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民间对陈小鲁出现两极评价

余杰

中共元帅、副总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猝死之後，中国民间呈现两极评价。

陈小鲁身份特殊，是个话题人物。不仅因为他是根正苗红的“顶级红二代”——“太子党”，更因为他在八十年代参加赵紫阳组建的“体改所”，六四後受审查而脱离官场，下海经商，前几年公开为文革中红卫兵的暴行向当年的老师道歉，并一直与体制内外的开明派保持联系，甚至不惮于接触像六四後惟一坐牢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鲍彤等“超级敏感人物”；还有一层原因，他被外界视为安邦集团的实际控股人之一，在安邦董事长吴晓晖被捕的关键时刻，突然身亡，更是引起各界瞩目。此前，自由亚洲电台曾报导说，安邦案发後，陈小鲁也因在该公司报销巨额出国费用，以及由安邦耗巨资出版纪念其父陈毅的书籍，也被官方约谈并被限制出境。

曾因批评习近平而入狱的、被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女记者的高瑜，在推特上对陈小鲁作出极为正面的评价：“鲍老的生日宴上，他说，上边这次查安邦也把他查了个底掉，前几天通知他结论是‘没有他什么事’，别人要说什么就随人家说吧，他要出去旅游了。那天结束後下楼，我看到他竟然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赴宴的，还给他拍了照，和他开玩笑。哪知此一别便成永诀！”（这是高瑜转发的吴伟的文章，不是高瑜的话。）

而毛时代的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亦撰文悼念陈小鲁，隐晦地提及陈小鲁一度在上海失去自由，接受调查，後来才得以脱身。文章中还一个耐人寻味点细节：“讨论挽联时，有一句引起争论，‘民能问国，忠能直谏。’有位大哥提出不喜欢这个‘忠’字，我却觉得小鲁颇有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一时激动，就说‘建议不改，小鲁大哥身上有忠啊，我们都有，虽然都不喜欢’。”

这两段评价很有意思。高瑜与陈小鲁有私人交往，对其作出颇有感情的正面评价，可以理解。但推文中披露出陈骑“破旧的自行车”来赴宴的细节，却匪夷所思。（吴伟与陈小鲁有私交，“颇有感情的正面评价”也是吴做出的。高瑜未言与小鲁是否有私交，也未表感情。）

这个细节可以感动高瑜，却不能感动我。我判断人与事的首要标凖是，它是否符合“常识”，凡是不合“常识”的人与事，必然有伪。因为北京普通的中产阶级都有私家车，而陈小鲁即便不是安邦的大股东，多年来也利用父亲的荫蔽和关系网络，赚得“金满箱、银满箱”，此前陈还告诉记者说，“他和太太（粟裕将军的女儿）经常出国旅游，已经走过了一百零五个国家与地区。每年外出旅游平均一百天。”由此可见，陈小鲁岂是没有豪车、骑自行车出门的平头百姓？那么，他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呢？或许他知道这一次会见的都是一群备受打压的“穷书生”，就故意骑自行车来赴宴，以便贴近这个人群？这就太过做作了。（陈若不出远门都是骑辆旧自行车代步，见惯不惊，有什么匪夷所思和做作的？）

陈小鲁的死讯在海外也掀起一些波澜。居所，陈小鲁刚刚死去时，海外有一些“民运人士”，准备借追思陈小鲁并追查其非“正常死亡”，当作“讨习”的借口。後来看到陈小鲁盛大的追悼会才作罢。

中国很快传出陈小鲁追悼会的详情：陈、粟两家兄妹和子女全部参加。习近平、曾庆红、王岐山、马凯、习远平、习桥桥送了花圈。习远平、刘蒙、张翔、罗援专程参加。陈的妹夫、外交系统的前高官王光亚说，三月三日政协开幕式结束後，习近平握着他的手说：「小鲁是我多年朋友，听闻小鲁去世，深表关注，希望处理好後事！家属节哀！」

由此可见，陈小鲁身上虽然没有覆盖党旗（级别不够），但“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王光亚特意放出习近平亲自致哀的消息，这个久经官场的老油条这样做别有深意在，以此显示习近平并未因为安邦事件而与昔日地位比他更高、知名度比他更大的知名太子党陈小鲁翻脸。陈小鲁从安邦事件中脱身，无疑是得到了习近平的亲自批准。陈小鲁有没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认为他没有问题。

有趣的是，很多民间人士对陈小鲁的评价，既不同于中共官方，也不同于那些知名公知和海外民运人士。或许既没有个人情感，也不用考虑派系斗争等因素，他们的言论坦坦荡荡，脱口而出：

有人说：“庆丰为他爹修了陵园，陈小鲁也准备为他爹修纪念馆，如果他们真的有反思，就不该以他们的爹为荣，因为他们爹的成功夺权是建立在很多炮灰的鲜血之上的，暴力血腥，没啥好骄傲的。”

也有人说：“陈小鲁本就是一坏蛋，出生在土匪世家，怎能不坏？看看他是怎么反思的，就知道他的思想基准线在哪个地方。什么不归罪毛，不归罪党，现在只要有点儿道歉反思的意思，便成了需要大肆宣扬的事情，好意思吗？做完恶魔再来做好人，怎么做怎么有理？”

