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二二）　黑网

【公孙明按：关于“四人帮”非法逮捕事件此文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但认为汪东兴是被叶剑英王震他们拉拢过去就未免失实；汪东兴，向来是周恩来的特务走狗，周恩来下地狱之后，其特务系统由叶剑英继承（叶剑英死后就由他儿子叶选宁跟上），故当叶剑英让狗才华国锋上当之后，一声令下，汪东兴就夹着尾巴行事，不顾跟随毛泽东和江青的数十年情谊，立马逮捕“四人帮”。】

“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指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处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遗留的问题，又先后会见了几位外宾，病体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得对外宣布不再安排外事活动，静心休养。对于这种安排，党内左派是出于热爱自己的领袖，而右派则认为毛主席来日无多，加紧了秘密阴谋活动，为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编织了一架架黑网，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头上罩来。 

　编织黑网的毒蜘蛛式的人物是叶剑英。由于一次次路线斗争的检验，叶剑英终于露出来狐狸尾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算给他留足了面子，让他靠边休息，名曰“养病”。可是，出于官僚特权阶层的本性，叶剑英要进行最后一搏。从1976年5月开始，叶剑英躲在北京西郊30里外的西山干了些什么呢？如果是个老实人，既然毛主席、党中央不让自己再管国家大事了，又已年近八旬，不论于公于私，是党性还是人性，都不应该再做有损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了，更不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但叶剑英是个党内资产阶级阴谋家，他要为那条即将消亡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死回生，要为即将倾颓的官僚垄断王朝打出一片蓝天。对于他的猖狂密谋，有他的吹鼓手范硕写的《叶剑英在1976》为证。现摘录两段以飨读者：“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隐居’在西山这段日子里，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不只同聂荣臻交谈，也不限于只在西山里边交谈，也走出去，或相约在山下的二号楼和城里的小翔凤，或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同其他同志接触。不但同政治局里的李先念、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倪志福等同志保持联系，时相交谈，而且利用可能利用的机会和场合，主动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接触，同他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自然，也常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交谈。 ‘为大于其细’。叶剑英很欣赏老子这句名言，多年来，在最高统帅部从事参谋工作，使他养成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凡事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每办一件大事，都深思熟虑，明察秋毫。他每天从电波里获取各种信息，亲自翻阅能看到的各种文献、报刊和资料，同时把整个办公室的‘机器’开动起来，收集各种资料、研究各种问题。他把秘书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谈形势，面授机宜，提醒大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不但要注意研究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研究国内军内问题。好比走进林海雪原，要记得东西南北，千万别转向。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给办公室的同志分工。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抓总，秘书张廷栋则负责国内方面，王文理负责军事系统，陈效良负责国际外事方面，张燕、李俊山机要保密工作……要求他们全面了解国际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国内‘王、张、江、姚’的活动情况。不仅要了解北京的，还要了解上海的，外地的。他不论工作怎么忙，每天都要听取一两次汇报。秘书们按照分工，将自己了解掌握的情况和资料条分缕析，摘要整理，及时报告。有时常常是在叶帅吃饭时，边吃边听边谈。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段时间，他患便秘，就专门制作了个小桌子，上面摆好文房四宝，坐在厕所里‘办公’，批阅文件。”从这段文字的记载，可以看出，叶剑英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真正达到了废寝忘食，绞尽脑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也不过如此。

