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運動中的“老紅衛兵”、“西糾”和“聯動”

戚本禹回憶錄

1．活躍在文革初期的“高乾子弟”

現在被稱為“紅二代”的“高乾子弟”群體，今天仍然是中國政治、經濟舞台上一支活躍的力量。而在文革運動的初期，這個高乾子弟”群體裡的大多數人，出身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和建國初期，正在大中學校讀書，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與衝動，適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這個大舞台，是最先積極登台表演的群體。而他們身後父輩們的利益、分歧、恩怨、衝突，也被文革引發與公開，並深刻地影響到他們子女們的立場、取向與行動；尤其在文革初期，對文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高乾子弟”群體中，許多人都有濃厚的“自來紅”思想，因父輩的革命資歷和功績而產生很強的優越感。低調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齊；但更多的人喜歡顯示自己出身高貴，喜歡攀比自已父輩官位的高低，住的什麼房子，坐的什麼汽車等等。他們消息靈通，見多識廣，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輩地位相同或戰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們中一些人還看不起那些成績拔尖、超過他們的平民子弟，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績卻很好的同學。文革運動開始，他們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階級觀念，實際是封建的“血統論”，高調宣傳他們的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敵我，完全偏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而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資”“�六肋�/span>”以及他們的子女，製造了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及其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

文革運動中的“高乾子弟”群體，特別是北京中學生中那部分十幾歲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動，從最先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的“老紅衛兵”；到自認為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組成“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隨後又有東糾”、“海糾”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簡稱“聯動”）；在文革運動中發生過重大影響，也形成了當時對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握的各種思潮，這裡着重講講中央文革是如何處理應對的。

2．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

上面說過，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教育戰線”開始的。1964 年，1965年，毛主席先後與毛遠新、王海蓉談話，批評教育戰線的問題，提倡教育革命。這兩個談話的內容，首先就在“高乾子弟”群體、隨後在人數更多的“革乾子弟”群體中傳開了，他們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進分子已據此在自己就讀的學校里展開活動，以階級鬥爭應成為一門主課為依據，批評學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自發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不是偶然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隨後得到北京一些高乾子弟”較集中的學校，如四中、六中等學校“高乾子弟”和革乾子弟”群體的支持，也紛紛以“紅衛兵”的名字貼出大字報。但不久這些自發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受到了團中央派到北京中學的工作組的打壓。清華附中紅衛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後寫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大字報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紅衛兵的理論武器，亦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導思想，動員武裝了億萬革命造反派，積極勇敢投入文革運動。這時，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寫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的真正意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這兩張大字報後，7月31日寫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在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 8月3日，王任重約見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給他們看了毛主席寫給他們的信。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的信息迅速傳播，紅衛兵就成了光榮的名號。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並穿上緑軍裝，戴上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得風氣之先的許多“高乾子弟”，自然領頭，以“革乾子弟”為主體，以紅五類出身為條件，在各學校率先組織成立了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 這批以“革乾子弟”為主體的、率先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的骨幹成員，後來就被他們自稱為“老紅衛兵”。

文革開始，“老紅衛兵”對宣傳傳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衝破革命群眾的思想禁區，動員群群眾投入文革運動，先後成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文革運動的歷史中，無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鋒作用。

在毛主席發動的文革運動得到了億萬革命群眾熱烈響應支持的局面下，這個潮流勢不可擋。黨內的文革反對者，亦在審時度勢，大都並不是公開抗拒，而是順勢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通過爭取掌控與影響文革運動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引導他們將文革運動的鬥爭目標，偏離毛主席文革運動是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一些幹部與他們的子弟經常用這樣的辦法參與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工作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學校的“高乾子弟”或“革乾子弟”為頭，以“革乾子弟”為骨幹，先後成立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以繼續掌控文革運動的領導權，繼續工作組的路線。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支持紅衛兵後，大批狂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封建血統論的“老紅衛兵”即被引向社會，對着“地、富、反、壞、右、資”等所謂的“黑六類”，亂抄家，亂打濫殺。對毛主席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要求他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條”中關於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的政策亦置之不顧，而是以暴力在北京製造他們的“紅色恐怖”。