还有人说：“陈小鲁在浙江嘉兴的杭宁杭州南京高速公路及嘉兴标准公司坑农民工群体，拖欠耍赖不给农民工工资被告上法庭还耍赖，典型土匪强盗做派。”

看到普通人对陈小鲁的评价，就知道公知和民运群体如何脱离中国基层的民意。中国民众对太子党、红二代的厌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陈小鲁这样“相对较好”的太子党、红二代，也在民间得不到丝毫的尊敬和好评。

而陈小鲁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特别是毛泽东、共产党的认识，从此前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撰写的一篇访谈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谈到对毛的评价，陈小鲁说：“他是领袖型人物。毛主席和很多共产党领袖一样，有救世主的情结，要改变世界，救民于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并为这套理念而奋斗。当然他这个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应该功德圆满了。他却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东西再打掉。”陈小鲁又说：“在重大的哲学问题上，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对毛的功过问题，他又说：“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经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最後把中国整合起来的是毛泽东。後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时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关联。他还是一个领袖吧，有功有过。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这样的评价，基本上在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党内开明派大佬李锐的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的框架内，也符合习近平所说的“前三十年”（毛时代）与“後三十年”（邓时代）不能割裂的观念。如果这样的说法放在德国，就成了“希特勒帮助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霾中走出来是有功的”、“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修筑高速公路，对以後德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的是真心话”……在德国，这样的表达不是言论自由，是会被法律治罪的。然而，在中国，陈小鲁在此种思维方式下的“道歉”，居然获得满堂喝彩，为什么中国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如此之低？

在我看来，陈小鲁的道歉，根本算不上道歉，而是第二次掩盖真相和真理。正因为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尚未经历转型正义，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道歉才在民间得到广泛赞誉。人们认为，不管其认识如何，道歉总比不道歉好吧。这是何其可悲的奴性思维。

从本质上讲，陈小鲁是“救党派”，而非民主派或自由派。正如罗点点对“忠”这个概念的认识，陈、罗等革命元老之後，对党永远忠贞不渝，即便这个党吞噬了他们的父辈，即便这个党屠杀了数千万的国人。

陈小鲁当然不可能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毛泽东，也就意味着否定毛的打手陈毅，否定他们的父辈“打天下，坐天下”的道路，也就否定他们自己非富即贵的特殊身份。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拥有的一切立即化为乌有。这就是陈小鲁和其他一些似乎“觉醒”的红二代——如陶斯亮、秦晓等人——的历史局限。

对于「红二代」在民间口碑不好，陈小鲁做了如下这番辩护：“其实，没当高官的「红二代」，生活都很普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中等收入，生活得很好的不多，当高官的，发大财的不多。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连自己旅游的钱都没有。当然了，他们的日子比老百姓好一点，但也有限。像我们这样经了商的，好一点。话又讲回来，像我的企业，我是纳税人，我不吃皇粮，我是自食其力的……我们八中的「红二代」，很多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贪腐的比例很少，说明这代人受过传统的教育，有他的担当，有他的抱负，也有他的自律。老百姓对「红二代」有这样的情绪我也很理解，比如最近审判薄熙来，老百姓好像认为「红二代」都跟薄熙来一样，可能吗？”

这段表述更是荒腔走板、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红二代固然不是个个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但大部分都属于空手套白狼的权贵阶层。美国媒体彭博社曾经发表长篇报导《毛泽东继承人是今天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子孙控制中国、累积惊人财富。彭博社报导披露，毛泽东继承人的二十六个红色後代控制了中国顶尖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女婿贺平、已故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光这三人在二零一一年就掌握达一点六兆美元资产。彭博社追查中共“太子党”一百零三人的背景、财务与亲戚关系，并指出至少有二十六名“红二代”掌控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篇报道发表後，中国当局立即封杀彭博社网站。中国当局究竟害怕什么呢？声称很多太子党、红二代过着“平凡生活”，“受过革命教会”，“很自律”的陈小鲁，与其空泛地为太子党漂白，不如拿出证据来反驳这篇报道中提及的每一个事实，提供中国数百个太子党家族的财务状况，这才能让人信服。

而陈小鲁自己，不妨扪心自问：若在西方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环境下，能如此轻松地发财致富吗？若不是靠着“元帅之子”的身份，怎么可能一夜暴富呢？陈小鲁居然还振振有辞地以“纳税人”、“自食其力”来自我辩解，真是“无耻者无畏”。

记者在这篇访问的最後，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在提到台湾、香港、澳门时，他都特别在每个地名後加上‘地区’两个字。陈毅当过近十年的中国外长，小鲁是武官出身，这些国家利益的细节表述至关重要。”

可见此人仍然是一名崇信“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者。对他来说，国家主权高于人权，他不会认同联合国宪章中确立的“住民自决”原则。陈小鲁号称走过一百零四个国家，但他似乎没有从近年来取得独立地位的科索沃、东帝汶那里得到什么启示，也没有观察和思考过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苏格兰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及全民公投。他爱中国，爱中共，爱毛泽东，也爱自己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