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是一個信號：被重用的“幕僚”治國，福兮禍兮？

發表於 好新聞  2013-07-03

【公孫明按：見天在中國是大小木馬治國，福兮禍兮，何須多費思量！】

《華爾街日報》6月5日發表題為《王滬寧：學者出身的中共高級幕僚》的文章，介紹王滬寧的政治學識、在中共政治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等。……一位資深外國外交官稱王滬寧將“卡爾·羅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於一身”，因為王滬寧在國內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響力。……外界預計，王滬寧在中國的外交政策方面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員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滬寧能對鷹派軍事官員和其他利益集團起到制衡作用，後者希望中國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外交政策。……（2013-06-05大公網美媒關注王滬寧：政治局唯一的美國政治專家）

美國壟斷資本的喉舌《華爾街日報》最近特別關注的高級智囊王瀘寧何許人也？據網上介紹，“王瀘寧，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新理論權威、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實際創立者。”以前他是文人，如今是高官。或曰“高級智囊”、“賽諸葛”、“文膽”、“護國宰相”……總之，已經不是獨立的學者，而是被重用的“幕僚”。美國佬老這一咋唿，於是在中國就炸了鍋，萬眾關注文膽王瀘寧。可見美國佬對中國政治的操控已經到了何等的地步。這不是憑空指認，當初基辛格一個消滅重慶模式的 頂層設計，立即引來中國的重慶倒薄風暴；一個美國“獵鷹”頂層設計，中國軍中之鷹派立即觸了霉頭……。

然而，中國的幕僚，歷史悠久，底蘊深厚。不過，如今倚重幕僚治國，國之福兮？國之禍兮？美國如此關注中國的幕僚，扶植之？或倒之？這全看對美國有利或有害。事實如何，國人睜大了眼睛細看！

老例的博客《黨內民主，以法治國：既得利益集團是憲政改革的動力——馮勝平致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封信》說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猶如三百年前的英國貴族，他們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光榮革命，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可能被“雙規”、被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暴民會清算他們——“民主之後掛路燈”。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中國社會中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最大的動力是貪婪和恐懼。平衡兩者的最好制度是憲政。習近平先生，要解決中國的難題，唯有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應理直氣壯地打起憲政的旗幟，貫徹執行自己制定的憲法，使人民逐步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具體地說，通過實施憲政，給左派更多的公平正義，使社會更加和諧；通過實施憲政，給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兌現憲法35條的承諾；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通過實施憲政，限制和贖買權貴集團的權力，使其從改革的阻力變為動力。推行憲政，重在立規；必須向前看，不搞群眾運動，不找後賬。法國革命把貴族吊上路燈柱，把皇帝送上斷頭台，結果是百年流血動亂。英國革命利用貴族的自身利益，實現憲政，保證了國家三百年的穩定發展。”

馮勝平何許人也？據該博格介紹：馮勝平是重慶人，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係系，與王瀘寧是同學。1982年國家選派赴美派留學生他被選中，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後學成未歸留在美國打拼。他笑言，要是選中的王瀘寧，他就進局了。何謂進局了？成為局中人也。所以王滬寧的同學馮勝平也來指點江山 ，為美國主子推銷憲政，據說這樣可以保障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安全——這就是美國說客的賣點。

那麼對於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安全，文膽王瀘寧又如何理論呢？ 馮勝平一主一仆，只要服侍好美國老闆，好說話。而美國老闆期盼王滬寧在國內和外交政策上發揮重要影響力。這可是一仆倆主的勾當，難吶！

2012年02月27日，思想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政治體制應能阻止“文革”發生，因為文革的發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範圍，但當時的體制沒這種能力。1954年憲法建立的政治體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壞，這值得仔細研究。所以遵守憲法體制很重要，如果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脅其他公民甚至衝擊學術活動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復燃的危險。二十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們翻過了這沉重的一頁。然而我們有理由不時反思那場內亂。以防止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

與此相唿應的是，2012年03月14日，華富財經，《溫家寶：不推行政改 文革或重來》：溫家寶稱“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這就有了“憲政”與“遵守憲法”的紛擾。

