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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是一个信号:被重用的“幕僚”治国,福兮祸兮?
送交者: 北冥有笋 2018年01月05日18:32:2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王沪宁是一个信号:被重用的幕僚治国,福兮祸兮?

发表于 好新闻  2013-07-03


【公孙明按:见天在中国是大小木马治国,福兮祸兮,何须多费思量!】

《华尔街日报》6月5日发表题为《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的文章,介绍王沪宁的政治学识、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等。……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外界预计,王沪宁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沪宁能对鹰派军事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起到制衡作用,后者希望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2013-06-05大公网美媒关注王沪宁:政治局唯一的美国政治专家)

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华尔街日报》最近特别关注的高级智囊王泸宁何许人也?据网上介绍,“王泸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新理论权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创立者。”以前他是文人,如今是高官。或曰“高级智囊”、“赛诸葛”、“文胆”、“护国宰相”……总之,已经不是独立的学者,而是被重用的“幕僚”。美国佬老这一咋唿,于是在中国就炸了锅,万众关注文胆王泸宁。可见美国佬对中国政治的操控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这不是凭空指认,
当初基辛格一个消灭重庆模式的 顶层设计,立即引来中国的重庆倒薄风暴;一个美国“猎鹰”顶层设计,中国军中之鹰派立即触了霉头……。

然而,中国的幕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过,如今倚重幕僚治国,国之福兮?国之祸兮?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幕僚,扶植之?或倒之?这全看对美国有利或有害。事实如何,国人睁大了眼睛细看!

老例的博客《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封信》说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习近平先生,要解决中国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推行宪政,重在立规;必须向前看,不搞群众运动,不找后账。法国革命把贵族吊上路灯柱,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结果是百年流血动乱。英国革命利用贵族的自身利益,实现宪政,保证了国家三百年的稳定发展。”

冯胜平何许人也?据该博格介绍:冯胜平是重庆人,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系,与王泸宁是同学。1982年国家选派赴美派留学生他被选中,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后学成未归留在美国打拼。他笑言,要是选中的王泸宁,他就进局了。何谓进局了?成为局中人也。所以王沪宁的同学冯胜平也来指点江山
,为美国主子推销宪政,据说这样可以保障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安全——这就是美国说客的卖点。

那么对于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安全,文胆王泸宁又如何理论呢?
冯胜平一主一仆,只要服侍好美国老板,好说话。而美国老板期盼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发挥重要影响力。这可是一仆俩主的勾当,难呐!

2012年02月27日,思想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与此相唿应的是,2012年03月14日,华富财经,《温家宝:不推行政改
文革或重来》:温家宝称“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就有了“宪政”与“遵守宪法”的纷扰。

美国老板何以推销“宪政”呢?这是美国梦的的重要组成,是美式新殖民主义的高招。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接受了美国宪政政治模式,美国马上对其操控自如,说换马就换马。不听话的马下场可悲。譬如韩国前总统外卢武铉不听美国老板的话,外交上,他不顾一切地发展和朝鲜的关系。内政上,卢武铉清算“韩奸”,与日本对抗。这都违背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于是立马换马。换马还不解恨,必置之于死地以教训来者。卢武铉的妻子收了5000多万贿款,把柄落入人手,他被株连了,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了。
中国台湾的陈水扁,也因美国中意而发迹,更因忤逆美国而成为阶下囚,还被逼成疯癫。即使是马英九,处理渔民被菲律宾枪杀的事件也不得不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从当初的慷慨激昂,到如今的无声无息。中国 大陆要是也上了套,美国还需要费那么大的劲重返亚洲,让日本入侵钓鱼岛,唆使菲律宾南海寻事,培植东突在新疆搞恐怖活动,四面威逼?换只马就行了。于是有了两难:中国的新生官僚不投靠美国,内外交逼,不安全;投靠了美国,动不动就换马,也不安全。美国老板的美梦与中国官僚的美梦要相通着实也不容易啊!

