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是徹底失敗的，毛澤東的初衷和最後的結果都是相反的，他要知青變成大公無私的革命接班人，但他們在農村學到的卻是實事求是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且這影響到了下一代”

本刊記者 王大騏 發自北京

革命理想與失落反思

第一次見到潘鳴嘯(Michel Bonnin)是在三聯書店的一個新書見面會上，書的名字叫《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讀者提問環節中，有人說當初看書總以為作者是個中國人，上網看到照片後以為是個混血或者少數民族，見到真人才知道原來是個地道的法國人。皆因書中對這場運動的描寫過於詳實，以至於讀者很難相信這是出自一個外國人之手。

2011年年初，大陸的讀者看到了這本書的簡體版，可關於這項課題的研究，早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了。

1968年5月10日，法國，潘鳴嘯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巴黎學生革命，當時的他信仰馬克思主義，迷戀法國古典哲學、薩特和印度宗教、毛澤東，渴望把戴高樂趕走，建立一個蘇維埃政權，實現直接民主。他跟着學生占領了巴黎的劇院，接着讓女朋友站在自己的肩上，將懸掛着的法國國旗拿了下來，把藍和白撕掉，只留下紅的部分。3天后，過百萬法國人走上了街頭，整個巴黎處於癱瘓狀態，街上沒有汽車和警察，潘鳴嘯騎着自行車穿行在巴黎大街小巷，感覺這裡已然是解放區。

過於浪漫的革命在政治上最終以失敗告終，戴高樂解散了國會，舉行了全國選舉，由於當時法國人在思想上並未實現統一，選舉結果是，大部分人選擇了戴高樂。在告別理想化的馬克思主義後，潘鳴嘯以及同代人對青春期的選擇進行了反省，後來看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才發現斯大林的制度還不如戴高樂的。

同年12月，中國，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城市社會和經濟生活陷於停頓，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於是，“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此後的10年時間裡，有將近兩千萬城鎮青年被下放到農村。那時潘鳴嘯已經開始學習中文，並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國文化充滿了興趣，但由於當時中國的封閉，了解這個神秘國家的惟一途徑是來到香港。

1971年至1976年，出於對法國革命的失望，潘鳴嘯到香港半工半讀，開始接觸從中國內地偷渡來港的知青以及他們創辦的《黃河》雜誌，他們講述了知青的親身經歷和悲慘遭遇。一開始，根據政府的宣傳，他們都以為貧下中農是非常有理想的人，到了農村才發現，農民只關心吃飯問題。同時知青之間也產生了惡性競爭關係，包括互相告狀，甚至還有賄賂和女知青主動獻身村幹部，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回城。這些故事使得這位1949年出生於法國的“知青同齡人”大為震驚並深受感動，自此對知青運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做他們的口述史。

1978年，他和法國的記者朋友合作出版了較早關注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20歲在中國農村》，引起不小反響。自此，潘鳴嘯放棄當代儒學再評價的博士論文課題，轉而集中研究“上山下鄉”運動。

潘鳴嘯開始收集和研究在中國通過公開渠道傳播的各種官方文件、報刊雜誌、知青文學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對阿城、梁曉聲、張承志、芒克和北島等有下鄉經歷的作家進行採訪。除了知識分子，他也曾嘗試約訪當時身在其位的官員，例如前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曾編寫過《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的顧洪章，不出意料，顧很客氣地拒絕了。

1989年4月，潘鳴嘯博士論文的要點在知青作家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雜誌上刊發，這是在中國第一次公開發表的、具有獨立見解的有關知青的論述。2004年，論文的單行本在法國出版；2009年，其中文繁體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經過一番努力，簡體版也得以在大陸發行，並有極小程度的修改，惟一的遺憾在於法文版里的很多圖表，由於怕中國讀者看不下去，做了刪減。而原始數據的積累都是潘從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和社科院裡的年鑑和省志里搜刮來的，好友劉曉萌說，“也只有你這個老外有耐心去整理這些數據。”

西方學者在“上山下鄉”運動研究領域最引人注目的曾是美國學者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德國學者史查平(Scharping)，他們研究的時段分別是1971年至1973年和1955年至1980年，兩位學者都認為減輕城鎮就業壓力是這場運動最主要的動機。但潘鳴嘯的研究顯示，“那10年間共有1400萬人招聘進城，其中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在那期間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城鄉勞動力大交流，雙方都涉及至少800萬人”。因此，潘鳴嘯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有4個動機，分3大類：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會分工）、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及強化毛澤東的領袖魅力）、社會動機--積極的（發展農村和邊疆地區）、消極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長和解決失業問題）。

潘鳴嘯的研究結論摒除了傳統西方學者過於依賴數據分析，忽視中國國情的方法，他認為如果單純用簡單的經濟利益來解釋這種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因為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上、崇拜領袖的國家，知青運動的發生絕不可能由單純的經濟因素決定。

作家張抗抗曾在此書的書評里寫道：“以革命的名義所推行的強大思想操控、使個體在集體意志下徹底喪失自我，是知青一生中最恐怖的記憶，那是比付出荒廢學業、奉獻青春、犧牲個人前途的慘重代價更為巨大的精神損失。”

