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我怎麼當上造反派頭兒

口述人：王建民（男，西南民族學院教師，專業：藏語言文學。1937年出生，1966年文革發生時29歲）

採訪整理：馮利（女，西南民族學院子弟）

採訪時間：2016年4月

採訪地點：成都·西南民族大學校園

馮利：文革期間，全中國的每座城市、每個鄉鎮、每個單位、每座工廠、每所學校，甚至每一條街道，都有革命群眾組織。這些群眾組織絕大多數是造反性質，派別之間的鬥爭表現在激進與溫和、擁護對象和鬥爭對象的分歧上。所以，參與文革的億萬群眾，無論自覺自愿者，被裹挾者，隨大流從眾者，基本都站在革命的造反陣營，保守者和逍遙者只是極少數人。這是一個簡單明了的事實。文革結束後，受迫害者、保守者、逍遙者紛紛站出來說話，鮮有造反群眾出來講述自己的經歷，億萬造反群眾集體啞了口，緘默不言，避而不談。短短時間，這個數以億萬計的龐大群體就只剩專有名詞不見真人。因此，王建民老師對於自己造反派經歷的講述具有一定價值。這雖然是一個小老百姓的個體故事，卻具有普遍性。從中可了解普通百姓何以投入這場瘋狂革命，與個體自身的遭遇、處境、周邊人際矛盾有着極大關係。同時也反應一個事實：文革始於國家領導人政治矛盾的爆發，卻引發了全體中國人個人恩怨矛盾的大爆發。國與民，公與私，交織陷在矛盾漩渦中。王老師的故事印證了一句話：文革始於文革前。高層如此，底層亦然。

    作為一所普通大學的普通教師，王老師所回憶的文革場景，是中國大多數大學知識分子群體文革生態的一個鏡頭，為人們了解大學校園文革提供了一份口述素材。

   為什麼要去翻幾十年前的陳芝麻爛穀子？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讀到一句話，可藉以回答：對於不願直面歷史傷疤的人來說，遺忘也未必是壞事，“都會過去的，何必追究呢？”只是，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曾說，“那些拒絕從歷史中學習的人註定要重複它的悲劇”。

王建民口述：文革時期，我當過一年的造反派，是西南民族學院群眾組織“民院八·二六”的創始人之一和頭兒。我批判院領導P某某，批判四川領導李井泉，批判國家領導劉少奇。第一個批判和第二個批判是我的主動選擇，是我非常明確的、旗幟鮮明的選擇。第三個批判是我的被動選擇，是完全不明就裡、稀里糊塗被社會上的革命大批判運動大潮裹挾進去的從眾選擇。我的選擇與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個人遭遇有直接關聯。

文革前的遭遇

我是1954年中學畢業到西南民族學院讀書的，很年輕，才17歲。我進民院學習半年後，與我同期的一百多人被分班，分成藏文班和彝文班，為這兩個民族地區培養民族語文教師和翻譯人才，學制為兩年。我被分配到藏文班，當時個人是沒有選擇自由的，學生沒有專業選擇權，完全由學校決定，個人只知道服從組織決定。我那時很活躍，擔任班團支部的組織委員，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在班上辦板報等，學習也認真，是個求上進的積極青年，黨支部準備發展我入黨。我的積極表現受到院領導P某某的讚賞，1957年學習即將結束時我得到通知，我和其他幾個年輕人被院領導選中，保送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繼續深造，目的是為西南民族學院培養師資。離校赴北京前，P領導接見我們幾個，說了很多鼓勵的話，說我們是學校從幾百年輕人中選拔出的優秀人才，將來回校擔任教學工作，對我們寄予厚望。

我在中央民族學院讀本科，繼續學藏語，學拉薩藏語。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期間我對藏族和西藏地區的情況有了系統了解，得知那裡的民眾非常貧窮，工作十分艱難，是祖國最艱苦的邊疆。那時候報紙上常常宣傳好男兒志在四方，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們的老師也總是說西藏是一個急需人才、任有志青年耕耘開墾的處女地。我是一個激情青年，滿腦袋積極進步的思想，我心想自己是學藏語的，西藏才是我最應該去的地方，那裡最需要人才，而成都人才濟濟，不缺我一個。成都又是一個安逸享樂的地方，黨培養我費了這麼大力氣，我學好後，一定要到最需要人的艱苦地方去磨練自己，再艱苦的工作我都不怕，我一定要為黨苦幹實幹，去建設邊疆。於是我在畢業前夕向學校遞交申請，堅決要求去西藏工作，不回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我做了一系列準備，還買了綁腿、風鏡等裝備。我那時二十來歲，天真無比。豈料1961年我畢業時學校沒有批准我的申請，要求我回西南民院報到，我不知道中央民院和西南民院是怎麼溝通的，總之我的願望沒有實現而是回到了成都。

