挑選到‘隔離審查’的措施，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慎重敲定，再由汪東興負責主辦，檢查落實。事後汪東興回憶說，本來計劃在國慶後準備十天再動手，後來考慮拖得越久，越危險，便改為六天，定在六號。”這是一份發動反革命宮廷政變的絕妙自供狀，葉劍英不愧是政變老手。善良的人們會從上面的引文中看到字面之外的內容，學到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東西。

 　　第一，葉劍英是戰戰兢兢、心驚肉跳地，像走鋼絲繩一樣地，如同黑暗動物般不敢見天日地搞這次反革命政變的。他的所謂“考慮周到”，正說明他做的事情不光明正大，他對誰都不放心，對什麼都懷疑：一次次與華國鋒、汪東興磋商，怕他們兩個臨時變了心；親自跑到汪東興的家裡，做好汪東興的工作，對汪東興有一百個不放心；他對受騙參與政變的警衛人員挑了又挑，選了又選，審了又審；他對進行政變的環境也是疑神疑鬼、膽戰心驚。他告過密，所以很怕別人告密；他背叛過，所以很怕別人背叛。只不過這次用他的“老到”來做的是反革命事業。 

　　第二，當全國人民還沉浸在失去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比悲痛之中的時候，當江青等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正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推向前進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他們幹什麼呢？他們歡欣鼓舞，認為可盼到這一天了，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可以肆無忌憚地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可以搬掉他們搞修正主義的絆腳石——江青等人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鄧小平1975年用“整頓”來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成功，葉劍英鑽在毛主席黨中央的內部，一會假裝極左，一會又露出極右的尾巴，也是潛伏下來，做着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事業，只不過毛主席的健在，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毛主席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像他們頭上的緊箍咒。現在好了，擋道的大山倒了，緊箍咒可以解除了，怎麼能不高興呢！看看上面引文中他們的忙碌，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嗎？！ 

　　第三，“欺騙”是葉劍英他們搞反革命政變的主要手段。政變的成功就得力於欺騙——把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騙到懷仁堂，騙江青說：“中央的意見，要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等等。“為大於細”，葉劍英很欣賞老子這句話，幾乎成了他一生的行動準則。這不光體現在政變細節上，而且貫徹在整個政變輿論上。他抓軍隊的輿論工具——《解放軍報》，約見報社社長；他到處造謠生事，混淆視聽。這一切都貫串着欺騙。他們欺騙群眾：只反對江青他們，不反對文化大革命，也不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只反對江青決不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反對江青他們正是為了樹立毛主席的接班人華國鋒。他們欺騙老幹部：文化大革命都是江青幾個人胡搞的，根本不是毛主席的本意，從而為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牴觸找到了庇護所，為自己的私心找到了藏污納垢的地方；若不反對“四人幫”，不反對文化大革命，自己的私心，自己對毛主席的不理解、有牴觸就無法找到託詞，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就無法找到藏身之處。在毛澤東那個誠實的時代，編造謊言是可恥的，連小孩子都知道，可是這些號稱老革命的人竟明目張胆地造假，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實證明，這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造假的祖師爺。 

　　第四，在一片“文革好，批鄧好，反擊右傾翻案風好，毛主席英明偉大有預見性”的言不由衷的造假聲中，葉劍英開始收集毛主席對江青等人批評的隻言片語、毛主席對華國鋒肯定的僅有的哪怕一點點的批示，他要重新編造歷史，為這次逆革命潮流而動的反革命政變梳洗打扮、粉墨登場。“如何向政治局報告，如何向人民群眾交代？”葉劍英苦苦思索着。這活畫出陰謀家的醜態。

 　　當數十名受蒙蔽被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驅使的士兵，刀出鞘、箭上弦，嚴陣以待的時候，被騙來開會的王洪文、張春橋，準備好了開會要用的材料，毫無戒備地同時到達懷仁堂會場，姚文元因為路遠晚到了十幾分鐘（這下可嚇壞了心懷鬼胎的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江青在自己的住處，正看着今天送來的一疊厚厚的情況清樣，考慮今後的工作，這時參與反革命政變的打手們闖了進來，上演了中共歷史上最卑鄙最恥辱的一幕。隨後，葉劍英、華國鋒把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員脅迫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九號樓開了一通宵的會議，威逼着每個人表態，支持他們的反革命政變行動。至此，黑網收攏，歷史開始重寫。 

　　在槍桿子奪取政權時強調兵貴神速，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一伙人深諳其中門道。讓我們看看時間表：1976年10月6日晚八點到九點對江青等人實行逮捕；十點把政治局的在京成員押解到遠離北京市區30多里的玉泉山“開會”，實行封閉“管理”；10月7日運作成功，向外界宣布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仍兼任國務院總理；從7日到8日安排人到軍隊散布逮捕“四人幫”的消息，觀察部隊的反映，隨時準備鎮壓；8日盜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欺騙輿論，假惺惺地作出《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隨後大肆宣傳；10日開始在首都北京大逮捕。短短三、四天的表演，充分說明這次反革命政變是早有預謀的、精心策劃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他們要把全國人民蒙在鼓中，要造成既成事實，要上演一場中外古今罕見的傀儡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