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與階級鬥爭

概述

從古希臘奧運會開始，大型的競技體育比賽就被視作城邦政治、外交、衝突與合作的延續。自近代以來，競技體育都從未脫離過政治的陰影。不過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以足球為代表的競技體育開始了高歌猛進的市場化、商業化的進程，時至今日，資本的影響力已經取代了政治因素，成為了影響競技體育的最主要力量。這是本文主要討論的內容。

同時，競技體育的發展經歷了“參與運動”到“欣賞運動”的轉變，以後現代敘事的視角來看，足球等體育運動也開始符號化、象徵化、景觀化。我們下一篇文章將探討這個問題。

（一）政治的陰影

去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啟動公·投並宣布脫離西班牙，因為著名的巴塞羅那俱樂部地處加泰地區，因此牽動了無數球迷的心。

彼時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與政治無關”“體育遠離政治”類似的口號。其實這是美好的一廂情願，足球非但不與政治無關，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產品。往根本上說，競技體育壓根就是政治的副產品。我們最早的競技體育怎麼來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除卻宗教原因，還不是因為幾個希臘城邦戰爭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調整溝通的途徑，競技體育這才應運而生。競技體育自始至終都在政治的陰影下。就拿加獨來說，以巴薩這樣大的影響力，這樣旗幟性的俱樂部，怎麼可能能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巴塞羅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意識到，你想一廂情願的遠離政治，但政治絕對不會遠離你。

巴塞羅那與皇家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來最為矚目的德比戰。而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個訴求於脫離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帶“皇家”兩個字，那還有啥好說的，話不多說開始干吧。巴塞羅那足球隊儼然已經成為了加泰本地人謀求脫離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託。其實想想也能理解，你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就不可能不成為旗幟，即便是被迫成為的旗幟。在巴塞羅那的比賽中，永遠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幟和對西班牙國歌的噓聲。巴薩和足球，不管主動或被動，永遠無法脫離政治。

在歷史中，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就是一個最善於玩弄“足球政治”的人，但抵抗力量同樣不會放過足球的載體：

【1964年這場勝利所帶來的持久的、精神上的愉悅表明了佛朗哥時期足球政治的一個重要側面：佛朗哥政權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西班牙國家隊在國際大賽上的勝利的。足球重建了許多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如與蘇聯的聯繫，這對一個被外部世界視為法西斯最後堡壘的國家是至關重要的。佛朗哥迅速抓住了足球比賽的機會，使西班牙的國家形象更加積極向上從而替代殘暴的獨裁者的形象。

……在極權統治之下公開的反抗是不被允許的，持異議的人們通常傾向於選擇更為安全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如戲劇或文學。由於對足球的巨大狂熱再加上沒有其他便宜的娛樂活動，佛朗哥時期給了人們通過足球比賽表達公眾對政權不滿的機會。通過支持巴塞羅那和畢爾巴鄂競技這兩支地區代表性的球隊，人們可以更加安全的表達他們反對馬德里政權的政治立場。當時，使用卡斯提爾語(Castilian)之外的語言，升起地區的旗幟，甚至參加7人以上的集會都是被絕對禁止的，違反者會遭到暴力的鎮壓與監禁。在這種情況下，巴塞羅那和畢爾巴鄂競技的比賽成為人們進行反佛朗哥政權情緒渲泄的場所，在球場裡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可以在不被警察監視的情況下安全的用他們的母語交談。（作者：Duncan Shaw 翻譯：博雅）】

（佛朗哥與希特勒）

佛朗哥並不是唯一利用足球的當權者。梅迪西在1970年世界盃巴西輝煌的勝利後榨取了極大的政治利益。阿根廷軍政府領導魏地拉在1978年也做了相似的事。不甘示弱於他強大的近鄰，烏拉圭軍事力量同樣利用了他們在金杯賽中的勝利大賺一筆。從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足球戰爭”到阿根廷和秘魯的“糧食買比分”；從乒乓外交的“小球轉大球”到馬拉多納復仇英國的“上帝之手”；從希特勒希望通過奧運會建立的“人種優越論”到02年韓國隊在世界盃上醜陋的表演。體育從未遠離，也不可能遠離政治。

（二）足球的象徵

現代體育是在兩次科技革命中逐漸形成的。而現代足球的誕生，就是誕生於英國的工人階級之中，是工人們工作之餘放鬆娛樂的手段。既然工人階級是現代足球之父，那麼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如今的歐洲足球眾多豪門，都誕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著名工業區，如英國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斯爾；德國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於著名的魯爾工業區）；意大利的米蘭、都靈。巴塞羅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業化城市。