這些“老紅衛兵”的種種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記者反映到文革小組來。同時我們也收到大量群眾來信，指控一些紅衛兵的暴行。我拿了這些群眾來信與記者的反映材料，去給江青匯報。江青告訴我，她也從其他途徑知道了這方面的嚴重情況。

為此，中央文革小組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周總理也參加了。大家對這些以高乾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亂打人、亂抄家的暴力行為，對他們的種種暴行都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總理對他們這些胡亂打人的行為同樣是堅決反對的。在會上，總理和江青讓我立即去了解情況，並去制止“老紅衛兵”這種亂打亂殺的暴力行為。總理還派了衛戍區的解放軍戰士和我一起去。

我帶着解放軍戰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原東安市場改名為“東風市場”）。那裡整個商場當時都被東城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占用來做非法關押、審訊和用刑的據點了。我一到那裡，在那裡的頭頭們都已經知道我要過去了，他們確實是消息靈通，早都聚在門口等着我們了。起先有幾個人還想上來阻止我進去，但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軍戰士制止了。戰士們說，這是中央首長，你們誰不服從指令，我們奉命可以對他採取措施。這一下，他們就不做聲了，他們到處亂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別人抓起來。我叫他們把所有關着門的小房間都打開，我進去一看，真是慘無人道，裡面被非法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渾身是血，在牆面上還有用活人身上的鮮血寫着“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在一間屋子裡，我看見一個女“紅衛兵”手裡拿着一根鋼鞭，正向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趕忙讓戰士過去奪下了她手上的鋼鞭。我上前問她，你為什麼要打她？她說，她是壞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說，胡鬧，哪怕她是個妓女，你也沒有權力這樣打地。我要解放軍戰士馬上把這個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傷的人都送去醫院，把其他所有被關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沒收，結果裝了滿満的好幾筐。

當時我還看到有好幾個公安民警也和這些“老紅衛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計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單的。所以我又去了那裡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領導看到我，緊張得不得了。我問他，是不是你們派出所向他們提供的名單？他說，是的。他們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這樣做的。我問他，是市裡的什麼人給你們指示的？他說，聽說是市裡的萬里副市長專門打電話來關照的。派出所的一個同志還悄悄地告訴我，他們也看不慣這些所調的“老紅衛兵”的暴行。他們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後他們打個電話叫火葬場來車把屍體運走，當天就燒掉了。査都沒法査。

回來後我就向謝富治說了這事。謝富治說，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己布置下去的。萬里當時是北京市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他們根本沒有向公安部報告過此事，估計是“首都工作組”給他們下的命令。謝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領導成員之一。我間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組”下的命令，那你也應該知道啊。謝富治說，那裡全是軍隊的人說了算，他在那裡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謝富治不同意他們亂抓人、亂抄家、亂打、亂殺，認為他們這種做法與歷來的做法都不一樣，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聽他的。所以，他也不願意去多管他們的事，連開會都很少去參加。

我把沒收的刑具直接帶回到釣魚臺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當場就向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匯報，所有看到這些東西的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帶去的這些血跡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來，你帶這些東西來幹什麼，拿下去。她這個人是見不得血的。不過她很快就說：他們這麼做，不是想給文革抹黑嗎？她的政治敏感性確實很強。葉群也明確表示林彪從來是反對打人的。可陳伯達這時卻在一邊說，革命嘛，總是會伴隨着血腥味的。還引證說，這是高爾基說的。他還學着江青以前批評我的話，說我是不是有點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沒經過革命風浪，書呆子。所以9月以後我們繼續去取締這時已由這些“老紅衛兵''為主體組成的“西糾”、“東糾”那些關人打人據點的時候，有時會叫上陳伯達一起去。他到現場去一看，那些殘酷的場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後他反對“西糾”的“老紅衛兵”暴行的時候比我還起動。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滅門慘案也是“老紅衛兵”支持搞的。他們在大興縣的好幾個公社裡，把一些地富反壞右都抓起來拷打、審問。還以防止“階級報復”為由進行斬草除根，把他們的妻室、子女，有些還是小孩子也集中起來。許多人當場被他們活活地打死了，沒死的，都被驅趕到一個大坑裡，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殘酷令人髮指，這是建國以來聞所未聞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興縣發生大屠殺案的報告後，我和王力連夜驅車趕去大興。可等我們到了那裡的時候，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早已經得到了風聲跑了。我們問當地的幹部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都是些紅衛兵模樣的人來指揮當地的一些基幹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調“紅衛兵”的年齡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學生。而且他們說，在他們來之前，市里還有人打電話來作了關照 所以大興縣公安部門的人給提供了戶籍材料，有的也有當地的警察帶路。