为什么叶剑英如此着急，夜以继日地忙活呢？用叛徒汪东兴的话说，政变实在没有成功的把握；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话说，当时已到了生死关头。与一切垂死的阶级一样，共产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官僚特权阶层利益的顽固维护者们，面临着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风暴，是多么惊慌失措，又是多么负隅顽抗！他们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密谋篡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权，以便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反攻倒算！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朝思暮想地去扭转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航向，穷凶极恶地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歇斯底里地去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叶剑英等人编织的黑网，从上面的引文中可窥一斑。叶剑英与邓小平有过密谈，认为“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的就是那一帮子激进分子，其中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中央的代表人物，江青又是他们的核心，只要把他们四个人孤立起来，主要矛头对准江青，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就好办了。现在要集中力量制造矛盾，分裂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增加人们对他们的仇恨，特别要搞臭江青。该拉的拉，该分化的分化。正是根据这套阴谋诡计，叶剑英告诉王震，不要把火气乱发，应该把仇恨记在江青他们身上；应该通过关系做好汪东兴的工作，掌握住八三四一这支中央警卫部队；利用自己直脾气、不懂政治的外部形象，到处走走，抓紧时间搞好串联工作。叶剑英自己则亲自出马，做华国锋的工作，说江青他们不信任他、看不起他，毛主席逝世后如果江青当了党中央主席没有他的好日子过，只会把他当成摆设，当成受气包，如果把江青他们打倒，老同志们会拥护他为领袖。（这些话确实使华国锋心动了，他权衡利弊得失，感到江青他们经常批评他，而叶剑英他们整天恭维自己，又许诺自己最高权力，而且叶剑英他们现在也正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的态度是个关键，如果这时自己倒向叶剑英他们，无疑是雪中送炭，何乐而不为！）叶剑英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部队负责人的工作上面，他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睁大双目昏花的眼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干部队伍里物色自己的帮手。他心急如焚，光怕找不到发动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人选，所以让他手下的人都去做这件工作。他对部队负责人提出的要求是，最低保持中立，千万不能替江青他们说话办事，更不能妨碍政变行动。碍于老上级、老领导、老首长的情面，不少解放军的干部违心地答应了叶剑英的请求。

叶剑英说：  “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更卑鄙无耻的是，当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进入紧张有序的防震抗震的工作时，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却趁机大串联，谋划反对江青他们的具体行动。特别令人发指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全世界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叶剑英、邓小平也没有停止串联密谋活动，甚至对江青哀服戚容进行指手画脚，幸灾乐祸，背后说三道四，极尽造谣、污蔑、挑拨、离间之能事。这对失去亲人、失去四十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失去自己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江青是多么不公正！这对化悲痛为力量、时刻不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未竟事业的江青是多么不公正！ 　

　毛主席生前亲笔写下的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包括叶剑英在内，都是看过的，那时没有一个表示反对，华国锋更是积极拥护。现在，毛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在叶剑英的蛊惑下，利欲熏心，翻脸不认人，矢口否认毛主席的意见，一心想爬上皇帝的宝座，不惜认敌为友，投靠官僚垄断集团，背叛毛主席，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叶剑英、邓小平更是认为黑网已经织成，于是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开杀戒，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这就是《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描写的形势。 

江青等人却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有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有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是毛主席培养和一手提拔的、革命左派支持的，右派是翻不了天的。当然江青还是有所警觉的，认为应该从路线斗争着手，可惜忘记了政权和掌权的人是个关键，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她说：“大家很悲痛，我很理解，也很感激。但是今天开会不能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赞同江青的意见，只有华国锋由于受了叶剑英的收买，汪东兴被叶剑英、王震等人拉拢过去，在会议上一言不发。可是大家逼着华国锋表态，他才不得不说：“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的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马上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正当政治局成员要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因参加毛主席的治丧活动而在场的叶剑英着了急，他老谋深算，心里对江青恨得怒不可遏，但表面上一脸笑容，用假惺惺的劝慰口吻说：“江青同志，你要多保重身体，不要太性急嘛。毛主席走了，我们现在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先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好吗？”江青看叶剑英说得诚恳，年纪又最大，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促使叶剑英、邓小平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决策人物提前了行动。这天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提议，要求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确定江青的党中央主席的工作，然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这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三人急了眼。首先是叶剑英、李先念站起来反对，华国锋以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否决王洪文的提议，要求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转移话题，把毛远新询问是否准备回辽宁的信念了一遍，让大家发表意见。本来，毛远新一直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毛主席最后的日子里的情况、毛主席写的东西，只有毛远新清楚，也能看得懂，把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后事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华国锋、叶剑英横加阻挠。华国锋说：“江青同志说，她和毛远新都不参加毛主席后事的安排，还是让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吧。”这一招很毒，一是歪曲了江青对毛主席后事一切从简、作为家属、她和毛远新等既不参与、更不会提出任何要求的本意；二是把毛远新赶回辽宁，使毛主席的遗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埋下伏笔。叶剑英老奸巨滑，，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如果让毛远新留下来，会对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很不利。于是拼着老命高声喊：“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应该马上回辽宁工作，毛主席写的和批示的文件应该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江青他们也看穿了华国锋、叶剑英的伎俩，坚决要求把毛远新留下来。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华国锋蛮横地说：“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是我主持工作，我说了算。让毛远新回辽宁，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由我来作。”说完甩袖而去。就是这样，江青他们还是认为可以做华国锋的工作，党中央不能分裂，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9月30日晚7时，在天安门城楼召开了国庆座谈会，反潮流的革命小将黄帅等群众代表发了言，华国锋也不得不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10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栏大标题的消息：“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国庆座谈会决心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10月4日发表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解释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含义，那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办。社论说：“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一切修正主义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这些关于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像匕首，像利剑，刺向“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心窝，吓破了他们的胆，慌乱了他们的阵脚，。于是他们迫不及待要孤注一掷，把已经编织成的黑网收紧，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头上撒来。