我一回到西南民院開始工作生涯的第一天，厄運就開始了，我後來才知道我無意間得罪了P領導。我在北京的舉動早有人向P領導匯報，我是他親自挑選的人，當時學校師資嚴重缺乏，他很不滿意我自己要求畢業去向，不識他的抬舉，傷害了他的賞識，從此被他打入冷宮。我們回到學校，他召見了其他幾個人，唯獨不叫我去，所有人都分配了工作，卻不給我安排工作。把我一個人安排在教學樓的角落裡住下，成天無所事事，心裡非常煩躁，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P領導很不滿意我，好好培養你，你還想跑到別處，你不是想去最艱苦的地方嗎？那就安排你去受苦吧。我們回到民院的前一年（1960年），中央要求安排大批知識分子、幹部下放到農村基層工作生活，學校已經開始執行，第一批人員下放去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的農村。畢業後我一天都沒有在學校工作，直接就把我下放到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的農村，與當地老百姓同勞動，先後輾轉了幾個公社，幾年不准我回學校。

我輾轉勞動的地方山越來越高，農民越來越貧困，最後住到三千多米的高寒山區，雜七雜八的什麼農活都幹過，沒有蔬菜和肉吃，糧食又不夠，每天餓着肚子勞動，有時候出去勞動要爬幾個小時的山路。當時和我在一起的十多個民院人大多餓得浮腫，腫得肚臍眼只有針孔這麼大。沒有吃的就吃黃豆，在地里勞動完了就撿些黃豆回來扔在火盆里燒，用手從火堆里刨出來，用嘴去吹，吹得一臉都是灰，能吃到幾顆黃豆都是幸運，日子過得好艱難。民院圖書館的一個年輕女職工在那裡腫得害重病沒有及時拉回成都，送回成都時已經死了，她也是受迫害下放在那裡的。好多人餓得倒在地上，起都起不來。絕大多數人都有歸期，陸陸續續返回學校了，我卻是全程參加，一直呆在山裡勞動，是最後一批返回成都的。幸好我身材又瘦又小，消耗不大，人又年輕，別人都餓得起不來了，我就跑到山上的樹林裡去找吃的，摘野果吃，吃了很多野棗。讓我到山上去背柴，我就爬到樹上去掏烏鴉窩，找烏鴉蛋吃。在山林里，看見能吃的就往嘴裡塞，就這樣熬過了那幾年。民院先後下放了三批人員，其中有不少人是P領導看不順眼者，被下放到艱苦地方受煎熬。

回到成都不久，我又去參加“四清”運動。到四川會理縣參加“四清”運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會理的農村也是非常貧困，但我已經見慣不驚了。不過，我在那裡一直有個疑惑：會理到處青山綠水的，氣候又不冷，土地肥沃，風調雨順，莊稼長得這麼好，為啥還這麼窮？窮到啥程度呢？我目睹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就讓誰穿。

我從北京畢業回來後就一直在農村下放勞動，既沒有思想上的深造，也沒有書讀，沒有資訊，每天面朝大山，滿眼看見的只有貧窮，成天想的就是怎麼填飽肚子，與現代社會幾乎絕緣，所以我參加“四清”運動，只會勞動，不會做“社會主義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濫竽充數。

被迫困在農村大山裡的幾年閉塞生活，可以說是人生的一段下坡路，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乏，更可怕的是思想和文化修養上的貧乏，人的大腦都變傻了，愚鈍了。文革前的這段經歷，讓我深深感覺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年輕時的一個畢業要求無意間得罪了權貴的賞識，成為獨斷專行的官僚當權者的迫害對象。後來我在民院同事那裡了解到我過去所不知道的一些冤案和專權霸道的事情，讓我更生反感，這就是我文革時旗幟鮮明反對院領導P某某的緣由。

