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六四“運動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發起也是以天安門廣場為標誌結束的。毫不誇張地說，我本人也是一個從始至終近距離（從人大會堂）觀察整個天安門廣場的人之一。下面分別敘述一下我記憶比較深刻的5月20日， 6月3日晚至6月4日上午和6月5日白天三個時間段我所知道的情況。
1986年我從北大研究生畢業後分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簡稱法工委）經濟法室一處工作，當時的處長是彭真的兒子傅洋（後來彭真從人大委員長位上退下由萬里當委員長， 傅洋則去了康華公司法律部）， 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漢斌。我們處的辦公室在人民大會堂南樓三層，辦公室有四十平米左右， 全處9個人還加上經濟法室（局級）副主任也同我們在一個辦公室一起辦公。
198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二十二日海淀區幾個大學發起遊行學運開始， 繼而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使學運驟然升級，由於趙紫陽不在國內， 而在中央上面在處理問題上的意見不一致，故而導致學運越演越烈。從學生的遊行開始到絕食占據廣場，繼而是李鵬與學生對話到最後還有曹思源徵集人大常委簽名罷免李鵬。學運此起彼伏至五月中旬戈爾巴喬夫來北京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越演越烈， 廣場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 外地的學生搭起了帳蓬安營紮寨呆在那裡打上了持久戰。
當時我們機關處室里的都是年青人，除了副主任他在1949年前是一個窮孩子, 解放後翻身當的幹部故思想極左外， 我們所有人都是觀點一致支持學生訴求。我們天天在辦公室里議論朝政， 常常是變成九對一， 只有那個付主任觀點極左很是孤立。我清楚記得當曹思源拿着那張徵求籤名信的初稿尋求我們人大機關幹部給予支持時， 我們那個付主任為了表示自己也並不僵化頑固突然一反常態， 第一個表示支持並主動代頭簽下他的大名（六四過後他為此沒少寫檢查）。 那段時間我們每天中午午休時間再不打撲克玩拱豬了， 而是天天走到廣場裡去看大字報去感受那裡的氛圍。任何人當你進入天安門廣場在那個環境裡都不由自主地會融入那裡， 你的心靈也會淨化。 這就是為甚麼那時北京市治安出奇的好，連平時的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的也絕跡了的原因。
當時中央機關都有值班制度，我們法工委辦公室的幹部晚上都要輪流值夜班，通常也就是在辦公室里守着紅電話機看一晚上書。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五月十九日晚上是我值夜班（我事後知道決定戒嚴的會是十九日當天開的）， 那一晚上我幾次走上大會堂南樓的樓上平台， 從平台上觀察廣場情況。零點過後感到廣場的氣氛緊張起來，廣場的喇叭先是告訴所有廣場的人，今夜上面要動武請大家準備好保衛廣場， 廣播裡告訴大家準備口罩毛巾預防瓦斯毒氣，同時要求各個廣場糾察隊各自如何如何應對， 廣場的幾個區域如何如何等等。 然後廣場開始廣播了幾個老將軍不支持北京地區執行戒嚴的聲明。整個廣場氣氛凝重，不時從大喇叭發出這樣那樣新的消息，我的心也時刻緊糾着。廣場上很是滲人儘管我人不在廣場內但我的心也是與廣場裡的人一樣感同身受。 那一夜我也同樣就在這樣緊張的氣氛里度過了那不同尋常的一夜。
一直到二十日早上， 卻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早上九點多， 當我再次從辦公室走出來來到平台上看着那折騰了一夜的廣場上疲憊的人們，似乎昨晚廣場上剛經歷了一場緊張的戰鬥，就在人們心中糾着的心都有些放鬆的時候， 突然， 刺耳的轟鳴聲由遠及近， 僅僅不到幾秒的時間， 正在我驚詫聲音從那發出的時候，只見五架直升機低空掠過我的頭頂。飛機近到我可以清析地看到那駕駛員的面部表情。 如此近距離十分瘮人令人毛骨悚然。那幾架飛機是從哪裡來的？怎麼毫無徵兆從天而降？ 事情過去多少年了，那個情景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89年初法工委提處級幹部沒我， 我只被定為經濟法室一處主任科員，好在居住在單位分的北三環安華西里法工委分的房子裡。 那是緊挨着北三環內側（路南邊）四棟16層高斜樓中的一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很顯眼的， 因為它一不與馬路平行， 二不與馬路成直角90度， 而是呈45度斜角。六月三日晚上， 吃過晚飯後，我和住在樓里幾個同事先到馬甸橋上加入了很多市民自發聚集的攔堵軍車的陣營。 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多才返回家睡覺。 凌晨三四點鐘， 就聽到人聲嘈雜並夾雜着幾聲清脆的槍聲。