正是因為足球鮮明的階級色彩，最初的國際足球運動與工人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它的階級出身決定的。足壇歷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過於球王馬拉多納和曼聯功勳主帥弗格森。馬拉多納與卡斯特羅、查韋斯的親密關係是舉世皆知的了，噴美國總統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於弗格森，是堅定地反自由主義者，年輕時就屢有同情蘇聯的言論，在撒切爾去世後帶領整個英國足壇拒絕賽前為撒切爾默哀。在撒切爾去世後的幾場比賽里，曼聯和利物浦的主場每隔幾分鐘就爆發一次歡呼，因為撒切爾政府對於工人階級的罪行從未被忘卻——這恐怕也是曼聯利物浦這對死敵的第一次“協同作戰”，可見別管足球場上怎樣斗個你死我活，政治利益還是高於一切的。

許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國家德比，都帶有鮮明的階級色彩。比如阿根廷最著名的兩支球隊——河床和博卡青年：博卡區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重要港口，也因此集聚了眾多碼頭工人，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貧民區；而河床成立於工人階級人口基數眾多的博卡區，但是為了球隊的發展搬入了富人區努涅斯區，也因此博卡區的球迷把河床視為叛徒。隨着阿根廷的經濟愈發低迷，貧富差距愈演愈烈，而階級矛盾在球場上有了最充分的釋放。每次阿根廷德比必爆發嚴重的球迷衝突，甚至於客隊球員要罰角球、界外球時，都需要警察用防爆盾保護，以免被球迷擲出的雜物擊中。

再比如曼徹斯特的曼聯隊，就是平民、工人的主隊；而同在曼徹斯特的曼城隊，球迷則多為中產、富人階級。這也是為什麼同在曼徹斯特，曼城和曼聯兩支球隊的主場氣氛有天壤之別。曼城主場之安靜、沉悶，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是一個梗，也知道近幾年中東土豪入主球隊，球隊成績大為提升之後才有所改觀。

在這個例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巴黎紅星俱樂部和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雖然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有中東土豪入主，更是砸了2.2億歐元買來了巴西球星內馬爾，一時風頭無兩。但巴黎聖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傳統、最古老、最根正苗紅的俱樂部是巴黎紅星俱樂部。

“紅星”，一聽這名字，就知道是一個左翼色彩十分明顯的俱樂部（同樣叫這個名字的還有前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巴黎紅星俱樂部成立於巴黎市的貧民區聖旺，這裡聚集着巴黎最底層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後裔、吉普賽人，有着曾經世界最大的舊貨市場，普遍認為“跳蚤市場”這一慨念就是來源於聖旺。巴黎紅星的群眾基礎自然是廣大的無產階級。而紅星俱樂部的創立者則是大名鼎鼎的儒勒斯·雷米特——世界盃，現在的獎盃叫大力神杯，以前的獎盃叫雷米特杯——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前國際足聯主席、“世界盃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個年代體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奧運會在納粹德國舉辦，遭到了全世界範圍內進步力量的抵制：美國人馬奧尼、奧恩施泰因提出要舉辦“世界勞工體育大會”，與納粹奧運會分庭抗禮；時任法國體育運動聯合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主席雷米特也積極支持這一議題，並發表聲明：“不再有法國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勞工體育大會”定於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辦，勢必要與納粹德國的奧運會分庭抗禮。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臘等20個國家的運動員雲集巴塞羅那，但這次可能會開創歷史的“世界勞工體育大會”由於納粹德國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變的爆發而流產。

紅星俱樂部也匯集團結了眾多共產主義運動人士。例如紅星球員里諾·德拉內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產主義詩人馬努尚。在納粹德國入侵法國之後，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1944年，德拉內格拉在一次戰鬥中不幸負傷，他給弟弟留下的遺言是：“謝謝紅星隊，再見了。”弟弟將哥哥的故事寫進詩歌中，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戰士和紅星俱樂部也一起廣為流傳。

感慨一句，曾經，藝術，詩，體育，都寄託了反抗強權、追求自由、共產主義的政治表達。那真是一個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時代。我們所熟知的畢加索、喬治·奧威爾（沒錯，就是小資產階級奉若神明的喬治奧威爾）、耶魯達都是共產黨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排頭兵。

（白求恩、畢加索、奧威爾曾在西班牙內戰中並肩作戰）

我們再說回巴黎紅星俱樂部。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創立紅星時，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創建一家純粹的足球俱樂部，一直以來這一理念貫徹至今。隔壁的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比紅星俱樂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點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區，很明顯他們的目標群體就對標着上流階層和二戰之後先富起來的中產階級。