文革初期的經歷

  1966年“四清”運動結束回校後，讓我當拉薩班的班主任，這是我自1961年畢業回校後的第一份學校工作。殊不知，幾乎就在同時，北京就開始爆發文革。成都的文革大批判浪潮稍微滯後，民院又因為信息閉塞，動盪來得比其他大專院校要晚一些，因為這個時間差，我還當了一、兩個月的班主任。民院學生起來造反，大字報立即就貼滿學校，剛開始我還在到處看別人的大字報，突然就看到別人給我寫的大字報，說我和李家瑞、朱順雲是“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荒唐可笑的是，這兩個人當時和我並不認識，誰是誰我都弄不清楚。我還被拖進被鬥爭的人群里在民院遊街，那天幾乎有一百多、二百人被拉去遊街，當時民院的教職工一共才四百多人，稀里嘩啦接近一半人那天成了落水狗。很快，群眾造反派組織開始抓人，只要一聽說誰有問題就抓進勞改隊，在學校監督勞動。一天早上我聽見高音喇叭里在點牛鬼蛇神的名字，聽着聽着怎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問監管勞動的學生說：“我又不是當官的，只是一個班主任，為什麼要拉我來勞動？”那個造反派學生回答說:“你連自己啥子罪都不知道嗦？你是牛鬼蛇神罪，你當班主任，班主任就是當權派！”我那年才29歲，我當班主任就是管理學生，肯定批評得罪過一些學生，我管理的拉薩藏族班，學生的交往接觸是比較封閉的，和學校的當權派們幾乎沒有直接接觸，最直接面對的“當權者”就是班主任，那時，學生權力巨大，他們說你有問題，你就倒霉。

   在學校勞改隊勞動了幾天，大概是1966年的7、8月，就叫我和另外四個牛鬼蛇神到成都郊外的民院農場勞動改造，由學生押着走路去。我們是院裡第一批送到農場監管勞動的被打倒者。10月以後大部分被打倒的中層幹部陸陸續續也被趕到農場“勞改隊”。我在農場時有一段時間，中午獨自一人跑到一個地方躲着休息，農場附近學校的一群女中學生看見我，對着我喊：“打倒牛鬼蛇神！”我回辯道：“我到底是牛是鬼是蛇嗎還是神？”她們說：“你這個牛鬼蛇神還嘴硬！” 手裡拿着大棒追着我打，連續幾天來追打我。那時不僅大學生權力大，中學生也猖狂，根本惹不起，只好躲開。

    1967年，學校像全國一樣發生了“一月奪取”，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激化，監管我們的學生不願意在郊區農場和一幫牛鬼蛇神呆在一起，急於回學校參加運動，居然撇下我們走了。我們在派性鬥爭激烈之時被人遺棄，無人管制我們就意味着我們得到了人身自由，過了不久，我們陸陸續續擅自跑回了城裡。我那時是單身漢，無牽無掛，每天早出晚歸，在校內外到處看大字報，了解成都的運動動向。全國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高音喇叭的聲音天天在耳邊響，身處那個激烈動盪的年代，很少有人躲在家裡享清閒。