我趕緊穿上衣服來到單元門外只見大家都聚在一起在樓道中， 我們住在12層， 樓道走廊朝外那邊向北， 上面是玻璃但大家都把身子蹲下來偶爾露一點頭往外看一下。 我們的樓是安華西里四棟側對着北三環。我這時已經看不到什麼了， 樓里鄰居告訴我， 剛才過去了很多軍車， 有人往軍車扔東西， 軍車上有人往上面打槍， 所以剛才大家還餘悸未定。 折騰了半天回來又睡不着了。等到上午八點多我往單位值班室打電話。我家裡在86年就安電話了， 當時在國內早早安了電話程控電話，當時我單位的經濟法室的副主任還沒有電話呢。接電話的是和我一起分到法工委的研究室的扈主任科員，她告訴我， 天安門廣場已經被軍人占領了， 學生已經被清場了。 我問她廣場發生槍戰了嗎？現場是什麼情況。她跟我詳細地描述了一下當時的情況： 6月四日凌晨三四點的樣子， 廣場的所有的燈突然全打開了， 廣場如同白晝，十秒後所有的燈突然熄滅，過不到三秒鐘接着所有的燈又全都打開， 如此這般幾個反覆。隨着廣場所有喇叭響起了官方的聲音，那是戒嚴指揮部要求所有在廣場的學生市民及其它人員立即離開廣場。當時廣場還有幾千人， 是撤還是堅守？學生們意見不一。 是廣場上的劉曉波，侯得健四君子用在台上的擴音喊話，要求廣場的學生用聲音大小來判斷是同意撤離還是同意堅守的人多。實際當時兩方面的聲音都差不多，是四君子利用在台上掌握着擴音器的便利宣布贊成撤退的人多，這樣廣場上的幾千人才避免了無謂的犧牲， 和平撤離了廣場。天安門廣場北起長安街，西至大會堂，東至歷史博物館， 南至毛主席紀念堂這個範圍里是沒有朝學生開槍也沒有流血。但是， 軍人在驅趕學生時有的軍人朝天開了槍， 我們三樓的辦公室的玻璃就被打碎了幾塊。
聽了她的話以後我的心稍稍放鬆了一點。星期天不用上班， 吃過早飯後我就下了樓到了馬路上，大街上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圍着軍人， 軍人們一言不發正襟危坐在地上。我也靠到跟前， 聽到幾個老白姓情緒激動的對軍人們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他們對着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用坦克碾壓......”。我因剛從辦公室得到的天安門的一手資料， 就更正他們說“天安門沒有開槍， 學生是和平撤離的”。那知我的這番話剛出口立刻遭到在場的所有人的攻擊， 甚至有的人掄起拳頭要打我。看到這個架式， 我再也不敢說什麼了。 只好急忙溜回家了。是啊，在那種情況，會有多少人能夠心平氣和地理性地接受事實呢？ |
六月五日星期一，我早上從北三環安華西里騎自行車前往單位， 進入二環路後順着中山公園東邊外牆騎到南池子與長安街交口處一看， 整個長安街上由停自行車的架子和一些自行還有些雜七雜八的木頭鐵架堆在大馬路上，由路口一直往西到天安門整個長安街上空無一人，馬路上有零星的磚頭石塊。城裡的市民都聚集在由南池子與長安街交口的長安街以東馬路上， 一些人嘴裡喊着“打倒法西斯”，還有些人用石塊往長安街西天安門方向扔砍石塊以表達他們的憤怒。從這南池子路口向西到天安門有500 多米的距離是一塊隔離帶。 我想， 我是去上班， 也不屬於“暴徒”，軍人應該不會向我開槍。 再說我推着自行車慢慢走過去應該那邊的軍人不會把我怎麼的。於是， 我就右手推着自行車， 左手舉着工作證順着長安街路北邊緊貼着建築物往西走， 我剛走了十幾米， 一個小伙子一把把我揪過來，他喊到“你不要命啦？！今早上那邊往這邊開槍，打倒了好幾個呢！“經他一說， 我一想， 也是， 我犯不着如此冒險。但我也不甘心， 還想趕到單位和同事交流一下各處的情況。我決定再看看從別的地方是不是能繞過去？於是 我就又騎上自行車往回走從天安門北面故宮的南面沿着東華門大街往西騎過西華門到了南小街往再往南拐到長安街， 這邊和那邊不一樣， 這裡沒有人群聚集， 在南小街的路口只有兩個軍人背着槍把守着， 我騎到跟前把工作證掏出來拿給他們看了看， 他們就讓我過去了。從南小街口到大會堂南樓， 沿途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 到了辦公室已比往常晚了一個小時， 但辦公室只來了一半的人。大家彼此互相交流着各自的信息。至此才知， 大會堂有一個廚師昨晚上被槍打死。 單位領導再三強調，“大家不要追問廚師怎麼死的細節， 這樣才能給該廚師做為工傷死亡處理”（儘管該廚師嚴格意義上也屬於暴徒， 但大家內心裡傾向一致故而心照不宣了）。
接着的重磅信息是關於我單位的二把手人大常委委員法工委常務副主任宋汝芬的。 他住在苜蓿地22樓， 那裡是經歷了激烈戰鬥傷亡慘重的戰場。 他本人絕對不可能跑到樓下去阻攔軍車的， 他也就是從他住在10層樓上往下面的長安街看一看而已， 但是他的眼睛卻被軍人的子彈打傷了（但此事幾天后在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口中硬把它變成宋汝芬是被對面高樓歹徒打傷的，如此顛倒黑白信口雌黃其它的一切宣傳都可想而知了）。
這天， 我們辦公室的人心情都很沉重，再在大會堂的樓道里遇見那些戒嚴開始後從地下通道潛伏進入大會堂的軍人難免怒目相向或出言不馴， 最後辦公室的同事與軍人竟然差點打起來。
我是因沒被提拔為處級而在當年3月就提出自費出國進修申請， 6.4後很快得到批准並於8月下旬離開了中國來到了加拿大。 近三十年過去了， 每當我回想那一段時日仍然使我夜不能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