兩家俱樂部的選擇和階級基礎直接導致了它們的現狀。巴黎聖日耳曼有中東土豪入主，在國內聯賽一騎絕塵，更有國際第一線的巨型加盟；而一直拒絕資本入注、拒絕過分商業化的紅星俱樂部目前掙扎於法國第6級聯賽，他們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億歐元的注資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議聲中擱淺。

紅星俱樂部的困境甚至能夠折射出整個左翼運動的困境：在高度資本化、商業化、市場化的後現代社會，要麼選擇被資本異化，要麼選擇被時代拋棄。人們熱情追逐着一擲千金、光鮮亮麗的巴黎聖日耳曼；而曾經的革命情懷、理想主義只能在第6級聯賽中苟延殘喘。

（三）資本的大一統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一個很神奇的年代，二戰後隨着經濟、科技的發展，不但工人階級的境遇大為改觀，更產生了一大批中產階級和腦力勞動者。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從生產主導轉變為消費主導，金融產業也開始扮演者愈發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撒切爾先後執政。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都開始了商業化、市場化改革（巴黎聖日耳曼也是在這個時期成立）。

1974年若昂·阿維蘭熱成為國際足聯的主席，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從此國際足聯開始大刀闊斧地商業化改革，而對足球的第一影響力從政治，逐漸轉變為資本。同期的奧運會同樣進行着商業化改革，同樣獲得了成功。

阿維蘭熱開始出售世界盃的轉播權，與可口可樂、阿迪達斯、麥當勞等著名品牌合作，用其出色的商業頭腦讓世界盃成為了一個下金蛋的母雞。但是巨大的利益隨之而來的就是腐敗。國際足聯的腐敗案每隔幾年就曝光一次，我這裡就不贅述了，看最近的新聞報道這幾次曝光的腐敗涉案金額加起來有一億美元了。關鍵在於國際足聯這個機構，不是政府機關，不是公司，沒有誰去監管去治理它，那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最後還是世界警察出手了，美國FBI逮捕了許多國際足聯的高官。不過美國人的舉動也是為了政治鬥爭的目的，這不把人家高層清洗了一遍，世界盃歸北美辦了。足球彎彎繞繞，還是逃不開政治。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魯迅”之稱的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給國際足聯下了這樣一個精準的定義：

【國際足聯成了私有公司，公開向世界出售足球這一商品，所有商業運作和巨額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樂部和世界盃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個個私有壟斷公司。】

壟斷的私有公司，可以說是對國際足聯最好的概括了。曾經如雷米特這樣左翼體育人士領導的足壇早已不復存在。《足球往事》中寫到，從1970年代起，商標登上球場的每個角落，球員成為移動的廣告牌，國際足聯卻禁止球員在賽場上公開聲援絕食老師討薪和碼頭工人罷工。這代表着國際足聯與工人階級的徹底切割。加萊亞諾繼續指出：

【足球不再屬於球迷和球員，反而成了藏匿社會矛盾、躲避社會衝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資產和偷漏稅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樂部是使用財富僱傭球員然後賣票表演的公司，在矇騙國家、愚弄公眾和侵犯勞工權利及其他權利方面，他們已經是駕輕就熟，還往往免於受罰。】

（查韋斯向奧巴馬贈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隨着資本的涌涌而入和不斷成功的商業化，足球的根基與工人階級越來越遠，曾經與工人運動密不可分的地方足球俱樂部，其鬥爭歷史、左翼色彩已經變成了一種“朋克化”的異文化展示的存在。左翼球員在如今足壇也逐漸變得孤立無援，例如意大利的年輕球員盧卡雷利，他毫不掩飾地公開自己對共產主義理念的支持，但在效力意大利U21國家隊一場比賽進球後展示了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這個舉動也讓他被列入了意大利成年國家隊的黑名單。左翼運動在足球中的困局恰好其實是左翼運動在全世界困局的一個縮影。

在資本構築的美麗新時代，我們沒有了無產階級，只剩下了消費主義奴隸；我們沒有了屬於工人的運動，只剩下了資本的狂歡。

（四）足球的多面孔

那麼這個問題就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足球究竟屬於誰，足球是屬於國際大資本，還是屬於國際足聯，還是屬於俱樂部和球星，還是屬於球迷或無產階級？