當時成都地區有幾大著名的群眾造反組織，四川大學的“川大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是其中之一，關於該組織的政委有許多傳聞，一會兒聽說這個政委江海雲個子矮小，只有一米三高，被人取了個數學味的外號：根號2；一會又聽說這是個男的，強姦婦女，壞得很；一會兒又說她是個小女生。一天，我看見一個通知說“八·二六”要在四川大學大操場舉行大會，我就跑去看熱鬧，想看看這個“根號2”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會場上人山人海，政委江海雲上台講話，果然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女生，果然是個矮矮小小的小個子。但她氣場很大，一頭短髮，一身典型的紅衛兵裝束，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聲音響亮，口才極好，不念稿子說得頭頭是道，很有煽動力。她那天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打倒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炮轟西南局，打倒舊的官僚體制。我非常認同她的觀點。為什麼呢？因為我親歷了李井泉統治下的四川大飢餓。1961年我在農村親眼目睹了四川這個天府之國被弄得滿目瘡痍、四處餓殍。我一直以為是天災，文革初看了大字報的揭發才知道是人禍，是人為的災難。川西平原得益於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那幾年根本就沒有過水澇災害的記錄，卻糧食大減產，農村大量餓死人，城裡人也普遍餓飯，根本原因就是李井泉的極左盲目瞎指揮。一方面，他獨斷專行大搞胡夸風、瞎指揮，全然不顧起碼的農業常識，在全省掀起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硬性規定必須大搞“一個樣 ”，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不管土質區別、水田旱地差異，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拉繩插秧搞密植。在他的指揮下，四川的幹部儼然都成了“農業專家”，強迫世世代代務農的農民們按照他們想當然設計出的“新方法”去耕作。這樣瞎搞胡搞的結果使糧食大大減產。另一方面，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李井泉為了撈取個人政績向中央邀功,完全不顧四川人民的死活，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兩頭一擠壓造成四川的糧食大大減少，搞得四川老百姓怨聲載道。可惡的是，據大字報揭發，他卻沒有與民共苦，自己過得腦滿肥腸的。最可恨的是，他曾經突然發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糧票作廢，一夜之間使千家萬戶勒緊褲腰帶幾年苦苦積攢下的糧票化為烏有。當時糧票可以在黑市上交易，糧票就是糧食，就是錢，這等於使城市老百姓所有的積蓄化為烏有，這在全國絕無僅有。我一想到這件事就是一肚子氣。江海雲在台上喊：“打倒李井泉！”台下呼聲震天，我也振臂高呼，被感染，更是發自內心。江海雲的講話引起我的共鳴。聯想到自己在民院的遭遇，聯想到P姓領導在民院搞獨裁，不講民主，獨斷專行，確實認識到從劉少奇到李井泉到P領導，我們國家存在着一個從上到下的官僚體系，有當權派變質了，變修了，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

當天參加大會的人除了川大的師生外，還有成都其他大專院校、各中學的學生及教職工。川大學生對我們外校人表示熱情歡迎，動員我們參加他們的陣營。從那天起，只要知道他們有大型活動如遊行等，我就趕去參加，在那裡認識了很多觀點相同的紅衛兵小將。由於我身材瘦小，長得年輕，和年輕人談得攏，很容易和他們打成一片，不久“川大八·二六”的人讓我到民院附近的第十五中學、十六中學去看看那裡的情況。那些紅衛兵小將對我好得很，請我到他們家裡去做客吃飯，我就感覺到有人情味，我在民院一直是被歧視者或牛鬼蛇神，不是把我下放到農村就是弄到農場勞動，結識“川大八·二六”後，我在校外活動到處受歡迎，受尊重，我感覺很好，但我並沒有參加“八·二六”組織。

“民院八·二六”的成立

1967年夏，成都地區武鬥激化升級之前，民院有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一個是“紅旗戰鬥團”，一個是“井野民縱”（全稱為“井岡山野戰軍民院縱隊”）。這兩個群眾組織我都不參加。前者學生居多，打人太兇，搞暴力，搞武鬥，“紅旗戰鬥團”的學生把我當牛鬼蛇神對待，讓我接受監督勞動，我怎麼會跟他們在一起呢？“井野民縱” 我更不參加，儘管他們大多數都是學校的教職員工，比較溫和斯文，但這個組織是保P姓領導的，我根本不想介入。

我在看大字報期間遇到民院一些熟人，大家不免在一起議論民院的時局，我才曉得民院有一部分人和我一樣，長期不滿P領導，也反對“紅旗戰鬥團”，而且大都受過“紅旗戰鬥團”的氣或者被“紅旗戰鬥團”視為打倒對象。民院在文革之初發生的一件事情對普通職工很有影響，民院第一個被打倒的是一位副院長，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抄家物品辦了一個展覽，大家看了他家的財富以後幾乎人人震驚，我感覺比我在解放前知道的地主還有錢，不知道他哪裡來的這麼多昂貴奢侈品，當時和我一起住在三宿舍的單身漢職工，個個家徒四壁，除了公家配置的幾件家具外一無所有，這個展覽極具貧富對比的震撼力，引發、激化了普通教職工的義憤，大家議論紛紛。運動剛開始都是學生在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觀望態度，這個展覽讓民院人親眼見到官僚體系裡滋生了修正主義分子，國家的確出了狀況，所以在當時大家都不懷疑這場運動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逐漸認識到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動的革命，豈能不參加？！因此，即便是在本校運動中被邊緣化、不贊同主流群眾組織的老師，也不想置身在這場運動之外，甚至一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在造反派忙於派性武鬥而放鬆管制之際，也不甘寂寞而參與社會的運動洪流。