也許是出於中法同代人相似的“革命理想”與後期的“失落反思”，潘鳴嘯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更多是源於內心的激情和道義，他在與學者崔衛平的訪談中曾經談到：“我覺得他們（知青）也像我們一樣，開始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後來就離心了，完全開始追尋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和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這一代有很多共同語言。”

扉頁上，他寫下了“謹以此書獻給中國所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並引用了舒婷的《一代人的呼聲》：

……但是，我站起來了，

站在廣闊的地平線上，

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潘鳴嘯最新的職務是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採訪當天，他搭乘早高峰地鐵過來，為了10分鐘的遲到連連道歉。為了配合攝影師，在寒風中待了將近半個小時。這樣一個隨和的人，很難從他身上找到當年革命者的影子，可你卻無法忽略他的韌勁和理想主義情結--他承擔的本該是由中國人完成的工作。

當年的知青已逐漸淡出歷史舞台，潘鳴嘯的下一個研究課題鎖定了他們的下一代，這個對父輩苦難經歷知之甚少的群體，更多地是被要求實事求是地謀生，安分地做人。

“上山下鄉”運動是徹底失敗的

人物周刊：你所採訪的一些作家是如何看待理想的？

潘鳴嘯：像王小波就說，我一輩子沒有那麼誠懇，一輩子也沒有那麼傻。但像梁曉聲就比較肯定他們當時的理想，因為他們的經歷是比較特殊和無法想象的，他們知道中國的基層是怎麼樣的。大部分的知青都跟我說，如果他們知道這只是幾年的鍛煉，他們很樂意接受，但問題是那個時候沒人知道可不可以回城，而且事實證明他們在農村是個負擔，因為在農村勞動力已經是多餘的，儘管有些知青可以當赤腳醫生、會計。

人物周刊：你在書裡提到，就連最模範的人也並不願意留在農村？

潘鳴嘯：對，因為你當時必須在口頭上表決心自己願意一輩子紮根農村，這樣才有回城的可能，這是非常虛偽的，就是所謂的以德甄選的機制，通過政治表現來評判一個人，結果反而滋生了更多的虛偽。這裡面也有毛澤東提到的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有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相信可以通過再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自願下鄉，可後來發現，無論表現如何，還是會被歧視。所以70年代的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消極的，不是失望就是投機。

人物周刊：毛去世以後，這場運動為何並未結束？

潘鳴嘯：華國鋒當時還在堅持，因為他要忠誠於領袖。領導層也覺得不能讓這些知青一下子都回城，因為會給城市的就業帶來很大壓力。1978年底有個工作會議決定農場的知青不能回城，他們聽了以後就鬧得非常厲害，他們寫血書、罷工，還有絕食、絕水的。中央於是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各地的農場，尤其是雲南，每到一個地方都有人下跪請求回城，而且那個時候是“四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百姓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代表團回去之後反映了問題，但並沒有公開決定，可實際上1978年知青回城潮已經開始了。

人物周刊：這對城市有衝擊嗎？

潘鳴嘯：有些人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這場運動，事實上政治的因素是最主要的，這是我這本書的一個結論。我研究了1970年代末的人口統計數字，其實當時是在中國歷史上，包括直到現在，最多年輕人到就業年齡的時間，而這個時候反而有大批的知青回城。當時有大概兩千萬的城市失業青年，所以政府被迫出台新的政策，包括可以讓退休職工的孩子頂替自己。1979年我第二次來北京，跟1977年的時候很不一樣，當時街道上有很多年輕人在做小生意，這在以前是不允許的，這種壓力給了中國一個機會改變經濟政策。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晚年毛澤東？你書裡提到他是魅力式領袖。

潘鳴嘯：他一輩子都是靠政治運動，他是一個打仗的領袖，他不喜歡正常的經濟發展，因為他不擅長，他權力的基礎就是政治鬥爭和打仗。他有非常強的權欲，希望中國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他一輩子都不是一個被承認的高級知識分子，因為他在北大只是一個圖書管理員，可能受了很多歧視，所以他一輩子都討厭知識分子，覺得念書沒有用。他跟他侄兒毛遠新說了，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人，連馬克思主義都只能念一點，不能念太多，這種思想也是“上山下鄉”的一個基礎。

人物周刊：“上山下鄉”對於年輕一代已經很遙遠了。

潘鳴嘯：父母認為孩子不理解自己的遭遇，他們受了很多苦，也不希望回憶，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可是父母受了很大影響，他們教育孩子也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去教育，比如毛澤東不讓他們念書，但他們回城以後卻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所以我在書裡提到，“上山下鄉”運動是徹底失敗的，毛澤東的初衷和最後的結果是相反的，他要知青變成大公無私的革命接班人，但他們在農村學到的卻是實事求是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且這影響到了下一代，以至於知青一代不鼓勵孩子有理想。但我認為每一代年輕人都必須有理想，甚至是幻想，沒有這些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