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看歷史》2010年第10期，作者周海濱，原題《葉向真：我與父親的文革歲月》。

青年時期的葉向真與父親

位於北京西山軍事科學院裡的一個宅院裡，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兒凌孜（葉向真）平靜地生活着，遠離喧囂都市。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里，凌孜迎面走來，高挑、幹練，高雅，完全不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

凌孜說，看着客廳里懸掛的那張父親與她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親在院落里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紅葉夾進父親的厚書裡。沒想到，隔了一天，父親寫了一首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23年後的1986年，也是在一個楓葉飄落的深秋，葉劍英在這裡走完了最後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名字，以作為對父親的懷念”。

“我們院裡的果樹都是他讓種的。他們這些老革命，特別珍惜土地，千方百計要讓土地發揮出價值，能為人所用。於是，種菜、種果樹，蘋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銀杏都有”。

不難想象，這個葉劍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當年一定是綠蔭疊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機盎然。凌孜說，無論是蒼松翠柏還是瓜果菜蔬，眼前處處都留下了父親的痕跡：樹蔭下有他不倦讀書的身影，大廳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時認真的模樣。

凌孜歷歷在目的還有與父親在一起的文革歲月。

紅衛兵與總理

1966年“文革”爆發，那年，我25歲，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難抵造反激情。

父親這時候主要負責北京的治安，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十分謹慎，但目睹“造反派”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定住軍隊局勢，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隨便揪斗、處分幹部。

1966年，紅衛兵先後8次在天安門廣場受接見。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一回來就說“糟了”，因為紅衛兵走了以後，在天安門廣場發現了很多金條。實際是當時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裡，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里掉出去了。父親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什麼樣！”

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到各個學校講話，講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不應該讓他們養尊處優，應該讓他們到群眾面前，接受批判，並下了指令。學生都這樣，指哪兒打哪兒，中央文革小組把紅衛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台基廠７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裡搶走，並擺脫了隨後追來的警衛人員。）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我們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彩。江青為此還把我請到釣魚臺跟她一起吃飯，說：怎麼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群眾嘛！

我們抓了彭、羅、陸3個人，除了楊尚昆，因為找不到他住的地兒。這件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走的。戚本禹說，“可能是葉向真，我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鐘，他說是葉向真。

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周總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長大的，就問“你們怎麼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裡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周總理一生經歷大小談判無數，他說：“你們看不住，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麼，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周總理什麼場合沒經歷過，跟我們談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總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就老實交代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後來真的開會的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到了（公開批鬥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是全國首次公開揪斗中央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1966年底，包括葉劍英在內的幾位元帥以及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開始遭到“造反派”的圍攻，性格直爽的陳毅首當其衝，葉劍英也被迫在軍校師生大會上作“檢討”。其後，“造反派”數次醞釀揪斗陳、葉，被周恩來出面制止。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父親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在京西賓館一次軍事會議上，一向溫和儒雅的父親突然發火，猛擊桌子，小拇指被拍斷了，後來這被定為所謂的“二月逆流”。此後，父親因“二月逆流”問題，不再擔任軍隊的重要工作。

文革被關押4年，父親擔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1967年，葉向真和丈夫劉詩昆作為葉家成員首先遭逮捕。1962年葉向真和“鋼琴神童”劉詩昆結婚，並於1964年生了兒子毛毛。當時，葉劍英的長子葉選平、次子葉選寧、長女葉楚梅、長婿鄒家華連同一個帶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監獄分別關押）。

四人幫要想把父親這塊石頭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問題的證據能把他抓到監獄裡，就從親屬身上做文章。

我被關押在9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裡，一切與外界隔絕。我不知道其他親人已經被抓了起來。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麼，想着不管怎麼着，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結果越關越不對勁兒。兩三個月後，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好像他們弄不倒我父親就要永遠弄我，但如果我父親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後來，我想乾脆死了算了，都關了快兩年了，看樣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沒意思。當時還琢磨怎麼死痛苦少一點。

在牢裡我鑽研起了中醫，試驗針灸。趁提審時，我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鐵絲，在水泥地上磨成針，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後來，獄醫給犯人看病時，無意間遺落下兩支針。我從此用這兩支正牌武器練習針灸，為出獄後當醫生埋下了伏筆。

“九一三事件”後，父親重新主持軍委工作。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說：“葉帥一個女兒還在監獄裡關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麼！”由於周總理的提醒，1970年我終於重獲自由。然而，我出獄後讓父親震驚了，我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

我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是葉家被關時間最長的一個。出來後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當這種時候，父親就想跟我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我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後來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裡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我的話，父親眼圈發紅，眼睛濕潤了，他說：“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父親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的遭遇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為江青要整他。他擔心我會傻掉，幸運的是一年以後，我身體恢復基本正常（1972年，葉向真改名江峰進入北京醫學院改行學醫，兩年後在解放軍301醫院實習。實習結束後，她留在了這家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生生涯）。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結束後，1978年，我改筆名凌孜回到文藝界，當了電影導演，在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拍攝紀錄片。我這個名字已經夠響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國很多大字報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願意讓我這名字到處出現。

父親希望我做個中國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蘇聯著名的植物育種家。上世紀50年代，紀錄片《米丘林》在國內上映時，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熱血青年）。我小時候對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賦，父親認為我學習植物學會很有前途。但是，我沒和父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1960年，父親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就不高興了。他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

在父親看來，你要選擇的職業，應該很直接的對國家有用，學電影導演不能很直接的對國家做貢獻（同時代的開國元勛的孩子們，要麼是去哈爾濱軍事學院、要麼是去蘇聯留學，都是學習通訊、導彈、潛艇之類的國家急需人才）。

高中時我是北師大女附中的話劇團團長。我們這一屆有好多喜歡文藝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電影學院導演系就考上三個，還有北京藝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

20年後，我拍完電影《原野》，請父親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才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幹什麼。”

這個話劇好多年沒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戲拍小品的時候才拿出來演。1980年，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並向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選片人馬克·穆勒做了推薦。馬克·穆勒是現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1981年，葉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因為這部片子在某個領導看來是“男盜女娼”，電影局禁止演職人員前往參賽。

馬克·穆勒代表電影節將《原野》選入參賽片，這是中國第一部參賽的電影。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這是我們國家第一部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的電影。

但獲獎的《原野》並沒有就此進入公眾視線，雖然香港票房大獲好評，但是，在大陸被審查定性為“只能外銷，禁止內銷”片。

時隔7年之後，《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國電影百花獎的評選中，《原野》獲得最佳故事片獎。1986年深秋，父親因病逝世，讓我遺憾父親沒能看到自己事業上的這次“平反”。《原野》之後，我又拍了《風吹嗩吶聲》和《三寶鬧深圳》（1982年，凌孜根據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風吹嗩吶聲》，引起夏威夷等三個電影節的關注，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內銷，禁止外銷”，多種原因下，凌孜揮別影壇）。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幾年我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對於我的文革經歷，我不後悔，我也是受害者。現在想當年當然不對，真幼稚，但歷史就是這樣的，這是歷史的產物。

來源： 老衲秘史 2018.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