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看历史》2010年第10期，作者周海滨，原题《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

青年时期的叶向真与父亲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红卫兵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红卫兵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受接见。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担心我会傻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身体恢复基本正常（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

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赋，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父亲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

高中时我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叶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但是，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片。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孜挥别影坛）。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来源： 老衲秘史 2018.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