足球扮演者多重意義。上文中提到的Duncan Shaw就指出，佛朗哥政權處心積慮的將足球比賽視為底層發泄不滿和荷爾蒙的“社會緩衝劑”。這也是雷蒙德·卡爾所說的“逃避文化”(culture of evasion)。佛朗哥的目標之一是將工人的注意力從政治上轉移開從而防止爆發繼西班牙內戰之後的另一場群眾運動。佛朗哥政權的穩定是基於社會冷漠（social apathy）和被動的接受。最初，他的去政治化是在殘酷的鎮壓下達成的。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當權者漸漸認識到足球在穩定社會上的潛力。雷蒙德·卡爾指出：“佛朗哥相信有了電視和比賽日（佛朗哥本人也從不錯過），人們就沒有任何可抱怨的了。”巴塞羅那有三份足球日報，而畢爾巴鄂競技和皇家馬德里也各有兩份日報可以印證西班牙人對足球的狂熱。這些報紙和對下場比賽的預報幫助工人在日復一日的苦工中度日。在五六十年代，如果沒有足球比賽和其他的“逃避文化”如收音機，電視劇，電影和照片小說來消磨工人的閒暇時間，佛朗哥肯定要面對一個更加憤怒和政治化的工人階級。為了防止人們在勞動節上街遊行，在勞動節當天電視上甚至會全天候的播放引人入勝的巴西足球。

對於底層人民來說，足球包括競技體育，是他們重要的上升渠道。拉美的孩子們在貧民窟中光腳踢着足球，美國的黑人在簡陋的籃球場一次次投籃，都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出人頭地，脫離貧民窟，獲得新的人生。然而有天賦者、能夠真正實現這一夢想的少之又少。

兩年前里約奧運會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巴西的治安是多麼的不堪。而這些不穩定因素的根源，就是貧窮。暗無天日的貧窮、令人窒息的貧窮、無法擺脫的貧窮。對於巴西的統治階級來說，他們沒有任何動力去改變貧民窟中的現狀，我可以享受着昂貴的私人保安帶來的安全，而那些像狗一樣的窮人，給他們槍支和毒品，他們自然就會在自相殘殺中無限的內耗。靠足球圓夢的人，太少太少。推薦一部經典電影，就是講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上帝之城》。本片導演費爾南多·梅里爾斯，正是里約奧運會開幕式的創意導演。

對於運動員來說，足球雖然脫離了階級，但是階級沒有離開足球。隨着大資本無孔不入地浸入競技體育，曾經的“工人-資本家”的二元矛盾也在體育運動中展現了出來。世界盃開幕前幾天炒掉西班牙主帥的鐵腕主席盧比亞萊斯，在早年的運動員生涯中最廣為人知的事情就是領導了一次球員罷工。2008年萊萬特俱樂部遭遇經濟危機，球員們普遍遭到欠薪時，時任隊長的盧比亞萊斯帶領球員罷工。球員們的抗爭吸引了社會大量的關注，隨後瓦倫西亞市政府介入此事並託管了萊萬特俱樂部，球員們也獲得了由貸款提供的薪水。但這種挺身而出是要付出代價，賽季結束後，盧比亞萊斯也被球隊開除。不過這一次經歷也讓盧比亞萊斯倍受尊敬，隨後被選為了球員工會主席。彼時西班牙聯賽球員工資增速大幅低於俱樂部收益增速，而且中下游俱樂部拖欠工資成為了非常普遍的現象，據統計當時球員被拖欠的薪水總額高達5500萬歐元。新官上任的盧比亞萊斯果然不負重望，帶領西班牙聯賽球員罷工，直接造成當年聯賽停擺，一直到球員的欠薪被支付。

在萊萬特帶領罷工之時，盧比亞萊斯接受採訪時說：“至少有3名隊友的住房已被抵押，其他人則極難繳納房租。由於銀行賬戶里已經沒錢，他們只好變賣汽車維持生計，這樣的情況還算好的。”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競技體育項目——電子競技中發生的事情。2016年wings戰隊勇奪第六屆DOTA2國際邀請賽（TI6）冠軍，相當於DOTA屆的世界盃冠軍；然而在第二年中，因為老闆欠薪，wings的隊員宣布離隊，獨立組建另一戰隊。這本是一個很正常的商業選擇，就如同員工辭職一樣，但同樣是戰隊老闆的王思聰卻在直播間對wings隊員的做法破口大罵：

所以說畢竟屁股決定腦袋，資本家的觀點是：我發工資的時候你應該感恩，我不發工資的時候你離我而去，你就是傻吊。同時王校長本着“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的覺悟，在其主導電競聯盟中對wings隊員進行封殺，冠軍隊員無法加入其他戰隊，直接導致了TI史上首次沒有任何一名衛冕冠軍參加本屆TI的狀況。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講過，在工業革命時期，資本家們共同拒絕僱傭任何爭取權益的“刺頭”是一個共識，可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那麼對於我們來說，足球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我們下一篇文章要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