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14年北京老三届的文革道歉与反思

叶维丽

陈小鲁去世，八中同学会邀写纪念文字，我在回信中说，会写，“为小鲁，也为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由2014年初的两次会议组成，事关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一）“拱卒”

2013年“8月18号”------一个对我们这代人有特殊含义的日子------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网上登出几张1966年夏八中学生在校园里批斗和强迫老师“劳改”的照片，引起众多校友“震惊和不堪回首”。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在第一时间给同学会秘书长发邮件，表示他当年“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建议校友会安排与老师们开一次会，“郑重道歉”，并问秘书长：“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回信中陈小鲁还写道：“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一连两个惊叹号。

2013年10月7号上午，八位八中老教师和同学会十几名校友代表聚会一堂。陈小鲁在发言中援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第八十九条，强调了对文革的两点批判：违宪和侵犯人权。会上，八中同学在陈小鲁带领下向老师鞠躬道歉，小鲁说：“感谢在座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道歉的机会”。

在座的老师们接受了道歉，场面感人。

消息一经传出，媒体纷纷上门，陈小鲁“一概接着”。一时间，“陈小鲁道歉”成为新闻热点，引发了公众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和争论，小鲁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毁誉不一，正面反响为主。

陈小鲁後来告诉女附中同学，道歉事在校友会网站商议过程中，被媒体挖掘出来，弄得他们很被动，只得大大缩减参会人数；并说，在“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的情况下”，会後仍有大量媒体登门来访；还说，“我的道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八中校友”，但因为“红二代身份”和“老爷子的名头”，他本人受到媒体格外关注，“以老子的职务界定个人重要性是中国的悲哀，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对于这个现实，女附中同学早有领教，并在後来持续领教。

1966年8月5号，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暴力事件（“八五事件”），导致卞仲耘校长惨死。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在其网站上称该事件为“中学生在校园中暴戾行为的典型和缩影”，“文革史中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一个污点”。

我对“八五事件”做过一些调查和写过文章，并逐渐与四位女附中同学形成一个“五人团队”，共同调查和思考“八五事件”；同时，有五百余名女附中师生集资为卞校长塑像，过程历时数年，2011年5月12号在学校举行铜像落成仪式。女附中师生做的事并不为社会广知。

我一直关注文革道歉消息，特别是与我们这代人有关的。如果记得不错，2010年秋，原北京外国语学校一些学生站出来向当年他们伤害过的老师道歉，媒体有报道，但社会反响不大。

我不认识陈小鲁，曾在一套书中看过他的“口述自传”，他诚恳的态度，反思的精神，80年代後半期参与政改的经历，都给我深刻印象。“口述”里有一句话——当然不是他说的，但他数次重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开始留意八中道歉事，也读到陈小鲁的媒体访谈。比起前几年外国语学校学生的道歉，这一次八中引发的社会反响要大很多。女附中和八中相距不远，就算没有陈小鲁，八中老三届学生的活动也让女附中人关注，更何况这一次它与文革道歉有关。

我冒出了个想法，2013年11月下旬某晚发电邮向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几位女附中同学试探：咱们能否“和八中的人座谈交流一下”，也请其他一些老三届人参加，“谈谈女附中的事，和我们在做事过程中的感受体会”；几天後我又写：“世人对文革的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快50年了，我们能不能超越小小的女附中，作为文革那代人说些什么？”第一封电邮里我没提陈小鲁，当时也没想一定要请他。

那封电邮发出後，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人在波士顿），就看到宋彬彬转来的陈小鲁回信：愿意参加。此时女附中同学内部尚未充分通气，开会的想法在第一时间捅给了陈小鲁，他马上表态支持，“球”就滚动起来了，一发而不可收拾。大家纷纷为开会出谋献策，热气腾腾。一位四中同学写了两大篇纸，从座谈会“主旨”的高度谈了看法。这位朋友多年来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好兄弟”。提议开会时我心里没底儿，话虽出口，还在犹豫。是陈小鲁毫不含糊的支持让我们立刻进入状态，没有瞻前顾後，这让那位四中老友很满意，用他的话说，“受到感染”，另外一位长期支持我们的四中朋友也加入了“备会”行列。我们对要不要请媒体很纠结，小鲁提了具体细致的看法和建议。後来我们请的三位媒体人中的一位，就是他推荐的。

这里要提一句宋彬彬。女附中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不仅因为卞校长是文革暴力最早受难者之一，还因为“宋要武”这个文革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大家希望座谈会能够“超越女附中”、提供一个同代人反思文革的难得机会，但不管怎样，女附中的事绕不过“八五”，也绕不过“宋要武”。宋彬彬同意在座谈会上发言，并认真准备发言稿。她能够“跳出小我”顶着极大压力往前走，离不开大家的鼓励和支持，陈小鲁功莫大焉。