那時候，康生的孫女張力在大興縣當團委幹部，她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那裡的。王力認識她，我們就打電話叫她過來。張力告訴我們，事先確實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體是那個上級，她也不太清楚，因為別人對她進行了封鎖，不跟她講，開會也不讓她參加。她說，她當時也沒法出來說話，不然別人就會指責她階級立場有問題。她還告訴我們，這件事，不止是一個公社，有好幾個公社都這麼幹的。

我和王力當夜趕回釣魚臺，已經凌晨四點多了。回來後我馬上給我熟識的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打了電話，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情。第二天，馬力就親自帶着人去了大興縣。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當場宣布，如果再發生亂打人，亂殺人的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我們也向陳伯達作了匯報。陳伯達開始還不把它當回事，只說你們處理得對。我們對陳伯達說，你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我們只是個組員。出了這種事，如果主席追究起來，你的責任就大了。我說，這事你要出來講話的，否則你將來是要負歷史的責任的。他一聽也嚇壞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講了話，強烈地指責了這種法西斯暴行。

在親自到現場調查、綜合各方面反映的情況後，我跟陳伯達說，我們得趕緊給毛主席、給中央寫一個報告，制止這種事情。不然的話，還會出大事的。陳伯達讓我來寫。於是我去找了關鋒和王力一起商量。關鋒看問題比較尖鋭，他說，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後搞破壞，故意用打人、殺人來製造混亂。我說，可現在我們還找不到是誰在背後故意搞破壞的直接證據。關鋒比我沉着，他說，我們不能光寫打人的事情，我們得先寫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成績，說一下紅衛兵怎樣意氣風發 怎樣破四舊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寫這一些，然後再說這裡面也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一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等隨意打人，甚至殺人的問題。而且他們是盲目地打人、殺人。同時在我們報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問題。隨便什麼人，戴個紅衛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這怎麼行呢？

在這個報告裡，我們還特別提到了萬里。因為從我們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還有文革“快報組”反映上來的情況來看，所有這些打人、 設人的事情的後面都有萬里等人從市里給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萬里本來是彭真領導的北京舊市委的人，可他並沒有隨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為他是鄧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重要成員。我們把萬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紅衛兵”組織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單。在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中，也是當地公安部門根據萬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單的情況在報告中寫上了。

在這個報告的最後，關鋒還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壞文革運動，他們是在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他們用打、砸、搶、抓、殺、 抄的方式來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

