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群体，用韩非子总结的话说就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个群体不仅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而且也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所以被韩非子这样的国家主义者视为和儒生一样，是法治国家的敌人。

　　这个群体在战国时期大量存在，但主要表现为各种门客，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战国四公子的门客，数量是比较庞大的，动辄门客三千。当然，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不光包括游侠，也包括游士。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只忠于自己的恩主，也就是所依附的卿相贵族，而并不忠于国家或者君主，也就是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

　　游侠在战国时期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刺客，所以战国时期是一个刺客非常活跃的时期。比如信陵君矫命杀国家上将晋鄙，夺其兵符，率军驰援赵国的故事中，就有一个游侠朱亥。朱亥本来是一个屠夫，是信陵君的门客侯生的朋友。信陵君要夺晋鄙兵权的时候，侯生让朱亥和信陵君一起去，趁其不备，突然击杀了晋鄙。

　　这个故事里的侯生就是游士，而朱亥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屠夫为业的游侠。战国末期的刺客就更多了，比如荆轲、秦舞阳之类，都是游侠。为了报答恩主的知遇之恩，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可以自杀，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明知道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是为了报答恩主，都会不计代价的去完成。

　　秦汉之际也出了一个著名的游侠，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年轻的时候就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他想去投奔信陵君当门客，但是到了大梁的时候信陵君已经死了，就作罢了。但他在老家仍然继续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干，呼朋唤友，斗鸡走狗，俨然一副当地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的带头大哥派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大秦帝国的亭长，可见大秦帝国的基层治理其实也是要依靠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的。而这同时也说明，法治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其实也算是很古老的传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样一个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外的群体，并且并不忠于国家，也不忠于君主，对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显然是一个有危害的群体。大秦帝国并不是不想管这个群体，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或者说他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禁绝游侠，因为秦始皇统一之后的国家能力建设还没有达到能够渗透到最基层的地步，所以只能以不鼓励、不提倡、不禁止的态度对待之。

　　一直到汉朝初期，游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仍然是非常活跃的。《史记·游侠列传》就记载了一些这样的人，其中汉景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游侠剧孟，就闻名天下。七国之乱发生的时候，条侯周亚夫奉命平叛，出关东以后见到了剧孟，就很高兴的说，吴王叛乱连剧孟都没找，他们必败。

　　从中央集权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角度看，汉朝是秦朝的延续，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而这个国家能力建设到汉武帝的时候就基本上完成了，国家有能力禁绝游侠群体了，所以就禁绝了。这和汉朝初期只能一定程度上采用分封制，而到了七国之乱后，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就小得多了，是一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国家成为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主体，所以要禁止私人暴力。这就包括个人复仇，也包括像游侠这种潜在的可能使用暴力的社会群体。但这种禁止并不可能完全彻底消灭这个群体，只是说让这个群体在社会上不再那么招摇，不会成为年轻人的效仿对象。之后的史书记载中经常出现的门客、死士，其实都算是游侠。（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