如此,对于美国主人推销的“宪政”,“一仆俩主”又能作何处置呢?确实犯难。

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指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保护和发展生产关系,就是保护和发展决定这种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就是保护和发展那个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民主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首先体现在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以财产状况划分公民权利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保证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便能更有效地维护该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关系、政治活动规则、政治结构模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不过是为证明和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合法性而确立和设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只有在这种服务所形成的相互作用中,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完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只有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在经济领域内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统治的更换,而不断进步和完善。每一历史时期的民主都比前一历史时期的民主向前迈进一步。但是,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的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列宁把无产阶级民主制看作为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民主制和最高限度的民主制。”既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宪政民主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制,那么从理论上就难以直接接纳美国的推销。

王沪宁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说:“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这就是
所谓“尊重宪法”的折衷方案。

然而,幕僚“尊重宪法”的折衷方案在中国如今的政治现实里注定只能是空谈。王沪宁一面说“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一面
他所辅佐的治国却是继续着“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的现实: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但施政的现实却是背道而驰,无视宪法:2012年09月17日,大公报《深圳:游行引发警民冲突》据中新社报道,16日上午,深圳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参与者达数万之众。上午10点起,游行从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路的赛格广场出发,兵分几路,其中沿深南大道东进的队伍,一度聚集在中共深圳市委大门口与警察发生了摩擦。据内地媒体报道,部分示威游行队伍在日资百货门前与警方爆发多次冲突,在场公安向反日游行队伍发射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水炮;……2012年09月17日大河网张明龙《警惕反日游行诱发群体性事件》:随着“九·一八”国耻日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不减反增。在深圳,大批民众参与反日示威,期间跟特警及防暴警察发生推撞,多人被带走,有人声称被警察殴打。武警及公安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及催泪弹驱赶人群,人则跳上装甲车大肆破坏。(联合早报网9月16日)——这与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明显抵触。2012年09月29日华龙网《薄熙来重庆市人大代表职务被依法罢免》:9月28日,重庆市渝中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依法罢免了薄熙来的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人民代表由选区选出,却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依法罢免”。 而且,薄熙来长期未经审判,“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关禁至今。(尊重宪法难哪!审判刘志军,一个敏感的性贿赂就搅得官场无宁日,如果接着审判薄熙来,一个老婆株连的敏感性还不知道要把官场搅成啥样呢?)2013年03月06日官方的喉舌新华网评《质疑申纪兰有点不太厚道》:“申纪兰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唯一从一届连任至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引起一些网友对其履职能力的质疑。这种缺乏合理性、逻辑性的质疑,对一位年过八旬、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的基层人大代表来说,多少有点不厚道。……从申纪兰几十年的代表之路来看,她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代言人’。……网上有声音质疑她的履职能力,甚至拿‘从不投反对票’说事,这种质疑其实没有道理。”既然人民代表从不投反对票不可置疑,那么由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成了空谈,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2013年04月13日燕赵都市报《近期3名维权农民被碾死 均被迅速定性为事故》:近期,舆论高度关注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现场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岁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连人命关天都置之不理,宪法根本就不被众多的政府官员所尊守。 要政府官员自觉尊重宪法,除非彻底反腐,清除一切新生官僚。但新生官僚就是幕僚的依靠,又怎么能加以清除呢?两律背反啊,悖论啊!连万能的上帝也无法战胜自己,何况幕僚。当初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也曾经深深陷入如此绝境。 而且他仅仅是想抑制一下肆无忌惮的官僚资本而已。结果国人皆知。

而且王沪宁指责“文革”“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其实这种无视宪法的状况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至少早就出现在“文革”之前,
在被声称为天下大治的时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期间,而非暴力革命时期。2011年11月22日信力建《刘少奇是文革的受害者与始作俑者》披露: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其实,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生官僚们一向就不把宪法放在眼里。要是包括罢工权利的宪法 真的能得到贯彻,中国社会的民主早就不至于如此差劲,“文革”也就有可能不会爆发。