民院一位老師有熟人在騾馬市街的一個單位，全稱我記不清楚，我們簡稱為“城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一個大分支的總部設在那裡，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城建分團”，民院一些老師常常去那裡相聚議論時局，我們幫那些工人寫大字報，他們為我們提供一個安全的聚會地方。

武鬥開始後，民院氣氛空前緊張，“紅旗戰鬥團”控制學校，凡是沒有參加該組織的人都過得戰戰兢兢的。我那時候天天早出晚歸，去“城建”或四川大學，根本不在民院露面。一天，記不清是什麼原因，通知我搬家，搬到同一棟樓三層的一個房間。剛搬完家的第一天晚上，一群人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頭的是“紅旗戰鬥團”的負責人之一、藏族學生小平措，帶了六七個學生，全是彪形大漢，進房間後就到處查看，小平措質問我這段時間跑哪兒去了？為啥不請假？我回答說：“現在黨委都沒人了，我向哪個請假啊？”他一聽臉一沉，厲聲喝道：“你要向我們請假！”我沉默不回答。就在這時，學生在床底下發現一堆毛澤東石膏塑像打爛後的碎塊，這個房間原來是一個數學老師住的，我剛搬進去，我咋曉得是咋個打爛藏在床下的。他們一口咬定是我打爛的，說我是反革命，越說越凶，我那個床有四個掛蚊帳的床柱，小平措一拳頭狠狠地向我砸過來，我閃到窗台邊想跳樓，我這一閃，他一拳砸在床柱上，當即就把胳膊粗的床柱打斷，打得手上鮮血長流，痛得他破口大罵。幾個學生衝過來揪住我不讓我跳樓，另外幾個學生把小平措扶到衛生所去。領頭的走後，剩下的學生可能怕逼出人命（因為我要跳樓），也可能覺得打老師不好，他們沒有繼續打我，呵斥了幾句就走了，我刻不容緩趕緊逃出民院，跑到騾馬市街“城建”長住不歸。上帝保佑我，小平措那一拳如果打到我身上，我就慘了，最起碼骨頭都要斷幾根。他的這一拳某種意義上打出了“民院八·二六”的成立。

我跑到“城建”講了我的遭遇，他們當即表示：你就住在我們這裡，這兒莫得危險，誰還敢跑到我們這兒來打人。你和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給你宿舍住，給你一間辦公室，筆墨紙張我們全部保證。過了幾天，那個院子還安置了機槍，專門有人持槍守衛。我在那裡住下後，民院來聚會的人越來越多，有的人也搬去住了。當時有兩個具體問題得到了解決：一個是安全問題，民院讓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安全感，“城建”給我們提供了安全庇護所，尤其是全成都市都在槍林彈雨之下，這裡的工人造反派重兵把守，無人敢打，住在裡面非常安全。另一個涉及生存的切身問題就是工資，民院的解放軍支左辦公室托人帶話說在校外的革命群眾可以在校外領工資，只要把名單交到支左辦公室簽字後，支左辦公室把名單交到財務科，財務科就指示在居住地附近的銀行領取，據說這是中央的指示。這樣一來，跑到“城建”來住的民院人越來越多，就在這個時候，民院一位楊姓老師首先提出成立一個組織，大家紛紛贊同。關於組織名稱，我們住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的地盤裡，管吃管喝，管我們的安全，但考慮到我們是大學知識分子，不屬於工人階級，我們選擇了觀點相同的四川大學“川大八·二六”陣營，成為該組織的分支“民院八·二六”。成立了組織，需要有人牽頭，我是成立“民院八·二六”的積極響應者，但並未想到當頭，我是其中最年輕的，腿腳勤快，叫我四處跑跑腿、抄寫大字報可以，叫我當頭不行，沒有這個能力。但大家認為我和“川大八·二六”的人熟悉，和民院周邊中學的“八·二六”組織也熟悉，便於外界聯繫。大家說服我說：對於我們民院老師自己內部也就是起個聯絡人的作用而已，其他事情共同商議決定，大家一起做。這樣，我就當上了“民院八·二六”的頭，名稱是“組長”，全程參與了“民院八·二六”所有的活動。