美國老闆何以推銷“憲政”呢？這是美國夢的的重要組成，是美式新殖民主義的高招。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接受了美國憲政政治模式，美國馬上對其操控自如，說換馬就換馬。不聽話的馬下場可悲。譬如韓國前總統外盧武鉉不聽美國老闆的話，外交上，他不顧一切地發展和朝鮮的關係。內政上，盧武鉉清算“韓奸”，與日本對抗。這都違背了美國的戰略利益。於是立馬換馬。換馬還不解恨，必置之於死地以教訓來者。盧武鉉的妻子收了5000多萬賄款，把柄落入人手，他被株連了，被逼得走投無路，自殺了。 中國台灣的陳水扁，也因美國中意而發跡，更因忤逆美國而成為階下囚，還被逼成瘋癲。即使是馬英九，處理漁民被菲律賓槍殺的事件也不得不以美國的馬首是瞻，從當初的慷慨激昂，到如今的無聲無息。中國 大陸要是也上了套，美國還需要費那麼大的勁重返亞洲，讓日本入侵釣魚島，唆使菲律賓南海尋事，培植東突在新疆搞恐怖活動，四面威逼？換隻馬就行了。於是有了兩難：中國的新生官僚不投靠美國，內外交逼，不安全；投靠了美國，動不動就換馬，也不安全。美國老闆的美夢與中國官僚的美夢要相通着實也不容易啊！

如此，對於美國主人推銷的“憲政”，“一仆倆主”又能作何處置呢？確實犯難。

王滬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指出：“所有制是生產關係的核心。保護和發展生產關係，就是保護和發展決定這種生產關係的所有制，就是保護和發展那個占有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民主為一定經濟基礎服務，首先體現在保護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以財產狀況劃分公民權利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保證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便能更有效地維護該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以民主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政治關係、政治活動規則、政治結構模式和政治價值取向，都不過是為證明和保證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合法性而確立和設定的。社會主義民主應該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只有在這種服務所形成的相互作用中，社會主義經濟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完善。馬克思主義一向認為，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只有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在經濟領域內體現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民主隨着社會的發展，階級統治的更換，而不斷進步和完善。每一歷史時期的民主都比前一歷史時期的民主向前邁進一步。但是，只有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享受的真正的、最廣泛的民主。”“列寧把無產階級民主制看作為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民主制和最高限度的民主制。”既然資產階級民主制——憲政民主還不是無產階級民主制，那麼從理論上就難以直接接納美國的推銷。

王滬寧在《“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一文中說：“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就高度注重這一問題，採取了一系列建設性的措施來健全和完善政治體制。近年來又着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從技術上保證政治體制的各個環節能夠合理有效地發揮作用，其中包括黨政關係、各項權力之間的關係、憲法保證制度、司法體系、集權和分權之間的關係、幹部制度和社會民主化等方面，通過系統的政治工程，使我國的政治體製成為一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的政治體制？通過對“文革”這場內亂的反思，人們深切感到，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應大力開展政治技術研究。一方面通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分析，發現和創造適用於中國國情的政治技術。另一方面，應當比較和借鑑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採用的政治技術，對其中合理和科學部分應該加以引進，為我所用，包括社會政治制度相似的國家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這就是 所謂“尊重憲法”的折衷方案。