“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于2014年1月4号召开，《记忆》做了完整准确的报道（第106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主持人——她是负责卞校长塑像的召集人之一——以“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十二字作开场白，它也是会议的主题。此时虽然已经有人赞美文革，但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文革卷土重来，而是严重“失忆”，因此要强调“拒绝遗忘”。包括女附中和八中同学在内，共有十五名同代人出席。会场气氛严肃坦诚，陈小鲁的发言再次强调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并说八中校友要“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後人”。其他人也做了恳切认真的发言，有位朋友说我们要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研究。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仍言犹未尽，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散会时天色已暗。

今天努力去回想，陈小鲁在会上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和特殊表现，发完言他就静静地听别人讲。都是同代人，彼此没有陌生感，倒有亲切感，特别是为了反思文革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休息期间我和陈小鲁略做寒暄，没多交谈。散会後人们还聊个不休，我没注意陈小鲁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宋彬彬在回家路上接到陈小鲁“洋洋洒洒”谈感想的电话，他显然受到会议氛围的感染和激励。第二天彬彬给大家转来小鲁一封很长的电邮，里面说“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值得八中学习”——同样的意思，小鲁在会议发言中已有表达；他还特别对宋彬彬说，“要克服心魔，不怕曝光，不要指望人人都会支持你，肯定会招来骂声，但要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如果彬彬站出来，不仅对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义，对全国文革研究也是一大推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会议筹备过程中有个情况：虽然大家对参会人数把得很紧，怕人多影响“气场”，虽然最後决定请媒体参加，但他们不得发言提问，可是当一位朋友提出请几个博士研究生来，并允许他们在会上提问题时，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文革，接着我们做下去。结果是，跟某著名大学现代史研究生一说，没人肯来，盖因做文革研究，一不能发表成果，二对找工作无益。与会的老三届人均已年过六旬，仍以拱卒精神自励，但後继人在哪里？

（二）“再不开就来不及了！”

会後陈小鲁给宋彬彬的电邮中建议：卞校长忌日那天，大家每人献上一朵鲜花，宣读祭文，为卞校长扫墓；小鲁还建议，“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性研究”，把时间段拉长到1968/69年老三届离校时。开过会後，大家都在思索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人提议做道歉网站，有人提议深入思考“17年教育”问题，等等，总之，思绪被激活了，“球”在继续滚动，“推手”越来越多，光是女附中同学就增加了好几位。八中校友不愧为我们的好兄弟，在他们的校友会网站上及时报道了1月4号的会，还郑重其事地加了“编者按”，其中说：“唯有正视这段历史，深刻反思文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复兴，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1月8号中午女附中同学和两位四中朋友在一起总结了4号的会，之後包括我在内四人去看望女附中J老师。谁都没想到的是，一个原本的礼节性拜访变成了“策划会”，导致“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在仅仅三天後召开。这一次是老师推动我们，像旋风一般，现场办公，现场拍板。当我们表示希望什么时候也开个像八中那样的会，师生在一起共同直面文革、向包括卞校长在内的所有受到摧残伤害的老师道歉时，J老师说，“要开赶紧开，再不开就来不及了！”我们一下子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老三届师生见面会”的名字是在场的W老师起的，避开“道歉”两字，让现任校领导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老三届”几个字的含义也许年轻领导不懂，可我们懂，这就是讲文革呀！

老师的积极主动雷厉风行令我们兴奋和激动，文革初期当过女附中学生负责人的同学脱口而出：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主持1月4号会议的同学说，这一次咱们开会，在“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後面再加上“宽容和解”吧，大家连连称好。这十六个字成了“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的主旨。

陈小鲁不在北京，听说要开会很为我们高兴，在电邮中说，“老师愿意参加，说明公开、正式、隆重道歉的必要性……。祝你们成功！”小鲁还特别叮嘱，“一定要向老师表示集体感谢而不是道歉”，因为“文革并不是人人有错，所以不能人人道歉”。我想他的意思是：他陈小鲁该道歉，其他在文革中负有各种责任的人也该道歉，没有责任的普通同学则不该道歉，但是，对“老师表示集体感谢不可缺！”听小鲁讲话，语调平和，在文字里带叹号，一定是他下笔时怀着强烈的情绪。

四中的那位老友送来祝愿：“希望女附中12号的道歉能继八中之後，将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推向新高”。这一次我们不打算闭门了，朋友纷纷帮助我们联系各方媒体，这里可以提几家：《炎黄春秋》，《共识网》，《南方周末》。