我們反對“紅旗戰鬥團”的暴力，也反對“井野民縱”的保潘態度，所以才成立的這個組織，但我們既沒有鬥爭過潘領導和其他任何人，也沒有給他寫過多少大字報。因為我們自身有很多人文革初期或多或少都受過批判，其中幾人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運動中被視為階級敵人而關押。

“民院八·二六”從成立到結束也就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1967—1968年）。那是繁忙的一年，我們天天忙個不停，就是忙於寫大字報。我們寫的大字報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配合“川大八·二六”的統一部署，根據他們提供的資料，寫批判劉少奇、李井泉以及省、市委的大字報，張貼在民院校園附近的街道，署名“民院八·二六”，以顯示存在感，壯大“八·二六”的聲勢。另一方面的內容是針對民院“紅旗戰鬥團”的反駁文章。“民院八·二六”有一部分人住在騾馬市，還有一部分人依然住在校園內沒有離開，暗中與我們保持聯繫，觀察民院的動靜，民院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送消息出來，主要是看校內的大字報，把大字報的要點抄送給我們，我們便有針對性地寫反駁文章，所以我們這個組織雖然設在校外，但消息卻非常靈通。“民院八·二六”的成員基本是本校年齡偏大的老師，住得又分散，幾乎沒有大學生，民院老師起草好文章後（有的是住在校內的老師寫的，把手稿交給我們），我就送到“十六中八·二六”那裡，由中學生抄寫成大字報，到漿洗街、洗面橋等街道張貼，所以有的大字報是“民院八·二六”和“十六中八·二六”共同署名。有一段時間民院周圍的大字報全是我們寫的，為了避免民院“紅旗戰鬥團”的人，那些中學生常常是半夜三更出去張貼大字報。由於站在同一陣營，大學老師和中學生關繫緊密，中學生成為我們的有力幫手。

1968年5月，民院的解放軍支左辦公室通知我和民院其他組織的頭到北京參加學習班學習，要求我們以國家大局為重，摒棄前嫌，實現聯合，結束互斗，這是中央為結束武鬥混亂局勢採取的措施。民院一共去了三個人，各代表一方，在北京達成了民院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的協議。在京期間，“紅旗戰鬥團”的頭梁某某見着我就說：你們“民院八·二六”根本不是群眾組織，不僅保牛鬼蛇神，還是牛鬼蛇神的窩窩。我們從北京返回成都後，住在校外幾個組織的師生搬回了學校。7月1號，學校成立“大聯合委員會”，開始籌建成立革命委員會事宜，接着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民院，占領上層建築領域，民院文革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群眾組織的存在結束了，瘋狂的大字報時代也結束了。我是“大聯合委員會”的成員，並沒有進入革委會，而是由一位出身好、根正苗紅的職工代表“民院八·二六”成為革委會成員。

馮利：你在文革的遭遇有點戲劇性，先是作為一個小人物、一個班主任，居然被扣上“三家村”的大帽子被打倒，甚至被押到農場監督勞動。後來又到處湊革命運動的熱鬧，成為群眾組織的發起人，給各級當權派寫大字報，你好像很是揚眉吐氣了一番？

王建民：與我在文革最初的遭遇相比，尤其是與我文革前一直的遭遇相比，我在川大聽江海雲講話後那段時間我在成都各處串聯參與，真的感覺文化大革命把我解放了，給了我自由，給了我做人的尊嚴，感覺到自己很有用處了，走到哪裡都受歡迎。特別是和那些大學生、中學生、工人相接觸，知道我是一個年輕的大學老師，參與到他們的陣營，受到極大的歡迎和尊敬。“民院八·二六”成立以後又給了我安全感和集體歸屬感，第一次感到當家作主，“指點江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是揚眉吐氣。這種尊嚴感和安全感，是民院其他群眾組織不會給我的，更是以前的民院領導不會給我的。