我們的報告是1966年8月26日寫好，先送給陳伯達、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陳伯達就在上面簽了名，上報給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給了林彪、總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此外不知道是為什麼，主席還特意把它批給了薄一波。為什麼主席批給薄一波？這個問題我問過陳伯達。他說，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運動情況，不僅萬里卷進了這些事情，薄一渡也卷進去了。我又問，萬里是彭真信任的人，應該是靠邊了，為什麼還在工作？陳伯達說，劉少奇、鄧小平都信任萬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親自找了總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裡開會。在會上，我們把“老紅衛兵”的組織亂抓人、亂打人、亂抄家、亂殺人的事都具體地作了匯報。特別談了在大興縣所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聽了就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說，中央肯定沒有這樣布置過。謝富治也說，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這事。葉劍英則一聲不吭。毛主席鄭重地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鬥。在不久前中央發布的“十六條”里就有這話（這話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沒有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會上決定由陳伯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社論的題目就引用主席的話“要文斗，不要武鬥”。後來發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在這以後，“要文斗，不要武鬥”就成了毛主席語錄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組馬上開會研究討論，關鋒把這些“老紅衛兵”等組織的活動總結為是劉、鄧路線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它實質上是劉、鄧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關鋒在理論上的確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們是“掛羊頭賣狗肉”（意思是掛着文化革命的羊頭，賣的是劉、鄧路線的狗肉）。我則說他們實際上是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股異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趕去大興縣的路上，我們看到在那裡房屋的牆上，到處都塗上了紅色的油漆，還有許多用紅布拉出來的橫幅標語，還到處樹立着密密麻麻的紅旗。我們間當地的幹部，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是在搞“紅海洋”。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來的。我跟王力說，這樣搞法，如果再在全國一推廣，那得浪費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這都是要讓老百姓自己掏錢的 這不是又要增加群眾的負擔了嗎？這種做法完全是形式主義，一點意思都沒有。後來看到更多報告材料，“紅海洋”在全國有愈演愈烈之勢，所以，我們就此事專門又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紅海洋”的事。主席對這類事非常重視，專門對此做出了批示，還讓中央正式發了文件，制止搞“紅海洋”。

3．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文革運動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與動向，周總理都是隨時了解與掌握的。我去調查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是周總理也參加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決定的。對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等等違反“十六條”規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鬥政策的現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堅決反對，要求立即制止的態度，周總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擁護的。

北京四中是“高乾子弟”集中的中學。四中的高中學生孔丹，父母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對孔丹的情況也很了解與熟悉。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孔丹作為中學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會議。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學生。由孔丹、 陳小魯等人適時牽頭髮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隨後又有“東糾”、“海糾”成立。孔丹他們自認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他們要站出來執行政策，制止武門，維護秩序，要來糾察其它的紅衛兵組織。“西糾”成立的時機與活動是與當時中央文車正在調査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毛主席發出“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批示相呼應的。

“西糾”發出的“通令”和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的立場是以保護他們的“父輩老幹部”的安全與秩序為出發點的，因而很快發展為對抗造反派紅衛兵反對劉、鄧路線對其追害的造反行動。孔丹組織領導了“西糾”隊伍，阻撓、驅趕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上千師生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造反派師生到國防科委上訪請願，並為此與他們發生肢體衝突。

“西糾”造反鬥爭的矛頭是指向“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他們常以暴力手段來執行他們的任務，維護秩序，軍用皮帶、鋼鞭等是他們的慣用的打人工具。對他們所認定的鬥爭對象，製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並將八萬多所謂“黑六類”家庭趕出了北京。為此禍及這類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對他們這種行為一切幹部、群眾和紅衛兵。他們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紅色恐怖萬歲！”以“西糾”為代表的、“高乾子弟”、“革乾子弟”為主體的所謂“老紅衛兵”，當時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憤，到了“聞素、國”色變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鬥”的社論發表後，我們繼續檢査與執行制止暴力行為。這時的“老紅衛兵”大多為“西糾”、“東糾”、“海糾”成員了。他們以“西糾”等名義，更狂熱地私設“監獄”、“勞改營”，關押拷打他們隨意認定的“敵人”、“壞人”。我和陳伯達、王力、關鋒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學等“西糾''、“東糾”等組織活動猖獗的地方，一個一個地去進行取締、關閉他們私設的“監牢”與“勞改營”，收繳兇器。我們去的時候，都有衛戍區軍車開道，帶着衛戍區的解放軍一起去的。在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面前，那些“西糾”、“東糾”等組織的成員不敢作任何反抗。經過我們的堅決行動，北京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的歪風，基本被制止下來。