然而，幕僚“尊重憲法”的折衷方案在中國如今的政治現實里註定只能是空談。王滬寧一面說“如果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脅其他公民甚至衝擊學術活動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復燃的危險。”一面 他所輔佐的治國卻是繼續着“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的現實：憲法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第五十九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但施政的現實卻是背道而馳，無視憲法：2012年09月17日，大公報《深圳：遊行引發警民衝突》據中新社報道，16日上午，深圳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參與者達數萬之眾。上午10點起，遊行從深圳最繁華的華強北路的賽格廣場出發，兵分幾路，其中沿深南大道東進的隊伍，一度聚集在中共深圳市委大門口與警察發生了摩擦。據內地媒體報道，部分示威遊行隊伍在日資百貨門前與警方爆發多次衝突，在場公安向反日遊行隊伍發射胡椒噴霧、催淚彈和水炮；……2012年09月17日大河網張明龍《警惕反日遊行誘發群體性事件》：隨着“九·一八”國恥日的臨近，全國各地的反日遊行不減反增。在深圳，大批民眾參與反日示威，期間跟特警及防暴警察發生推撞，多人被帶走，有人聲稱被警察毆打。武警及公安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及催淚彈驅趕人群，人則跳上裝甲車大肆破壞。（聯合早報網9月16日）——這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明顯牴觸。2012年09月29日華龍網《薄熙來重慶市人大代表職務被依法罷免》：9月28日，重慶市渝中區第十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依法罷免了薄熙來的重慶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人民代表由選區選出，卻由“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依法罷免”。 而且，薄熙來長期未經審判，“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關禁至今。（尊重憲法難哪！審判劉志軍，一個敏感的性賄賂就攪得官場無寧日，如果接着審判薄熙來，一個老婆株連的敏感性還不知道要把官場攪成啥樣呢？）2013年03月06日官方的喉舌新華網評《質疑申紀蘭有點不太厚道》：“申紀蘭當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成為唯一從一屆連任至十二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之後，引起一些網友對其履職能力的質疑。這種缺乏合理性、邏輯性的質疑，對一位年過八旬、始終保持普通勞動者本色的基層人大代表來說，多少有點不厚道。……從申紀蘭幾十年的代表之路來看，她也是一位值得信賴的‘代言人’。……網上有聲音質疑她的履職能力，甚至拿‘從不投反對票’說事，這種質疑其實沒有道理。”既然人民代表從不投反對票不可置疑，那麼由人民來決定國家大事成了空談，憲法也就成了一紙空文。2013年04月13日燕趙都市報《近期3名維權農民被碾死 均被迅速定性為事故》：近期，輿論高度關注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3月27日，河南中牟縣農民宋義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試圖阻止闖入的開發商鏟車，被碾壓致死；3月30日，湖北巴東44歲農婦張如瓊，在與當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時，被施工人員駕駛水泥罐車碾頭而死，現場慘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歲村民宋武華，被重鋼西昌礦業有限公司的推土機碾壓致死。連人命關天都置之不理，憲法根本就不被眾多的政府官員所尊守。 要政府官員自覺尊重憲法，除非徹底反腐，清除一切新生官僚。但新生官僚就是幕僚的依靠，又怎麼能加以清除呢？兩律背反啊，悖論啊！連萬能的上帝也無法戰勝自己，何況幕僚。當初蔣介石的幕僚陳布雷也曾經深深陷入如此絕境。 而且他僅僅是想抑制一下肆無忌憚的官僚資本而已。結果國人皆知。

而且王滬寧指責“文革”“發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範圍”，其實這種無視憲法的狀況並非始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至少早就出現在“文革”之前， 在被聲稱為天下大治的時期，在國家主席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桃園經驗期間，而非暴力革命時期。2011年11月22日信力建《劉少奇是文革的受害者與始作俑者》披露：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着。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有報導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其實，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新生官僚們一向就不把憲法放在眼裡。要是包括罷工權利的憲法 真的能得到貫徹，中國社會的民主早就不至於如此差勁，“文革”也就有可能不會爆發。

既然為了新生官僚的既得利益，“遵守憲法”只能是空談，那麼，深刻反思“文革”又能反思出什麼呢？又想確立什麼呢？其實就兩個字：“秩序”。

王滬寧說：應當說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政治體制應該能夠阻止“文革”的發生，因為文革的發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均不符合科學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當時的政治體制沒有這種能力。（2012-02-27思想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

關鍵就是要用法治秩序阻止“文革”——文化大革命。

王瀘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關於革命的說法卻是：何謂革命？列寧有過一個非常明確的解釋。他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從列寧的這個解釋可以看出：⑴革命是一種暴力行為；⑵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打碎舊的政治上層建築；⑶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新的生產關係的最終確立。舊的政治上層建築的打碎，意味着舊政權的推翻；而新的生產關係的確立，則意味着社會形態的根本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主要有兩種：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馬克思說：“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革命，人民群眾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確切的說是“新生官僚資產階級”）的一場革命，那麼維護了既成的秩序還有可能“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嗎？是王瀘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 關於革命的理論錯誤呢？還是王瀘寧不許“文革的發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的範圍”的斷言錯誤呢？如此自相矛盾違背了邏輯。既然是文膽、智囊不會連邏輯也不顧了嗎？難道政治只看權力，而可以不顧一切？

