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案審判親歷(4)

彭樹華

餘音未了

1978年之後，為潘漢年平反的呼聲也越來越多。有的材料說，第一個提出來的人是廖承志，但是從最終提交的法律材料上看，是陳雲牽頭的。陳雲說：“當時黨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一共有3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們兩個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在，我再不說話，將來再複查潘漢年案就更困難了。”

為潘漢年平反的材料，也是由中紀委牽頭進行的。在他們後來提交給高法的材料里，我們看到了很多當時根本沒有看到的重要材料——比如潘漢年當年發給總理和羅邁的電報，證明他的行動都是經中央批準的。還有王明當年派潘漢年時，寫給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的信，信里清清楚楚寫着派潘漢年回來的目的是與國民黨、第三國際和國民黨聯合抗日，寫得清清楚楚的。這些材料都是中紀委出面找的，他們從哪個渠道補充進來的，我們也無從知道。

1982年1月，中紀委把《關於潘漢年同志問題的複查報告》送到高法，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批示：“我同意撤銷潘漢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來要改判一個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應組成合議庭進行覆審，但由於潘漢年這個案件的特殊性，經院領導同意就把覆審的一套法律程序簡化了。我指定華東組擬寫撤銷原判裁定書，報經院長批准，撤銷原審判決，宣告潘漢年無罪。

可是裁定書下達後，我們才知道，潘漢年早已在5年前離開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漢年從秦城監獄轉到湖南，與先期到達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東南茶陵的洣江茶場，繼續勞動改造。1976年10月，潘漢年得知“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這一天，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84周年，《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登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文，這篇文章徹底擊垮了潘漢年。

1977年3月，經請示公安部批准，潘漢年化名“蕭叔安”住進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4月14日傍晚，71歲的潘漢年與世長辭。去世前，董慧獲准來到病室，潘漢年睜大眼睛看着董慧，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潘漢年死後，做了遺體解剖，發現他肝部已爛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長沙金盆嶺墓地，墓碑寫着“蕭叔安之墓”。

1979年，61歲的董慧也離開人世。董慧出生於香港一個富裕人家，為了追求革命理想來到延安，1940年與潘漢年結婚，而且利用父親的銀行家背景幫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董慧被捕後，潘漢年曾說她是“最冤枉的”。而無論環境多麼險惡，董慧從未離開過潘漢年，想來令人嘆息。因為潘漢年與董慧夫婦生前無子女，身後無親人，裁定書除了送給中央有關部門外，已無處送達。

潘漢年被平反後，雖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揚帆最終也被平反。

眾所周知，潘漢年案的背景非常複雜，牽扯到的面也非常廣。而直到現在，很多材料還沒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問，我們現在也無法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潘漢年案發生在1955年3月全黨代表會議討論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期間。在討論中，很多幹部做自我批評，交代與“高饒”相關的一些問題。潘漢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事，一直沒有向黨中央報告，想藉此機會把事情的經過向黨說清楚。因為陳毅是華東組的組長，潘漢年先找陳毅談了相關情況，隨即寫了一個材料，委託陳毅交給黨中央、毛主席。陳毅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將材料給了毛主席。

潘漢年被捕後，作為和他交往最長、關係最深、接觸最多的人，周恩來總理對此案非常關切。原中聯部部長羅青長多年後寫了一篇《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的回憶文章，透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羅青長回憶，“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最終周恩來、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

李克農在報告裡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請中央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可是這份報告並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視。而這份報告，當時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們在秦城審閱案卷時，甚至在給潘漢年平反之後，都根本不知道還有一份這樣的材料。

當時不少冤假錯案，都是像潘漢年案一樣，有關部門為了保密，不將有關證據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審核，以致錯判。所以當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刑法》、《刑事訴訟法》公布實施後，明確規定：凡是向法院起訴的案件，認定有罪與無罪的證據材料，都要如實附卷，移送法院，否則法院不予受理。這在當時是一個比較大膽的決定，因為它可能會觸犯了一些兄弟部門，它們往往以保密為名，不給我們提供相關材料。以潘漢年案為例，如果早看到潘漢年與中央以及其他相關人員往來的電報，事實不就不言自明了嗎？

總理雖然對潘漢年案很關心，讓李克農寫報告，但最後在給潘漢年定罪的判決書上，他還是簽了字。

不盡思考

潘漢年被平反以後，社會反響特別大。這麼多年來，關於潘漢年的文章、書籍甚至電視劇層出不窮。“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議論的熱點。有的人說潘漢年案是某人一手炮製的，有的人說是那個人羅織的，口誅筆伐，受指責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沒少挨罵。作為當年潘漢年案的審判人員，我們也一直有一種負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醫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漢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長王懷安。那時候正在播《潘漢年》的電視劇，我們也談到了潘漢年案的問題。王老長嘆後說了一句：“你們當時怎麼判得下去！”

王老的話，讓我們心情都很沉重。曾漢周無奈地說：“我們是奉命辦案，沒有辦法。潘漢年的案子是怎麼回事，誰心裡都明白，但誰也不敢說個不字？？”我不知深淺地說了句：“周總理都救不了潘漢年，又有誰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國建國之初，毛澤東任命的由沈鈞儒等17人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沒有親身經歷，感受也不深。所以我們就談了當年審判前後的一些情況，談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這時在一旁的曾漢周夫人說：“你們說的這些情況不寫出來，將來還有誰知道，誰能說得清楚？”大家聽了之後，都陷入沉默，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

此後，曾漢周多次和我談起潘漢年案。他說：“潘漢年案的錯判，教訓太深刻了。你應該把它寫下來，讓外界特別是法院的審判人員知道這個案子為什麼會錯判，這也對實現真正的獨立審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負擔更重，她經常說這樣一句話：“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半生從事審判工作，一向謹慎，最怕判錯案子，冤枉好人。這輩子記不清辦了多少案件，捫心自問還是個稱職的審判員，唯獨潘漢年案做了違心的審判，一世清明，毀於潘漢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她和曾漢周都覺得，我們當年是親身經歷者，有責任把問題說清楚。但他們年紀大了，很多事情力不從心，所以寄希望於我。丁汾病危期間，還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囑我：一定要把潘漢年案的審判真相寫出來，讓世人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如今，他們倆都已經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責任完成他們的心願。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們從潘漢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訓，而結束人治，真正實現法治，是我們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標。（其實並不難懂。毛澤東思想的具體應用就是逼蔣抗日，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且日本人語言不通，在中國長不了的，故更希望日軍能多消耗國軍實力，以利戰後奪天下。潘漢年是蔣、日、我《三國志》的直接參與者。故不能讓他把秘密說出去。）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19期 口述/彭樹華 主筆/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