時至今天，“西糾”的許多成員竟為他們當年的行為高唱讚歌，認為他們保護“老幹部”有功，而對“西糾”與“老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卻認為“西糾總部是難以承擔責任的，只能由那些實施暴力的個人負責。” 但他們同時又把文革運動中發生的一切暴力與破壞行為歸咎於毛主席的發動文革，歸咎於中央文革小組。

4．批判反動的“血統論”

在1966年8月初的時候，北京的中學流傳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鬼見愁”。這是一個充滿封建統治階級“血統論”色彩的束西。它一出來就在學生中引起了一場范國很廣的大辯論。

江青和陳伯達都去講了話，否定了這個對聯。當時他們還是想從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是“理應如此”。這裡所說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個含糊命題，可是連這個說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實，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權，他們首先就是要掌握領導文革運動的權力。在工作組的時候，他們大都是支持工作組的，工作組也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作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組被撤走了，他們就要由自己來掌權了。然而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官僚特權，你現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權。如果由他們來領導文革的話，那麼他們仍然會變着法地鎮壓造反群眾。因為在這些人的眼裡，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都是所謂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的學生，也不在他們的眼裡的。

這些人當時大都還只是15、6歲的小孩子。有些話，都是他們的老子不敢講，而由他們出來講的。對這一點，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圍繞這個對聯的辯論中，出了一個人物，叫譚力夫。他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能說會道。他又是貼大字報，又是到處發表演說，大肆鼓吹那套“血統論”。譚力夫的講話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講話被迅速印發到了全國各地，農村印發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其傳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還以為譚力夫是中央委員。這說明當時在他背後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撐着他。

譚力夫的父親過去在最高檢察院當領導，原來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來跟我和關鋒講，看能不能把譚力夫給爭取過來。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為康生來打了招呼，我們也不打算怎麼為難他，1966年11月，我們決定把言譚力夫找來談話，想給他請一些道理。

我和關鋒把他叫了來，就在中南海西門的接待室里跟他談話。 他開始還以為我們挺重視他，所以上來就跟我們說了一大堆“血統論”的“真理性”。我打斷他說，你這是在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知道嗎？他一看情況不對，就爭辯說我這是在給他扣大帽子，他說毛主席也沒說他不對。我說江青同志傳達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聽了說：“江青改的對；聯也是對的，兩個對聯可以並存。”我們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閉門思過”。我們沒有對他採取任何措施。至於他後來怎麼被抓起來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論”

就在批判譚力夫的反動的“血統論”的過程中，北京有個年青工人叫遇羅克，他提出了一個“出身論”與“血統論”相對抗。這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討論分析過過羅克的觀點，認為他完全否定了階級存在的客觀性和階級分析的必要性，這就走向另一個錯誤極端了。毛主席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當時就決定由我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思想做了一個公開的講話，批評過羅克的觀點。1967年4月，我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遇羅克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並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但我當時只是對他的思想認識進行了批判，並沒有對他採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後來被公安部門逮捕又被處以死刑，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關在秦城監獄裡了。遇羅克的妹妹和國內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羅克被迫害致死的經過，我實在無法交代。（戚本禹被捕比遇羅克晚大約半個月。）

當時是發動群眾進行大民主的時期，所以類似像過羅克這樣發表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的人很多。在我們收到的大量的群眾來信中，反映各種觀點的都有，但對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儘管是很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我一般都採取存而不報的方針，不作處理。那時有個叫陳里寧的，他確實是很早就反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八大報告中的一些觀點，後來受到了迫害，被送進精神病院，所以當時有人根據病例和陳的筆記整理了新“狂人日記”。我當時是支持他的。但後來有人說，這個陳里寧對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並藉此事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為了弄清問題，我只好叫小組辦事組把他的事情交給公安部調査處理。