1月12号的会在女附中校园安放卞校长铜像的会议室召开，会後有很多报道，包括《记忆》增刊（第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一位女附中校友写的博文，报刊文章等等，不赘述，这里只提让我格外难忘的几幅“画面”和几个发言：参会老师中有位正在病中，停止打点滴远道而来，寒风中被人搀扶着蹒跚走向会场；会议主持人一上来就说，文革过去快50年了，我们都老了，再不开就等不及了；文革中女附中学生正副负责人为没有保护好老师道歉，哽咽不止；“八五事件”中另一位主要受害者、终生须穿“钢背心”的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以两个身份讲话：先说母亲生前对打人学生多次表达过宽容，然後口气一转，几乎是严厉地质问那些“八五”施暴者：你们在夜深人静时，是否曾扪心自问？一位不善言谈的数学老师说，他四十几岁的女儿不知文革，二十几岁的外孙不知文革，“不应该啊！”会开到最後，两位老学生主动站起来，一位讲了自己目睹“八五”打人现场时的想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另一位说，当年她曾带头批斗班主任，这次会後要登门向老师道歉。

第二天我在电邮中写下感想：“会场充满‘正能量’，是我们这个戾气无处不在的社会久违的。我们能不能做一回‘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意识地提倡在‘正视，求实，反思’基础上的社会和解。这次曼德拉死了才知道，其实南非并没有达到种族和解，它只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这个目标大不一样。老师们的宽容精神让我们感到他们在继续教育我们”。

会上说要给班主任道歉的年近70岁的学生很快就上门拜访年逾九旬的老师，老人非常高兴。

一位没参会的同学称赞会上道歉的两位当年学生负责人：“有勇气这样面对历史的大考”。

另一位女附中学生写来一封长长的电邮，详细回顾了八五那天她目睹的批斗现场，然後写道，“我们那一代学生从未接受过宪法，人权，民主和自由为何物的教育，习惯于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对那么多人被打倒，挨整，即使有点疑问，也不敢说出来，甚至自己都不敢多思多想……我们一定要让未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了解文革，决不能让文革的大悲剧在中国重演”。

鼓励支持我们的，不但有女附中同学，还有许多别的朋友。一位在重庆的文革资深研究者由衷地高兴：“这是新年里的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消息。就是应该这样。”

四中那位老友发来祝贺：“你们的辛苦付出终于开花结果，为女附中的朋友浮一大白！”在紧接着的一封电邮中又说，希望借此时机，促进北京其他中学的道歉与反思。他想到的第一所学校是女三中，校长沙坪是继卞校长之後死得极惨的另一位北京中学校长。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女三中教师的两个女儿主动与我们联系，她们的母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姐姐建议和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慰籍网站”，让新入学的孩子知道自己学校曾经的历史，也可以在网上为死难者献花。与此同时，女附中师生在商议可否将8月5号定为“校耻日”，等等。“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很多事情似乎都能做了，也早就该做了！

陈小鲁回到北京马上给宋彬彬打电话，彬彬说，“我很感动！”小鲁建议彬彬接受媒体采访。

其实那天会议一结束，就有媒体人坐着不走，拉住我们采访，几个女附中同学你一言我一语说明情况。结果第二天见报时，标题里突出的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我1月16号返回美国，发现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也对道歉会做了报道，主角也是宋彬彬。

二十几位女附中老师不见了，三十几位女附中学生也不见了，一场严肃、认真、感人至深、意义重要的会议，就这样被带点消费味道地介绍给世人。看来无论中外，人们都爱听“故事”，主角是不能换的。

当然也有严肃的媒体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央视某栏目的两位朋友，他们带着录像机，以个人名义参会。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看到会议的全程录像，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位见多识广的资深媒体人，一个一进会场就感到一种令她“震撼”的“气场”，会议过程中“从头哭到尾”；另一个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位女老师面颊上的泪珠，而当听到一位当过兵的男老师曾专程来给卞校长铜像敬礼时，这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就“再也扛不住”了，一面录像一面落泪。

会後这两位朋友继续采访与会女附中师生，深入收集材料，并希望他们所在栏目能够支持他们做的事。未获同意。

会後若干天国内外媒体纷至沓来，有的做了很仔细的案头准备，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幼稚，明显对文革无知，但年轻人愿意知道就好，在京的同学们认真地接待了好几家。

