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文革北京六中红卫兵打人往事

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没有说过。他对出身不好的人敬而远之，却客客气气。

他对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万明，包括被夺了权的黑帮校领导。

他出身革命军人，正牌的老红卫兵，完全有资本与那些高干子弟一起去冲锋陷阵，大杀大砍，可他非但没有，还对红卫兵的很多偏激行为看不惯。红卫兵抄黑帮校领导王延春的家时，他特地叮嘱：不要打人，要登记，有个清单。

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谓的流氓押到学校，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还让男女彼此亲嘴——你们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亲就打，亲也打。

万明看见了这种情景，气得大骂：“什么红卫兵，流氓！”

为此，万明被六中红卫兵视为眼中钉，把他抓起来後打个皮开肉

绽。因为万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动学生”，一时间在六中，对万明的态度成为检验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可杜恒昌却对万明一声不吭，连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如果想表现的话，他整万明是很方便的。他是万明的团支书，对万明的“反动罪行”了如指掌，当万明遭到全校红卫兵万炮齐轰时，他完全可以随大流，揭露几条万明的罪状，可他没有。

在他的影响下，高三一班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没什么特别的建树。

不打人本来算不上优点，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但在六中这个以打人为革命，以打人为时尚，以打人为光荣的特殊环境里，打人成风，打人成了潮流，连最老实善良的学生也沉溺于打人，结果不打人就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事实上，当时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默许的，因为江青等人一再赞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正是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

那时候，打坏蛋成为中学生最美好的娱乐和人生体验。年轻的红卫兵没事了就到学校，把黑帮带到僻静处，打一顿，舒服舒服。用拳头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带、弹簧锁、木枪。有一同学（金××），要到外地串联，临上火车前，还特地来到学校打黑帮，过一下瘾。这些孩子“文化大革命”前没机会打人，打了要受批评甚至处分，“文化大革命”中没人管了，特别快活幸福。他们发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枪打膝盖，油漆涂脸，火烧头发，板儿带抽，戴上拳击手套打，坐土飞机。高三同学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後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尿血。

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音乐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劳改所”，打死本校师生三人，伤数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来参观的外校红卫兵络绎不绝。

六中的原党支书汪一净，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四清”中就给撤职了，“文化大革命”中又给揪到六中。老太太给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六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焦庭训不断挨打。死前那个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发现头朝下扎在一个装糨糊的大缸内。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汉成被六中红卫兵绑架毒打後，在劳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视察了六中，对六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此时六中的劳改所已建立了近一个月，打死多人。结果六中红卫兵兴高采烈，为“中央文革”支持他们搞“红色恐怖”无比激动，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学生王光华被六中红卫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劳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岁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红卫兵毒打折磨後死亡。

万明因为胆敢和王光华等三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私自外出串联，回来後马上给关押起来。他被强迫给红卫兵磕头。某红卫兵拿菜刀，横着给万明嘴巴来一下，当场把他门牙打掉。接着用木枪抡着打，直到打折了为止。接着下一个人再用木枪打，再给打折了……这么一轮一轮地打，直打得万明昏死数次，尿血。（四、六、八中西纠负责人分别为孔丹、董良翮和陈小鲁。八中打人被陈小鲁制止住了。六中似没制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