那時有群眾在討論“一分為二”觀點時。有人提出：對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為二。一些人認為毛澤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麼可以一分為二呢？但也有人認為可以。結果後者被說成是攻擊“毛澤東思想”。有些人還因受到群眾檢舉而被公安部門抓了起來。不少人寫信把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我看了信之後，就去問陳伯達，他不表態；我又去間張春橋，他說這是個理論問題，一下子很難說清楚。我說，可不可以問問主席？他說，這個事也不好去問主席，你讓主席怎麼說。可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畢竟已經牽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了，你說人家這是反毛澤東思想，把人家給抓了起來，這不解決能行嗎。我還是要去問問主席，關鋒也說應該去問主席。於是，在一次主席召開的會議上，我就問主席，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東西，是不能一分為二的。一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挨了批鬥，有人還被公安局抓了起來。主席聽了就說：我的思想怎麼就不能一分為二？我昨天講的話和今天講的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着的，當然是可以一分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謝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態度後，立刻下令把所有因為這個間題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聯動”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們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在10月開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首都三司”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多數派。

“西糾”、“東糾”和“海糾”的隊伍瓦解後，少數的老紅衛兵因其父輩許多受到造反派組織的批判、衝擊，從切身利益出發不滿中央文革對造反派組織的支持，因而進一步走向與中央文革對立，與造反派組織對抗。1966年12月5日這部分“老紅衛兵”又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就叫“聯動”，發表宣言，要“徹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為反對中央文革執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線，同時繼續亂打亂沖。

“首都三司”、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對付“聯動”是有辦法的。他們的人比“聯動”的人要多得多。“聯動”在哪裡鬧事，他們就好多人圍上去。“聯動”的人講又講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只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以後再遇上了，也只好採取迴避政策， “聯動”不能與“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爭鬥。可是，他們並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幾個“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的時候，被人抓了，並把他們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這幾個人拘留了起來。於是“聯動”的人就聚集起來沖公安部。他們把公安部辦公室玻璃窗砸了，還把公安部的副部長都打了。

謝富治在開始的時候是不願意抓“聯動”的，這些小傢伙許多都是大幹部的子弟，抓起來怎麼弄呢？謝富治是何等聰明的人物，陳、謝大軍說是一個兵團，實際上抵得上一個野戰軍。謝是這支大軍的政委，是陳賡須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謝富治辦事是非常有經驗的，頭腦又這樣清楚。可最後他還是被“聯動”逼上了“梁山”。

“聯動”實在太囂張了，謝富治只能把他們中幾個帶頭的抓起來關着，但在生活上是還給予了優待。可這樣一來，“聯動”就更不肯罷休了，他們接連幾次發動自己的成員去衝擊公安部。公安部越讓步，他們越鬧得厲害。謝富治就來找我商量，怎麼弄呢？我說，這事恐怕總理也難辦，真要辦，那得請示主席和副統帥。但你撇開總理去找主席和林總，又不妥當。我想了半天，給他出了個主意，去找人民群眾。 我說，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從群眾那裡汲取力量）”。你去發動群眾啊。他說去哪裡發動呢。我說，你先與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聯緊，北京的街道幹部是一個很大的力量。現在他們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舊市委，他們充滿了革命的熱情。

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時我們在一個工作隊，文革開始時我還出面保過他。所以，我打電話和他一說，他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隊伍組織起來了，他們一下子就動員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幹部和積極分子來保衛公安部。因為“聯動”分子身上都帶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來的老大爺、老大婚也拿着菜刀，擀麵杖過來。一來就是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聯動”分子也都是欺軟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麼多老百姓過來那他們就只有逃了。後來他們也聰明了，知道群眾過來要有一段時間，所以就到公安部去沖一下，看看“街道大軍”差不多要來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經驗了，看到他們來鬧，有的幹警就換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來了，來了”，把他們嚇跑了。謝富治挺感謝我，說你這一招果然有效。