 　　现在再来引用吹鼓手范硕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的一节，看看反革命政变专家们是如何制造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小标题是：“谋成于秘败于泄”。全节内容是：“‘大事不糊涂，小事更周到’这是萧克将军对叶帅的一个评语。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惯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像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重大战役一样，来对待这次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后一役。这一役虽然只解决几个人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大兵团作战，还要难一些。这因为情况不同，战法不同，又没有先例。

在‘临战’前夕，有许多特殊问题需要精细缜密地研究解决。诸如，那几个人能按时到会吗？他们住地又不在一起，会同一时间来怀仁堂吗？会顺从地接受‘审查’吗？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对江青是否需要‘特殊照顾’？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选物色得怎么样？可靠程度如何？会议定在晚间还是深夜恰当？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内容什么时候发通知？怀仁堂的场地怎么样？警卫要不要加强？甚至连怀仁堂有几道岗、正厅有几道门，开哪个，关哪个，进哪个，出哪个，他都想到了。再者，除了‘四人帮’之外，还有哪几个人非要解决不可？自然是人数越少越好。是同一时间解决还是放后一步？这些人解决之后，安置在什么地方进行‘隔离审查’？如何依法处置，如何向政治局报告，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还有，对一些重要机关和机要部门要不要采取紧急措施？……这一系列问题，看来很小很细，未免有点烦琐，但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是整个‘链条’中的若干个‘环节’，直接关系着这场斗争的全局，都需要认真去安排和解决，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为了取得决战全胜，叶剑英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倾听他汇报最后一切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一一解决，使行动计划更臻于完善，更为可行。 汪东兴又将进一步落实的情况，及时报告华国锋、叶剑英。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政治局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就地解决，特意通知吴忠作好准备。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几个死党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谋成为秘，败于泄’。叶剑英作为一个谙熟历史又有丰富斗争阅历的军事家，深知历史上有许多‘谋成泄败’的先例，而且有切身体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他那时跟随孙中山，组织反击，不料海军司令温树德会后告密，使革命舰队遭到损失；1927年，广州起义中也有内奸几次捣鬼，险些误了大事；最严重的是1935年长征路上，张国焘制造‘密电’事件，经过党中央紧急果断处置，才化险为夷。前车之鉴，不可不慎。叶剑英一再叮嘱汪东兴，这次对‘四人帮’采取紧急的重大政治行动，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须虑之周详，妥善安排，严密组织，实际做起来，人不能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守口如瓶。万一走漏风声，就会打乱一盘棋，招致失败。他和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措施，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慎重敲定，再由汪东兴负责主办，检查落实。事后汪东兴回忆说，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十天再动手，后来考虑拖得越久，越危险，便改为六天，定在六号。”这是一份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的绝妙自供状，叶剑英不愧是政变老手。善良的人们会从上面的引文中看到字面之外的内容，学到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第一，叶剑英是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像走钢丝绳一样地，如同黑暗动物般不敢见天日地搞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他的所谓“考虑周到”，正说明他做的事情不光明正大，他对谁都不放心，对什么都怀疑：一次次与华国锋、汪东兴磋商，怕他们两个临时变了心；亲自跑到汪东兴的家里，做好汪东兴的工作，对汪东兴有一百个不放心；他对受骗参与政变的警卫人员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审了又审；他对进行政变的环境也是疑神疑鬼、胆战心惊。他告过密，所以很怕别人告密；他背叛过，所以很怕别人背叛。只不过这次用他的“老到”来做的是反革命事业。 

