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2月1日，袁世凯的洪宪皇帝已经做了31天，还能再做52天，而距离他离世也就只有4个多月。2011年，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如果他早死一年”，或许是所有袁家后人的共同想法吧——那就是功德圆满。

是不是功德圆满不好说，但如果没有称帝一事，作为民国和共和的主要缔造者，“窃国大盗”之名恐不会加到袁世凯身上的。然而历史就是一个个拐点的选择铸成的，偶然和必然之间，有时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近些年来，论者对于袁世凯无论如何“平议”、“翻案”，都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他最大的败笔，于己身败名裂、遗恨千古，于国则纷争踵至、细民罹祸。

二次革命的遗产

中华民国走向中华帝国，固然是袁世凯皇帝梦的驱动，然而若论比较早的一个起源，往上当可推到“二次革命”这个近年争论颇多的事件。

1912年3月，南北和谈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到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的一段时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派之间度过一段“蜜月期”。

所谓“蜜月期”，在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实际上是袁世凯的观望期。他还不能清楚明白共和是什么，应该如何搞，也就任得革命党人“推来推去”。现实黄兴、蔡元培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同盟会（改组后即为国民党），以至于内部部长半数都是同盟会会员。后又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两院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在870个席位中占据392席，可以说是绝对多数的第一大党。

同盟会能够改组成功，和这一时期袁世凯的宽松统治不无关系。几百个社团、数十种党派雨后春笋成立，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可以攻击袁世凯政府。新闻自由也得以极大舒张，据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在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仅北京就有50余种，上海也有40多种。在这些报刊里，制袁、反袁和拥袁的一样，都可以公开发行，而不必担心被封禁。其他如实业、教育也都在不同层面勃兴起来。

然而倒在血泊中的宋教仁，使得仅仅维持一年的蜜月期瓦解冰消。加上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借款合约，并将反对的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让孙中山顿起“革命尚未成功”之感，遂发动二次革命。

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大部分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是不支持也不同情的，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普遍不赞成搞二次革命，这实际上已经为这次仓促的革命奠定了基调。

不少论者认为，二次革命虽然是正义的，但不具有正当性。民国建立，有约法，有政府，按照约法而又确立了议会政治体制。尽管对于《临时约法》和议会政治有不满，但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前，一面突破约法对他的限制，一面也在维护和践行约法，和议会也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而且合作还是主要的。

但是孙中山发动了一场没有准备的二次革命，本身上就是对约法的违背和对议会政治的放弃。宋教仁案仍然在走法律程序，善后借款也可以按议会政治的框架处理，但是孙中山不相信。学术界对于议会政治在当时走不走得下去存在两种截然的意见，但问题是这个议会政治两千年中国从来无有，在当时处于试验期，不仅袁世凯不知道怎样搞，国民党也不知道。

且不论二次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单从结果上来说，它确实与此后延绵不绝的武力斗争取代议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不少学者认为它直接开启了政治厮杀的恶性互动。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二次革命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契机，甚至是期待已久的良机，籍此他实现了“削藩”大计：先是他最头疼的国民党掌握的粤、赣、皖，然后是在二次革命中处于观望的湖南谭延闿、广西岑春煊、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传檄而定，其他如湖北黎元洪、南京张勋、山西阎锡山、东北张作霖等也都不敢再有异志。因此唐德刚称此时才是民国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统一。更为紧要的是，这让袁世凯极度膨胀，认为自己能主宰一切，洪宪帝制也就不远了。

袁世凯于1914年参加天坛祭天。

民国不如大清？帝制优于共和？

二次革命并非让袁世凯无端地膨胀，其时所展现出的民心问题也是袁世凯放手一搏的契机。所谓民心问题，并非是指普通百姓支持袁世凯称帝，而是人心思定，甚至普遍存在“民国不如大清”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在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和袁世凯的蜜月期，地方上就是争权夺位、纷扰不止了。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的孙毓筠、黎宗岳之争，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都是你是我活地厮杀，遭殃的自然就是元元黎庶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说，他在清末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等到辛亥以后，则朝气全无，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而二次革命一起，更是加剧了“民国不如大清”的这种印象。这也就给了“筹安会六君子”以活跃的群众基础。

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不仅收服地方诸侯，还在中央通过颁行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制》、《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把自己推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位，相当于加了九锡的曹操、司马昭，已经拥有几可匹于帝王的权力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差的只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不成想这股东风，却是从大洋彼岸从来——中国政府外聘宪法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正中袁氏下怀。实际上，在古德诺抛出这篇关键性论文之前，其就曾受袁世凯之聘起草了《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总统制，而且中国总统的权力应该超越当时的美国总统。这也直接影响了袁世凯世袭总统制等独裁政策的出台。

而这篇《帝制优于共和》则无疑是为世袭的大总统头上加了顶皇冠。当然古德诺只是美国那边的一介腐儒，学理深厚，然实在不懂中国政治。其从纯学术角度探讨历史和现行世界各国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优劣，本意只是帝制、共和本无优劣，只有适合不适合而已。而相较于搞共和不成而成寡头独裁政权，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那么还不如直接采取比较稳定的帝制，因为继承式的帝制要远比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要好。

放之今日，古德诺的论述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作为学术文章是可以成立的。但美国人实在不懂，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有些话能说，有些话就不能说。结果是这篇英法美等诸国共和、帝制的理论性讨论被“筹安会”利用，绝对化为“帝制优于共和”，想不助纣为虐都不能了。