“聯動”的倒行逆施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民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體育館舉行了一次控訴聯動的群眾大會，有一萬多人參加。大會是由“首都三司”組織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能參加的人，都出席了這個大會。會上群眾揭發和控訴了“聯動”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奮。江青聽了群眾的掲發和控訴也非常氣憤。地在會上發言的時候就間，究竟是誰在後面支持“聯動”無法無天，亂打、亂殺、亂抄家的？這時下面就有人通條子上來，說是國務院的周榮鑫、雍文濤、許明。江青就當場點了周榮興和雍文濤、許明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來，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沒叫周榮鑫、雍文濤坐下去。會議一結束，江青就走了，也沒說把他們倆怎樣。這時，會議主持人就來問我對他們倆怎麼處理，他們倆也都看着我。我說，讓他們回家吧。

會後，許明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和許明平時很熟，她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親。國務院的群眾來信、來訪是由她負責的。而我是管黨中央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的，所以我們平時在工作上經常有聯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電話里跟我說，總理批評她了，而且批評得很厲害，讓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要我幫助她去跟江青去說明一下。在電話里她都哭了。她說，她兒子孔丹搞“西糾”的事，具體情況連他父親孔原都不知道，總理更不知道。她說，因為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都給予了他們一些支持，主要是為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但對他們所干的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並不清楚，也絶沒有在背後指使。希望我能為她說說話。我相信她說的話，所以我對她說，有合適的機會，我一定會為她說話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謝。

和許明通話的當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說，許明給我來電話了，她說她也不知道“西糾”、“聯動”所干的那些事。我說，也許地說得是真的。她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還說，等她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請。

可是，在許明與我通話的第二天，總理告訴我們，許明自殺了。當時我的心為之驚動，也很哀傷。因為她工作實在、為人不錯。這以後，對於許明的死，總理就再沒有提起過。我知道他也是很哀傷的。 對許明為何自般，我想不應該是來自江青那天點名的壓力。

文革運動初期，許明一直負責國務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資反路線打壓的師生，如地院李貴、清華的蒯大富都去那裡上訪投訴過工作組。 許明當時的態度應是支持維護工作組的。在蒯大富投訴後，傳到清華的許明講話說：“葉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賴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劉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上關於奪權的批語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統論對聯的老紅衛兵在接待站批評陳伯達改對聯，許明亦未態度鮮明地制止老紅衛兵攻擊陳伯達的行為。而在9月，孔丹為頭的“西糾”，公開對抗反對地院束方紅因批判工作組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上國防科委上訪請願的事，是否背後得到許明的支持？這些情況中央文革的簡報都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有過態度鮮明的批示：“許明，支右壓左，如不能改正，應調動其工作。”江青點名會使許明聯想到毛主席對他的批評。其座力之大確實是她難以承受的。

7．江青“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

從1966年的年底開始，一些“聯動”分子先後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數都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個已故將軍的兒子，他父親原來和謝富治是老戰友，可是因為他兒子抄寫了矛頭直指毛主席的反動標語，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謝富治也把他關起來了。著名將軍陳士渠的兒子也參加了“聯動”，也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沒有關他，把他交給了軍隊，讓他們去處理。軍隊把他放回了家。 可陳士渠知道以後，親自把他兒子送到公安部來。陳士渠是在井岡山時期參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還表揚他“大義滅親”。後來董老（董必武）也為他的小兒子董良翮參加“聯動”的事，向毛主席寫了檢討。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後，就讓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聯動”統統放了。

在放他們的時候，主席叫總理、江青和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見了他們。江青對他們講了話，說，你們吃苦了，然後對他們諄諄教誨。當時被關的“聯動”分子中的許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認錯。有的還當場喊口號，“感謝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氣，他們又怕自己的隊伍被分化，就在那裡唱起了毛主席寫的詩，“我失驕楊君失柳”。江青也拿他們也沒辦法。隨後，謝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釋放他們的指示，他們就喊毛主席萬歲！ 然後就走了。

主席後來就跟江青說了戰國時“觸讋說趙太後”的典故。毛主席當時還說，如果弄得不好，這些幹部子弟將來很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災難。

毛主席隨後又讓江青去軍委擴大會議上向將軍們作了《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江青在講話中就說了“觸龍說趙太後”中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鼓勵老幹部要繼續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繼續革命，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對歷史典故的運用，真是爐火純青，寓意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