　　第二，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悲痛之中的时候，当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可盼到这一天了，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可以肆无忌惮地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可以搬掉他们搞修正主义的绊脚石——江青等人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邓小平1975年用“整顿”来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成功，叶剑英钻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内部，一会假装极左，一会又露出极右的尾巴，也是潜伏下来，做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事业，只不过毛主席的健在，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像他们头上的紧箍咒。现在好了，挡道的大山倒了，紧箍咒可以解除了，怎么能不高兴呢！看看上面引文中他们的忙碌，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吗？！ 

　　第三，“欺骗”是叶剑英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手段。政变的成功就得力于欺骗——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骗到怀仁堂，骗江青说：“中央的意见，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等等。“为大于细”，叶剑英很欣赏老子这句话，几乎成了他一生的行动准则。这不光体现在政变细节上，而且贯彻在整个政变舆论上。他抓军队的舆论工具——《解放军报》，约见报社社长；他到处造谣生事，混淆视听。这一切都贯串着欺骗。他们欺骗群众：只反对江青他们，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反对江青决不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江青他们正是为了树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们欺骗老干部：文化大革命都是江青几个人胡搞的，根本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从而为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抵触找到了庇护所，为自己的私心找到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若不反对“四人帮”，不反对文化大革命，自己的私心，自己对毛主席的不理解、有抵触就无法找到托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无法找到藏身之处。在毛泽东那个诚实的时代，编造谎言是可耻的，连小孩子都知道，可是这些号称老革命的人竟明目张胆地造假，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证明，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造假的祖师爷。 

　　第四，在一片“文革好，批邓好，反击右倾翻案风好，毛主席英明伟大有预见性”的言不由衷的造假声中，叶剑英开始收集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批评的只言片语、毛主席对华国锋肯定的仅有的哪怕一点点的批示，他要重新编造历史，为这次逆革命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政变梳洗打扮、粉墨登场。“如何向政治局报告，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叶剑英苦苦思索着。这活画出阴谋家的丑态。

 　　当数十名受蒙蔽被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驱使的士兵，刀出鞘、箭上弦，严阵以待的时候，被骗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准备好了开会要用的材料，毫无戒备地同时到达怀仁堂会场，姚文元因为路远晚到了十几分钟（这下可吓坏了心怀鬼胎的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江青在自己的住处，正看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时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打手们闯了进来，上演了中共历史上最卑鄙最耻辱的一幕。随后，叶剑英、华国锋把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胁迫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九号楼开了一通宵的会议，威逼着每个人表态，支持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行动。至此，黑网收拢，历史开始重写。 

　　在枪杆子夺取政权时强调兵贵神速，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一伙人深谙其中门道。让我们看看时间表：1976年10月6日晚八点到九点对江青等人实行逮捕；十点把政治局的在京成员押解到远离北京市区30多里的玉泉山“开会”，实行封闭“管理”；10月7日运作成功，向外界宣布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仍兼任国务院总理；从7日到8日安排人到军队散布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观察部队的反映，随时准备镇压；8日盗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欺骗舆论，假惺惺地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随后大肆宣传；10日开始在首都北京大逮捕。短短三、四天的表演，充分说明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要把全国人民蒙在鼓中，要造成既成事实，要上演一场中外古今罕见的傀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