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三種人” 王春瑜 一：趙舟良 趙 舟良，原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大）政史系學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師院紅衛兵分成二派，一派是保護黨委書記兼校長的陳雲濤同志，陳老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入黨，在湖南參加過農民運動的老黨員老革命。一派是堅決要打倒陳雲濤，誣陷陳老是叛徒的造反派組織，名曰“千鈞幫”，其中有名鐵杆成員，叫趙舟良。此人外形醜陋，臉上有疤，大扒牙。歷史系成立革委會後，他竟然當上革委會委員，而且大權在握，動不動就召集全系師生，傳達市革委會領導講話精神，開口閉口“景賢，秀珍”云云，似乎是他的乾爹乾媽，肉麻之至。我因參與策劃上海第一次炮打張春橋（簡稱復旦大學“1.28炮打張春橋”）事件，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趙舟良是監督組成員，從此對我瘋狂迫害，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1973年冬，我正在挖一口深井，棉襖棉褲上掛滿冰塊，我接到家兄王蔭大哥（1943年入黨的老黨員，離休幹部，已故）的電報，說老貧農的老母已病故，要我速回老家奔喪。我立即向系革會請假。趙舟良聞訊，公然立刻召集系全體教師開會，批鬥我，大罵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麼資格為你母親奔喪!”, 我聞言悲憤至極，當場哭泣起來。趙舟良竟大罵我是用眼淚騙取革命群眾的同情，勒令我繼續去挖井。多虧師院黨委知道後，認為我並未判刑坐牢，可以回家奔喪，但被趙舟良這樣折騰，當時交通又不便，等我趕回老家，母親已下葬，以致未能見母最後一面，造成終生遺憾。“四人幫”粉碎後，系內幾位老教授聯名向校黨委揭發，他們都遭到過趙舟良的毒打，黨委很快宣布開除趙舟良黨籍，定為“三種人”，在系辦公室做行政工作。我在全校大會上被宣布平反，我在解放日報，文匯報上發表了文章。趙舟良老婆鬧着要離婚，他見好日子永遠失去了，很快得了肝癌死去，此等文革催生綻放的人性惡之花，算是“惡有惡報”之又一實例也。 二：余之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余之道現在復旦大學新聞系工作，後調歷史系，由黨總支委員做到總支書記。1963年，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余之道召集全體研究生開會，動員我們暢所欲言，對形勢談看法，對黨提意見，不做記錄，更不會進檔案。我和幾位同學見余之道說得很誠懇，便如實談了自己一些想法，批評共產風不切實際，中央明顯地犯了左傾路線錯誤等等。我的另外二同學趙某某、張某某（已故），也談了不少。趙某某談的更多。我們發言後，余之道還講話，說我們馬列主義水平不低，感謝我們對黨的信任云云，但他事先卻讓研究生黨支部書記楊典求及其愛人小馬，對我的發言作了詳細記錄，並添油加醋，如把一位老教授說的“馬克思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就寫過一部（資本論）嘛！”移到我的頭上。“文革”中，我的檔案被非法公布出來，不明真相的群眾，認為我太狂妄了，連馬克思也瞧不起，真是冤哉枉也！ 1979年國慶節，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大規模學術討論會，分好幾個組，開幕式由于光遠副院長主持。他說只有開幕式，沒有閉幕式，各組可自由地、充分地討論，愛什麼時候結束，就什麼時候結束。我覺得黨史問題太多，便去黨史組。主持會議的是原朱德總司令的秘書、黨史專家廖蓋隆同志。他說，最近我看到一本黨史，是上海復旦大學余之道編的，書裡居然說我黨在延安時期的核心是江青，這是典型的偽黨史嘛，會議簡報，被胡耀邦同志看到，他很氣憤，作了批示，余之道很快便得到嚴肅處理：開除黨籍，定為三種人，真是活該！這是對兩面三刀，毫無黨性的余之道的嚴肅懲處，也是對余之道的最好教育。 2017年1月13日於老牛堂。 註：在黨內，“三種人”，即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