如果不希望再次爆發“文革”（暴力革命畢竟有代價，不希望再次爆發情有可原），那麼，不是由法律秩序去阻止它，而是消除爆發暴力革命的根源——沒有了“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也就是沒有了“新生官僚資產階級”，暴力革命自然不會發生，這是起碼的政治常識。作為一個智囊， 不會不懂；做出舍本求末的政治設計是最低能的表現。如果想維護“新生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現狀，那麼，爆發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王瀘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一書也明確指出：“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也就是說，正式通過這種政治行動，人類社會才一步一步地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馬克思主義之所謂認為革命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為，是因為這種政治行為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為了當幕僚，難道這麼快就拋棄了自己着書闡述過的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反而作出了旨在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安全的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設計，這值得嗎？

如果人們重讀一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文章里的這一段話，那是很有意思的，統治者集團總是力圖維護他們擁有既得利益的秩序，秩序保障了統治集團權力與財產的安全：“在六月的日子裡，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裡‘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汝將以此獲勝！’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從這時起，那些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作‘謀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當作‘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三腳祭壇，半夜裡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打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的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

如此，個人利慾薰心的幕僚完全依照既得利益者的貪慾來設計政治，治理國家，而根本不尊重社會的固有規律，不循道治國，無視邏輯，這對於人民大眾來說，福兮禍兮？

作為置身於社會現實利益的政治家至少還要受得天下與失天下利害關係的制約，不至於不顧一切地為所欲為。而幕僚只看主人的臉色，無所顧忌地設計政治方案取悅於主人，甚至 刻意投其所好而達到左右主人的個人目的，實在可怕。

中國貽誤天下的千年門客幕僚體制何日完結？人們不要沉湎於諸葛亮光芒四射的輔佐而捨不得割捨幕僚體制，正是諸葛亮自以為聰明的包攬一切徹底斷送了蜀國。

至於智囊，無疑是需要的。但不是這樣的主僕關係。筆者一向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野：

所謂的學術與政治分野指的是學者獨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對理論與事物原本的規律性相符合負責；政治家、管理者採用適宜的學術成果，獨立決策，直接對決策的後果負責。在政治力量與資本勢力授意下，學者不顧事物原本的規律性而推出的所謂“理論”，不是學術；對理論與事物原本的規律性相符合負責，而不直接參與公共決策的學術研究也不該被視為政治活動或經濟活動。明確政界、商界與學界的分野，是中華民族走向昌盛的前奏曲，此曲必須奏響。

人類之區別於禽獸就在於思想，沒有了自由思想，人類文明也就名存實亡；自由思想的成果，不通過政治家、管理者等實幹家根據實際條件來指導社會實踐，也就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成了烏托邦幻想而無益於人類。

而不自由的所謂“思想”，也就是在政治力量、宗教勢力與資本勢力的高壓之下，無良學者不顧事物原本的規律性而泡製所謂的“理論”，並由統治者欽定為“正統思想”，那就只是一種維護特殊利益的宣示，跟老虎撒尿劃地盤一個樣，談不上是區別於禽獸之思想。用撒尿學術替代自由學術就是人類從文明向野蠻的倒退。中國近代，一反古代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發展的優良傳統，陷入了萬馬齊暗的思想牢籠之中，這正是中國社會近代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態，中華文明就不可能復甦，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在中華大地出現。

而作為專業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一般不應一身兩任，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同時充當決策的官員；官場利益將無可避免地造成偏見，使得出的研究結果與實際不相符合。這也就是所謂的“當局者迷”的根本原因。

總之，中國需要智囊，但那是一種人身獨立、思想自由、事事遵循事物規律性的，可以從不同角度闡明規律性的不同學術流派的民間集體智囊體制。而不是封建體制下的怪物——門客幕僚制。 還希望中華民族振興的政治家，何取何舍，請細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