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文革北京六中紅衛兵打人往事

急風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個人的靈魂。杜恆昌的善良本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露無遺。他不渴望當積極分子，沒有參與批鬥“四清”中自己整過的反動學生萬明。那時出身不好的人被統統稱為“狗崽子”。可杜恆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沒有說過。他對出身不好的人敬而遠之，卻客客氣氣。

他對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萬明，包括被奪了權的黑幫校領導。

他出身革命軍人，正牌的老紅衛兵，完全有資本與那些高乾子弟一起去衝鋒陷陣，大殺大砍，可他非但沒有，還對紅衛兵的很多偏激行為看不慣。紅衛兵抄黑幫校領導王延春的家時，他特地叮囑：不要打人，要登記，有個清單。

1966年8月，紅衛兵殺向社會，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謂的流氓押到學校，剃陰陽頭，拿皮帶抽，還讓男女彼此親嘴——你們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親就打，親也打。

萬明看見了這種情景，氣得大罵：“什麼紅衛兵，流氓！”

為此，萬明被六中紅衛兵視為眼中釘，把他抓起來後打個皮開肉

綻。因為萬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動學生”，一時間在六中，對萬明的態度成為檢驗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試金石。可杜恆昌卻對萬明一聲不吭，連張大字報也沒寫過。如果想表現的話，他整萬明是很方便的。他是萬明的團支書，對萬明的“反動罪行”瞭如指掌，當萬明遭到全校紅衛兵萬炮齊轟時，他完全可以隨大流，揭露幾條萬明的罪狀，可他沒有。

在他的影響下，高三一班同學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沒什麼特別的建樹。

不打人本來算不上優點，這是做人的起碼標準。但在六中這個以打人為革命，以打人為時尚，以打人為光榮的特殊環境裡，打人成風，打人成了潮流，連最老實善良的學生也沉溺於打人，結果不打人就成為一個很難得的優點。事實上，當時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默許的，因為江青等人一再讚揚紅衛兵小將的時候，正是這些紅衛兵小將的手上沾滿鮮血的時候。

那時候，打壞蛋成為中學生最美好的娛樂和人生體驗。年輕的紅衛兵沒事了就到學校，把黑幫帶到僻靜處，打一頓，舒服舒服。用拳頭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帶、彈簧鎖、木槍。有一同學（金××），要到外地串聯，臨上火車前，還特地來到學校打黑幫，過一下癮。這些孩子“文化大革命”前沒機會打人，打了要受批評甚至處分，“文化大革命”中沒人管了，特別快活幸福。他們發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槍打膝蓋，油漆塗臉，火燒頭髮，板兒帶抽，戴上拳擊手套打，坐土飛機。高三同學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飛機，四個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後自由落體摔在地上。幾下就把他的腎摔壞，尿血。

六中紅衛兵在學校音樂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勞改所”，打死本校師生三人，傷數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來參觀的外校紅衛兵絡繹不絕。

六中的原黨支書汪一淨，是從延安來的老幹部，“四清”中就給撤職了，“文化大革命”中又給揪到六中。老太太給打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六中歷史教研組組長焦庭訓不斷挨打。死前那個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發現頭朝下扎在一個裝糨糊的大缸內。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漢成被六中紅衛兵綁架毒打後，在勞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這個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特地視察了六中，對六中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此時六中的勞改所已建立了近一個月，打死多人。結果六中紅衛兵興高采烈，為“中央文革”支持他們搞“紅色恐怖”無比激動，從此更加有恃無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學生王光華被六中紅衛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勞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歲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紅衛兵毒打折磨後死亡。

萬明因為膽敢和王光華等三個不是“紅五類”出身的同學私自外出串聯，回來後馬上給關押起來。他被強迫給紅衛兵磕頭。某紅衛兵拿菜刀，橫着給萬明嘴巴來一下，當場把他門牙打掉。接着用木槍掄着打，直到打折了為止。接着下一個人再用木槍打，再給打折了……這麼一輪一輪地打，直打得萬明昏死數次，尿血。（四、六、八中西糾負責人分別為孔丹、董良翮和陳小魯。八中打人被陳小魯制止住了。六中似沒制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