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是最卑鄙的人性!

劉亞洲

毛澤東作為執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着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歷史方面的效能：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言之鑿鑿地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

毛澤東的這種整人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

1987年整胡耀邦時，中共高層開了所謂“民主生活會”，其間絕大多數與會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種從先主席那裡學到的整人伎倆：聯手圍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語地肆揭老底，硬是把這位“紅小鬼”出身的總書記整得淒悽慘慘乃至“失聲痛哭”。

1989年整趙紫陽時，又有許多中共高層人士故態復萌，紛紛表示要與現任總書記劃清界限，並一致聲討他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硬是將“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開成了一個批鬥會，一個鴰噪四起、格調低下的批鬥會。直到十六年後趙紫陽去世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心懷禁忌，不敢去趙家靈堂弔唁，不敢去八寶山告別，不敢去為他們的這位老同事、老領導送最後一程路，硬是把絕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這正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曾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整得檢討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還有一些人如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歷，既有過作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經歷，也有過作為告饒不止的挨打者的經歷。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恥辱，既有過作為凌辱者的恥辱，也有過作為被凌辱者的恥辱。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

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橫道”這個古語，不能不認為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生態，是相當險惡的，也是相當醜陋的。

毛澤東讓鄧小平當上了“反右”運動的副統帥，不管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事實上就是讓鄧小平為這場運動，不僅要做出僅次於他毛澤東的事功，還要承擔僅次於他毛澤東的責任。日後若要追究這場運動的歷史責任，第一個要追究的當屬統帥毛澤東，第二個要追究的就屬副統帥鄧小平了。也就是說，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共進共退、共榮共辱：若是肯定“反右”運動，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後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運動，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後者。

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與他的老戰友宗鳳鳴議論過他們的老首長鄧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給“反右”運動平反事做過一番評論：幾十萬“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幾個人沒改過來，他還堅持“反右”運動應該肯定。這說不過去嘛，沒有道理。趙紫陽還多次談到：鄧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執行，不能反對。他就是這樣性格的人。趙紫陽所謂鄧小平的“這樣性格”，頗得毛澤東的某些遺風，即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遺風。

毛澤東整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常常使自己隱身幕後，而把別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劉少奇時，他把周恩來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來時，他又把鄧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級打手。他這樣做究竟是怎麼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麼樣的後果，則是確定無疑的，即能讓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位於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擔儘可能多的整人責任，並因此而能為自己的身後事埋下許多伏筆。

這個黨若要繼續維護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人在歷史上的形象，就得設法掩飾這些人曾如何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同時也會連帶着設法掩飾毛澤東曾如何指使這些人去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這就會淡化乃至抹煞那段歷史，那段由毛澤東領着這些人共同創造的十分醜陋的歷史；同時也會模糊乃至掩蓋這些人的真實面目，這些人在中共高層政治角逐中不時作陰陽變色的真實面目。

李銳先生曾多次談起他所親歷的一件事：

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可惜啊，這兩份原稿都給燒了，沒有啦！

李銳先生還談了有關這件事的背景情況：

當年有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工作結束後，兩案專案組機構隨之撤銷，而原本由兩案專案組搜集並保存的大量資料也就轉到我們中組部保管。在這批資料中，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既有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上述他給劉少奇做結論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領導人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他們背地裡相互打小報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

李銳先生話：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麼長的時間，做了那麼多的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到此處，我們則看到：毛澤東雖然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卻留下了許多屬於別人的墨跡，比如上述那個屬於周恩來的墨跡。毛澤東這是讓手下人替他背黑鍋，一是不留下他幹壞事的紀錄，二是可防範手下人說出他幹壞事的真相。可以想見，周恩來即便是死在了毛澤東的後面，也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許多詳情，尤其是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劉的這一詳情，相反倒會竭力去掩飾這一詳情。不過，周恩來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澤東的前面，其遺孀卻活到了毛澤東的身後，並做起了周恩來假如還活着也一定會去做的事，即一定會去竭力掩飾他所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澤東當打手背黑鍋的事。

可以說，其遺孀鄧穎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許多有關周恩來的那些見不得人事的歷史記錄，至少銷毀了上述那份由周恩來親筆擬定劉少奇罪名的原稿。

1973年毛澤東整周恩來這件事:

毛澤東知道，要整像周恩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僅靠“四人幫”那些人是壓不住台的，也得要有與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級人物出場。於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投向了這個他不久前才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是個聰明人，自是會深知毛澤東的用心，深知毛澤東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驗他。於是，他為了毛澤東，也為了他自己，斷然出手，將整周恩來的事做得盡職盡力。1973年毛澤東主使中共高層整周恩來的事；在紀登奎當時很顧忌的那些還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鄧小平。

鄧小平為什麼對於“文革”抱着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諱莫如深地總不讓徹底搞清“文革”。因為，他在這場運動中，既受過嚴重的傷害，也有過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舉動，也留下恥辱的記錄。所以，“文革”問題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為傳媒深入報道的話題，也不能作為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晚年毛澤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說，大多數時間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濁水中，“不亦樂乎”地感受着他“與人斗”的骯髒與惡臭。並且，他還把他身邊的那些人，那些執政黨高層大員們，也都拉下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塊兒嬉戲打鬧，鬧得一個個都成泥猴模樣。先是看着劉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懷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繼而看着周恩來又是在如何往劉少奇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鄧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抹污泥的„„

正是這種污泥塘中的狂歡，構成了晚年毛澤東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並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連帶地構成當時整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這種污泥塘中的狂歡，又因其非常醜陋而成為毛澤東刻意設局加以掩飾的歷史迷案；並又因其負面連帶效應而又成為此後歷屆中共高層都要想方設法加以掩飾的歷史沉案。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毛澤東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態度，儘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除晚年外，劉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都順從着毛澤東，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較為清醒的一方，即毛澤東稱之為“右”的一方；可一旦獲悉毛澤東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轉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着毛澤東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着毛澤東去整彭德懷而干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不會說一句外國話”，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得懷“裡通外國”；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一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要附和着毛澤東去指控彭德懷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可以說，劉少奇是頭腦相當清醒地跟着毛澤東去做這些渾事且醜事的。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自“延安整風”後，他就一直對毛澤東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屢屢遭毛澤東打壓乃至羞辱，又屢屢向毛澤東示弱乃至告饒，甚至屢屢昧着良知做了許多助毛為虐的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一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於是乎，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因不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經濟的國防部長則因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不免落難。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德懷替周恩來說話而被打倒後，周恩來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過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懷的現行罪過，即批彭德懷此時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德懷的歷史老底，即揭彭德懷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1959年8月24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報告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聽報告者為全軍正師職以上幹部，計有一千餘人。在這一報告中，周恩來以中共最為資深的黨人、軍人的身份，暢談中共的黨史、軍史，歷數彭德懷一件件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從而為毛澤東關於他與彭德懷在歷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說法，做了“最權威”的注釋，至少看起來像是“最權威”的注釋。不過，周恩來雖然離剛直最遠，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澤東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遠，至少比劉少奇、鄧小平走得遠。他屢屢被毛澤東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讓躲閃有方，不僅沒被毛澤東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終蓋着黨旗老死於毛澤東的身旁。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着毛澤東、熱捧着毛澤東。比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在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抬轎子、吹喇叭。

至於朱德，用李銳先生的話說“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會去積極主動地整治人，但也不會去仗義執言地抗拒毛，而常常會隨着大溜說上一些應景的話、敷衍的話，既敷衍着毛澤東，也敷衍着公道和正義。 陳雲曾屢屢為毛澤東補偏救弊，收拾經濟爛攤子，故經常被毛澤東譽之為“良將”、“賢妻”。不過，他一旦發現毛澤東反悔變臉，變虛心納諫為諱疾忌醫，並遷怒於自己，便立刻做出檢查，痛說自己種種不是，接着就請病假走人，與毛澤東脫離接觸，使之眼不見心不煩，也就不予嚴加懲處了。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澤東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澤東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顯才智的周恩來總理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魔力是無與倫比的。又如，毛澤東能夠迫使中共黨內最為剛勇的彭德懷將軍向自己低頭認錯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勢是不可抗拒的。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壞事就應受到貶斥，即便死了也應受到追訴，以使他遺臭萬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應獲得褒揚，即便死了也應獲得追認，以使他流芳百世。就是要說明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邪惡的東西，但最終還是邪不壓正的，還是要講公道常理的。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儘管不時孳生許多病態的東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復興的可能。因此，若要復興中國文化，就必須復興中國傳統歷史記述，“使中國人能恢復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201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