既然为了新生官僚的既得利益,“遵守宪法”只能是空谈,那么,深刻反思“文革”又能反思出什么呢?又想确立什么呢?其实就两个字:“秩序”。

王沪宁说: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2012-02-27思想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就是要用法治秩序阻止“文革”——文化大革命。

王泸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关于革命的说法却是:何谓革命?列宁有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从列宁的这个解释可以看出:⑴革命是一种暴力行为;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打碎,意味着旧政权的推翻;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则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主要有两种: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克思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人民群众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确切的说是“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场革命,那么维护了既成的秩序还有可能“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吗?是王泸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
关于革命的理论错误呢?还是王泸宁不许“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的断言错误呢?如此自相矛盾违背了逻辑。既然是文胆、智囊不会连逻辑也不顾了吗?难道政治只看权力,而可以不顾一切?

如果不希望再次爆发“文革”(暴力革命毕竟有代价,不希望再次爆发情有可原),那么,不是由法律秩序去阻止它,而是消除爆发暴力革命的根源——没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也就是没有了“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自然不会发生,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作为一个智囊,
不会不懂;做出舍本求末的政治设计是最低能的表现。如果想维护“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现状,那么,爆发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王泸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一书也明确指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说,正式通过这种政治行动,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谓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为,是因为这种政治行为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为了当幕僚,难道这么快就抛弃了自己着书阐述过的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反而作出了旨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安全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设计,这值得吗?

如果人们重读一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章里的这一段话,那是很有意思的,统治者集团总是力图维护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秩序,秩序保障了统治集团权力与财产的安全:“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如此,个人利欲熏心的幕僚完全依照既得利益者的贪欲来设计政治,治理国家,而根本不尊重社会的固有规律,不循道治国,无视逻辑,这对于人民大众来说,福兮祸兮?

作为置身于社会现实利益的政治家至少还要受得天下与失天下利害关系的制约,不至于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而幕僚只看主人的脸色,无所顾忌地设计政治方案取悦于主人,甚至
刻意投其所好而达到左右主人的个人目的,实在可怕。

中国贻误天下的千年门客幕僚体制何日完结?人们不要沉湎于诸葛亮光芒四射的辅佐而舍不得割舍幕僚体制,正是诸葛亮自以为聪明的包揽一切彻底断送了蜀国。

至于智囊,无疑是需要的。但不是这样的主仆关系。笔者一向主张学术与政治分野:

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分野指的是学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政治家、管理者采用适宜的学术成果,独立决策,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而不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学术研究也不该被视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明确政界、商界与学界的分野,是中华民族走向昌盛的前奏曲,此曲必须奏响。

人类之区别于禽兽就在于思想,没有了自由思想,人类文明也就名存实亡;自由思想的成果,不通过政治家、管理者等实干家根据实际条件来指导社会实践,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成了乌托邦幻想而无益于人类。

而不自由的所谓“思想”,也就是在政治力量、宗教势力与资本势力的高压之下,无良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泡制所谓的“理论”,并由统治者钦定为“正统思想”,那就只是一种维护特殊利益的宣示,跟老虎撒尿划地盘一个样,谈不上是区别于禽兽之思想。用撒尿学术替代自由学术就是人类从文明向野蛮的倒退。中国近代,一反古代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发展的优良传统,陷入了万马齐暗的思想牢笼之中,这正是中国社会近代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复苏,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出现。

而作为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一般不应一身两任,既从事学术研究又同时充当决策的官员;官场利益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偏见,使得出的研究结果与实际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的根本原因。

总之,中国需要智囊,但那是一种人身独立、思想自由、事事遵循事物规律性的,可以从不同角度阐明规律性的不同学术流派的民间集体智囊体制。而不是封建体制下的怪物——门客幕僚制。
还希望中华民族振兴的政治家,何取何舍,请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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