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陳小魯和宋彬彬更深刻的文革道歉－－劉進的道歉

秦全耀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來賓、老三屆的校友們：

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冒着嚴寒來到學校，參加這個聚會。感謝母校老領導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謝現任領導為我們提供場地和方便，讓我們終於實現了這個盼望已久的師生見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長塑像的會議室里，回顧48年前發生的那場劫難，校園秩序大亂，師長被批鬥，學生斗學生，黑白顛倒的行為卻被奉為革命，直至發生了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殘酷事實！我的內心充滿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長的死，讓我猛然驚醒，我多次問自己，這就是革命嗎？革命的目的是什麼？

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對不起胡校長、劉校長、梅主任、汪主任，對不起受到傷害的老師、同學們。這種負疚感，讓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上面，歸結到運動中的身不由己，或者歸結到教育路線，我應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因為，是我領頭在學校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導致校園秩序大亂；是我，作為工作組期間任命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在工作組撤走以後，沒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發起游斗校領導過程中學生發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長不幸遇難。

我要藉此機會，向老師們表示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們造成的傷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和他們的家人表示道歉，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們表示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你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而道歉。最後，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8-18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我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同學們，是你們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實情況，是你們刻骨銘心的自身經歷，幫助我在調查和釐清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面中，接近和尋找到真相。我感謝許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學，你們文革前受壓抑，文革中受打擊，你們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對階級鬥爭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體的了解，幫助我打開視野、換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觀照自己時，有了更大的勇氣和持久的動力。

在對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1、文革和歷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採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長死於校園裡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麼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3、階級鬥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斗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

4、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於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家才有安定。

我認識到，直面歷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喚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進和解。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尊重、寬容、互助和大愛，才能使侵犯人權、踐踏生命的悲劇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後我想說，我愛我的母校，愛我的老師，我愛我的同窗校友，感謝你們給我這個道歉的機會。

謝謝大家！

劉進 2014年1月12日

2013年，陳毅之子陳小魯回到母校北京八中，作為該校老三屆同學會會長，與學生代表們一起，為“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向當年的老師“公開而正式”地道歉。當時，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學生領袖、革委會主任。

2014年，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全國聞名的紅衛兵宋彬彬（即宋要武），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致歉。

在這兩位紅衛兵領袖道歉的同時，另一位紅二代造反派頭子劉進也進行了道歉。雖然劉進父輩的知名度遠不夠領導人，但其在當年紅衛兵中的領導地位卻遠高於陳小魯和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是劉進“派宋彬彬上的天安門，一句‘要武嘛’，讓自己的好朋友宋彬彬成為萬劫不復的文革暴力符號。”

臨上天安門時，宋彬彬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一條紅布。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紅衛兵”三個黑字（用毛筆寫的），很好看，就給了她。在城樓上，宋身後一個男生推了她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宋彬彬旁邊站着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們認識。她問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初二年級的一個同學也說要去獻紅領巾，經同意兩人就過了封鎖線。於是，就有了那段問答。

“你叫什麼名字啊？”

宋說叫宋彬彬。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宋說是。

毛又說：“要武嘛。”

雖然幾天前宋彬彬的老爸宋任窮因堅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被破格提拔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身為東北局第一書記的他依然聯同家眷都居住在瀋陽和平大街上的小二樓。那麼在北京讀書的宋彬彬又住在哪裡呢？當然是有困難找戰友，宋彬彬白天上學，晚上就住在父親最親近的老戰友謝富治叔叔家中。

劉進，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湖北省委書記，最後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她跟着轉學到北京，馬上與環境迎頭相撞。女附中不滿意她的考試成績，硬是給她留了一級。

女附中，全稱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這一頭銜，它當之無愧。1965年高考，清華某專業在北京只給三個女生名額，全部被女附中奪走。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劉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領導人、大知識分子、社會名流的女兒都從這裡畢業。

不久進入女附中的劉進有了變化，很快成為學校大力表彰的模範學生，給全校做報告“怎樣克服驕嬌二氣”，第二年就入了黨。每天6點多她就到校，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參加勞動，兩個女生抬一筐土，她一個人挑兩筐。愛用笛子吹《豐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劉進聽到喇叭里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深受啟發：原來我們也可以這樣！隨後她找到宋彬彬：願不願意一起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宋彬彬同意了。這張大字報，開啟了女附中的“文革”歷程。

也因為這張大字報，劉進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長，一躍成為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成為四個副主席之一。

如果對陳小魯、宋彬彬和劉進的道歉進行比較，老秦認為劉進的反思更為深刻，狠鬥了私字一閃念，道破了當年紅二代許許多多的事非關鍵。

不妨看看劉進在道歉中的以下觀點，比今天的廣大平民都認識深刻：“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麼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紅八月”施暴的“紅五類”以工農子弟和工農幹部子弟為主。知識分子幹部的子弟多下不了手。）

“階級鬥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斗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

“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沒錯，劉進道出了警世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