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里，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游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山里。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着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沖關的情況。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台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着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里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里，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讀史明智5 2018.06.19

【來源：白髮漁樵笑談中 博客 文/王清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