我參加文革運動，是被動因素和主動因素交織的結果。從被動上說，如果“紅旗戰鬥團”沒有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弄去監督勞動，我不會想要造反；如果“紅旗戰鬥團”的學生不打我，我或許不會逃出民院投身運動。從主動因素上說，是我文革前的遭遇，使我對學校原領導極端不滿意，我覺得他搞獨裁，我僅僅是因為要求到最艱苦地方去，違背了他送我去北京學習的初衷，沒有依照他的安排行事，他就把我當成犯人一樣迫害。我對“西南王”李井泉也不滿意，認為他禍害了四川老百姓，我自己親身經歷也親眼目睹過那種飢餓的慘狀。文革號召造當權派的反，正中我的下懷，但我不是無緣無故地造反，我們學校有幾位校級領導，我只反對其中一位，我是有理由、有針對性地造反，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文革期間和學校很多“牛鬼蛇神”都是朋友，走得很近。

馮利：任何一場歷史運動都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文革也不例外，甚至幾十年過去之後，現在的爭論更尖銳，作為過來人，你怎麼看待它？

王建民：對於我個人來說，文革短暫的一年亂世之間，我的地位發生了大逆轉，有人格，有尊嚴，有愉快，甚至可以說是我一生唯一一個最揚眉吐氣的時間段。如果沒有文革，我的苦難比有文革還要深重，可能永無出頭之日。但是我並不支持文革，它對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一場禍國殃民的大災難。弄到整個國家一片混亂，喪失了人性，喪失了生產，損失了教育，損失了我們努力成就的時間和年輕一代的青春，損失了好多人的生命。我住在騾馬市街時聽說把一個師長打死了，兩派群眾互打，成都軍區的一個師長帶着軍隊來勸架，結果亂槍之下不曉得哪派開的槍把師長打死了，我當時聽到這件事心裡很難受，感覺像無法無天的無序亂世。“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大家把“斗”字掛在嘴上，不是弄槍弄棒的就是口誅筆伐，鬥來鬥去就是中國人自己整自己，弄得國家民不聊生。這場運動沒有什么正面積極的歷史意義，基本上都是破壞性的負面意義，對國家、對老百姓的心理造成巨大創傷，而且嚴重傷害了國家的凝聚力和團結力，破壞了中國人傳統價值觀中的優良部分，不值得肯定，不值得提倡。

馮利：大多數人對文革中的造反派持否定態度，你當過短暫的造反派，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王建明：不能把造反派一概論之，造反派是有區別的，有激進型和溫和型。我是知識分子中的溫和型造反派，是有事實、有理由、有針對性的造當權派的反。我為什麼參加文革？是有原因的。我在文革中間做出的選擇是我文革前和文革初的遭遇讓我做出的這個選擇，並不是聽信別人的忽悠在那裡瞎呼亂喊。還有，當時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運動，哪個敢不參加？尤其像我這樣的熱血青年，肯定會起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很多人像我一樣，在造反的同時，反對暴力，反對無限上綱，反對無中生有。像我這樣的造反派或者說革命群眾，在知識分子中並不少見，否則全國大學校園裡的文革為什麼在學生離校以後依然搞得轟轟烈烈，但普遍性的暴力行為明顯減弱？

造反派的類型不僅和個人秉性相關，也和年齡相關。在我們學校，激進、暴力的造反派多數為年輕學生，知識分子是少數。但就是這些少數的知識分子卻做事極端，或對黨和領袖有着無理性的愚忠，或借忠於黨和領袖的名號實現個人出風頭的目的，或以積極迎合的態度保全自己，或完全相信“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當時大反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思潮下，以階級性取代人性，視自己的同事為敵人，下狠手，做了很多失卻人性的壞事。

不管怎麼說，無論哪種類型的造反派，無論出於正義或非正義的目的，只要是造反，就是對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不值得提倡。一個社會不能輕易提倡造反，社會複雜，泥沙俱在，壞人很容易藉機大行其道。

我對造反這種行為持否定態度，我之所以認為對造反派要細別區分，是因為文革期間參加造反的群眾數目龐大，如果沒有眾人拾柴添草，革命烈火何以燃燒得如此旺盛？但其中並非人人都是有暴力傾向、作惡多端的壞人。現在已經把“造反派”這個詞標籤化了。

馮利：現在國際國內有一種觀點說文革實際上只有三年時間（1966—1969），你怎麼看？

王建民：這怎麼可能？！根本不是這樣的，文革就是十年。文革期間民院迫害人最黑暗的時候不是文革最初三年，而是武鬥結束後的革委會掌權時期，全國進行“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運動，那時候的學校氣氛才緊張，天天都不知道誰會倒霉，我因為年紀輕不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是新中國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政治歷史簡單而清白，所以不是運動清理的對象。但我在一旁天天目睹一大群老師、老領導、老熟人被關押，沒有人身自由，受苦受難，挨打受辱，一點人權和尊嚴都沒有，但凡有一點善心的人對此都會有無形的沉重感。對於我們這些廣大平凡的一般知識分子來說，每天唯一的工作內容就是政治學習，哪個正常社會是這樣的？