然而无论是“民国不如大清”也好，还是共和暂时不适也好，都是转型期在所难免的阵痛，民国搞得再糟，也已经是既定事实，而且岂能永远不如大清。恢复帝制，更增纷扰，岂又是民众所思之定？

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袁世凯的矛盾

袁世凯的皇帝梦由来已久。他是带有新派风格的传统人物，位极人臣之后，如何不思更进一步。只是共和既成，想要复辟，挡在他面前的阻力自然不小。一生颇为谨慎的成熟政客，不能不为之思虑再三。

于内来说，他最大的担忧自然是北洋军阀派系内的各个方面大员。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辈各为封疆大吏，手中有枪有人，实力雄厚。原本为一同打天下的老兄弟，如何肯屈膝俯首，自降身价。袁世凯本意是希望通过另组“模范团”，再来一次“小站”练兵，无奈北洋系统内暮气沉沉，已无可用之人。所以才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一则削藩，二则也是真心想委以重任，以重整北洋。这项谋划不能不说是对症之方，只是行之不力，反惹来段、冯、张等不快，而蔡锷和其背后的老师梁启超一武一文又反戈一击，中华帝国也就只能83天而夭了。

而在外方面，列强的态度让袁世凯焦虑不已。从等临时大总统位以来，袁世凯就不断费尽心力与列强明争暗斗，终保西藏不失，内蒙不独，而外蒙也于1915年6月取消独立，又以水磨太极功夫力保日本二十一条的企图未竟其功。然而一旦称帝，把民国变成帝国，如果列强拒不承认，或者趁火打劫，地方在乘时四起，那他就首尾难以应接了。好在他那位相当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为父分忧，伪造日方控制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信以为日本果真支持他称帝。

不过袁世凯毕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老狐狸，虽然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疯狂拥戴，积极推行时，袁世凯几次三番给他们降温，希望放缓速度，实则是以策万全。比如在1915年9月6日，其时参议院已经一致票决拥戴，但是忽然袁世凯传话出来，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有维护共和国体的责任，拒绝拥戴。但又补充说，如果这是多数国民的公意，那则另当别论。这颇类曹丕之辈的假意三辞，但也确实说明袁世凯心里对称帝一事是心存犹豫的，犹豫不在于要不要，而是时机。

杨度等人自然晓得上意，因此在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1993人的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某位中华帝国皇帝。于是袁世凯也就当仁不让，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黄帝尊号，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原定先搞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由急不可耐的袁克定定为次日13号。当天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了一场毫无威仪的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来参加的只是在京官员，而且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穿马褂者有之，西装礼服有之，戎装也有，还有闲职人员就直接便服上场了。

袁世凯也只是身着大元帅戎装，连帽子都没戴。参拜时因无人指挥，也是乱七八糟，或鞠躬，或下拜，也有喊“万岁”的，参差不齐，待大家回过神来，堂堂的朝贺仪就结束了，连顿筵会都没有。其实，这场朝贺会正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国的缩影，仓促、滑稽，徒增纷扰。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杨度

洪宪帝国的83天

在充满荒诞感的朝贺会结束后，袁世凯开始大封爵位，以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安抚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在《新皇室规范》中宣布永废太监、宫女、跪拜制度，以示与旧帝制不同。

但这并不能阻止北洋内部反水和地方反叛。先是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抵达昆明，随即与唐继尧筹议举事。然后在23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27日，蔡锷、李烈钧率两路护国军出师四川，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原本定于1916年1月1日登基，然而南方护国军的枪声已然响起，他本以为这次和二次革命时一样，旋踵即平，没想到这一拖就再没有登基的机会，直到穷途末路撤销帝制。

虽然护国军相比于二次革命的国民党军实力悬殊，但是此时袁世凯所掌握的北洋军也已经今非昔比。通过“废都”、“军民分治”等削藩政策，虽然表面上大权在握，但实际上则是离心离德，已经指挥不动那些老臣子了。而民心也并非如二次革命时在中央政府这边，如何旋踵即平？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人数就在四五千之间，但竟然与曹锟的三万余人激战相持18天，足以说明问题。溃退、相持、观望，甚至倒戈加入反袁阵营，是整个护国战争期间，北洋军的看家本领，连跟随袁世凯最久、最为听话的张勋都勒兵不动，洪宪帝国的前途已经一目了然。

整个洪宪帝国的83天里，袁世凯每天接到的电报除了失利、要钱，就是各省敦促其撤销帝制或宣布独立。而其中最为致命的则是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山东将军靳云鹏的联名密电，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这五位将军手握十余万兵力，加上与冯国璋暗通声气、持观望态度的王占元、陈宧、曹锟的七万人，袁世凯不得不面对现实，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议撤销帝制。

3月20日，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等集体商讨，决定撤销帝制，又于次日与徐世昌、段祺瑞等讨论善后问题。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正式撤销帝制，存在仅83天的洪宪帝国宣告结束。然而倒袁运动并未结束，各界纷纷劝退，众叛亲离下，袁世凯的生命也到头了，没能逃离袁家无人活过60岁的“魔咒”。

袁世凯的黄帝梦，源自其位极而思更进，加上迷信“天命”的旧思维，以及“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使他逐渐丧失了政治现实感，逆势而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害己恶名缠身，误国而至割据混战。其在临终前的那句“是他害了我”，后世诸君怎能不思之再三。

（本文参考唐德刚《袁氏当国》、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等材料）

原标题：回眸百年前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

徐萧 读史明智7 201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