（三）“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

这些媒体是顶着压力来的。很快我们就听说，上面有精神，“不让报道”。想起小鲁说过，八中开道歉会後，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同时，宋彬彬再次成了一些人“拍砖”的对象。宋彬彬不是陈小鲁，难以继续接受媒体采访，但她表示，“我从没说过退出战斗，也没退缩摇摆。”

针对宋彬彬再次被人抓住不放，重庆的朋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西南地区文革研究者，他提起1968年的一件武斗血案，因为某人出身不好，就把责任栽到他头上，後来证明他是无辜的，却长期无法翻身。这位朋友写道，“×××是因为出身太‘黑’，宋彬彬则是因为太‘红’，都成了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替罪羊”。

小鲁也写了一封长信：“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不论是支持的批判的，总是看了我的博文吧，总是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吧？总比一天到晚风花雪月好吧？当然这可能有点阿Q精神。可是你想想，那么多八九十岁的老师和同学参加你们的会难道不是最值得的吗？他们对你们的理解和支持难道不是最珍贵的吗？凡事要从不同角度想想，才能保持内心的强大”，“我们道歉不是为了博得喝彩，是为了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宽容和解，你们提的多好呀！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你们的道歉会载入历史……。千万不要沮丧。气可鼓，不可泄，凤凰涅磐，要经受火的考验！”

几天之後小鲁又来了一封电邮，建议我们认真梳理文革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看它“如何排斥宪法和法律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忽视这一点，我想你们对此可以写文章。”

那位四中老友也反复讲“要对17年教育好好反思”。最近女附中同学出了一套百年校庆丛书，里面包括大量与“17年教育”有关的资料，在一定意义上，女附中人就是在做这件事。

风向变化很快，进入二月份，来自社会（主要是网络）的负面反应已占上风，用一位朋友话说，“你们（女附中团队）挨了一顿铜头皮带”。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铜头皮带”。成为靶子的，不光是宋彬彬，而是“女附中团队”。

老师对我们的支持一如既往。快人快语的J老师让人捎话：“咱们办了会，是胜利。别人拍砖要挺住。爱谁谁！心里无愧。”

一位朋友引莎士比亚剧中台词：命该我们遇到这样的时代，让我们迎头以对。

除了攻讦和责难，网络上也有严肃认真的质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答复的问题。这段时间我想得很多。因为社会占主流的反响和12号会议现场反差太大，我一时难以接受，同时意识到，这次汹涌而来网络舆论告诉我们，“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件“公共历史事件”，我们做的事也成为“公共事务”，比八中更引人注目和更具争议性，用陈小鲁在2月初给我们的一份邮件中的话：“越来越觉得女附中文革案例太典型了，48年了仍在争论发酵”。

大环境对我们不利，我多少有些悲壮感，在给重庆那位朋友的信里说，“在国家不‘接着’的情况下，不承担最高层责任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需要出口”，“我们做了，踩了地雷，有点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皆非”，又说，“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帮助激活了中国人的文革记忆。”

我想写一篇回应社会质疑的文章，也算履行我们的“公共责任”。就在这时，小鲁和那位四中老友几乎同时说，你们该写。小鲁为此一连写了两封电邮，建议我们“不要囿于八五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具体责任”，而要“对八五事件的研究拓展开来，从一天到48年，从历史到现实，从感情到理性，从事实到理论，从局部到全局，从道歉到研究，从表象到内涵”。四中老友说，他是我们的“後援”。在我们身後站着的所有朋友中，小鲁和四中老友是对我们最有助益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写文章时，心里想着他俩的嘱托。

在北京的女附中同学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策划出书（《远去的女附中》）；并帮助《南方周末》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记者写有关女附中文革的文章。在她们的帮助下，这位记者写出了高质量的文章；同时，一位文革初期挨整的同学在网上一篇篇地写她的“文革纪事”，有大量读者。

我的文章在《记忆》分两期发表（第112期、113期），题目是《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後看女附中“八五事件”》，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质疑和热点问题，因为是学历史的，也对“当代人做当代史”等问题写了想法。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直到今天还在想的，是在历史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积怨。我们开会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宽容和解”，但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当时有学者说，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宽容和解的条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说，“中国社会这个‘型’在往哪转，没人知道，也许现在还不是寻求‘转型正义’的时候”。

但我们不悔。12号会後当晚，我的一位“忘年交”小友来电话，说你们做得好，“这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我知道，小鲁和那么多朋友支持我们，正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也许，当中国社会具备“宽容和解”条件的那一天，人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故事，里面或许包含着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故事的主角有八中人，有女附中人，和许多其他朋友，陈小鲁在我们中间，我们曾经共同做过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谨以此文祭奠陈小鲁，并向所有的“我们”致以战友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