1970年，50%左右的民院教職工被下放到簡陽軍墾農場勞動鍛煉，時間長達一年半。當時不少人還情緒高漲地接受鍛煉，我的感受那是折磨，不是鍛煉。我們在那裡被軍事化，按照軍隊建制被分成班、排、連，接受軍宣隊的管制，在烈日炎炎下接受軍訓操練。我當時的感覺是人被禁錮了，思想受禁錮，身體也受禁錮，身體和思想都受禁錮，白天勞動，非常繁重，不幹活不行，晚上政治學習，“鬥私批修”，從靈魂深處改造自己，連看電影都是政治學習，要求必須去。文革時認為過去拍的電影差不多都是“毒草”，有政治問題，只有《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等幾部革命戰爭片反反覆覆地播放，有一部電影我看過好幾遍，對白都背得溜熟，我就沒去，在宿舍看報紙，結果在會上被不點名地批評了好幾次，說有人就是不遵守組織紀律，喊看電影，他就請假，吊兒郎當，這種人不思過，不反悔，沒有前途。你看，連不看電影的自由都沒有。

早上五點鐘就起床集合，不少老師都是上了歲數的人，勞動強度大，不能隨便請假，帶病都要堅持勞動，節假日都不能擅自離開。有一位女老師家中有事，兒子從成都趕到農場送信，前去請假，軍宣隊就是不允許，女老師看着兒子離開的背影獨自抽泣。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很多，管製得非常嚴格，美其名曰“勞動鍛煉”，實際上跟勞改差不多。最可恨的是勞動強度這麼大，還經常搞深夜緊急集合、急行軍，要求聽到哨聲三分鐘內穿好衣服、按照部隊標準捆好被蓋卷背在身上出門夜行軍，大家迷迷糊糊的，覺都睡不好。我看見那些年紀大的老師受這種體力折磨非常吃力，很同情他們。有一位上了歲數的老師在田坎上夜行軍跑步時掉到糞坑裡了，被戲稱為“名副其實的臭知識分子”，想起來都造孽，活活受折騰。我們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完全是被迫的。一切都是政治掛帥，強迫知識分子集中勞動，接受軍事化管理，不讓知識分子務自己的正業，這不是革文化的命是什麼？

另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文革期間發生過數次舉國上下歡欣鼓舞的大遊行，比如“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等等，每一次都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從來沒有歡呼過文革結束，大家心裡都明白還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實當中，無論思想上、政治上還是組織上，一切“左”傾狂熱依然，莫得根本性的改變。直到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時，全國悲戚一片，國家依然還處在“左”傾政治的高壓之下，才有“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抗議和鎮壓。唯有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台，全國人民大遊行，人人發自內心地為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歡呼，老百姓第一次明確意識到文革終於結束了。此後國家的一系列走向才開始顯示了與文革不同、對文革的否定和清算。從這些角度來看，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文革實實在在有長達十年的時間。從西南民族學院的情況看，高校文革的時間甚至可以說有十一年，因為我們1977年全年的重點都是政治學習，幾乎天天都在搞大批判，延續着文革的批判之風，只不過批判對象換成了“四人幫”而已。直到1978年，大學工作的重心才真正回歸教學和科研，這在《西南民族學院院史》中是有明確記載的。文革中進駐民院來占領上層建築領域、管制知識分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在1977年12月才全部撤離學校的。

（王建民老師於2018年4月18日逝世。一代人漸行漸遠，逐漸凋零，文革口述史資料的記錄整理愈顯迫切。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的真正離世，不是他的逝世，而是他的名字不再被人提及。因為這份口述，王老師為後世留下一場歷史大運動的親歷者見證，他的名字會嵌在此篇文字中長久存世。）

王建民 （1937--2018）

17歲進入大學的王建民，對未來充滿憧憬

八二六證章 （1966）

八二六小報 (1967)

八二六文選 （1968）

八二六小學部證章（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