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本名彭振戈，中国著名摄影师，1947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68年从北京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识青年”7年，1975回城到广州做了4年工人，1979年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2001年起在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任总编审。安哥的父亲彭光涵早年参加革命，受命缝制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1966年，我的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虽然我考得很好，但是我最后决定不参加高考。

我们班只有我跟王开平俩人没有高考，他要下乡，我想去参军，因为那时，中央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两个人每天没事就在学校里搬砖运沙，没想到，高考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大字报就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文革”时不论哪一派都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文革”对我们来说，还算比较悠闲的。没事时，我就在家吹笛子，我最爱吹的是《长征组歌》。

1967年底，王开平准备与一帮同学去西双版纳。他告诉我，国家准备在那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橡胶是当时国家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了能顺利成行，有几个同学还写了报告，趁着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守在主席台边，等周总理上厕所时，把报告递给了他。周总理当场批示后，就交给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去办。

我一时冲动就说：“其实我也挺想去的。”班里几个好朋友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围过来：“鸽子，你去我们也去！”这样，我干脆不犹豫了。我没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迁户口了，后来他们不同意，却也没辙了。

1968年2月8日，北京火车站。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哪派的都来送行。在站台上，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七手八脚地抬起来，抛向空中。我们当时离开北京可不像后来的知青下乡时那样哭哭啼啼的，也许因为我们都21岁了，而且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去，挺开心的。

记得刚开始报名时，只有40多人，出发时就有55个了。我们这批“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资本家、小业主家庭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为“国干子弟”。大家不论什么出身，都挺亲热的。我们分别来自20多个学校。我们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岁；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岁。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可是，火车开到武汉，当地一帮杀气腾腾的造反派要冲上车，火车迟迟开不了。经我们的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枪声不断。

我们这群知青，经三天多车程，来到东风农场疆锋五队。这里和内地的政治运动还离得很远，像个世外桃源。

劳动从砍坝开始。我们砍坝，刀也磨不快，钻进森林里连方向都找不着了。在疆锋五队所见的烧坝景象让人震撼：吃过晚饭，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脸盆和水桶，以防我们的茅草房着火。老工人把砍倒后晒干了的山林点着了。烈焰冲天，整座山都烧起来了。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儿，在烈火烧过的山头上，顶着北回归线六月毒日头，一天16个穴的任务。虽然完不成任务也没人批评，但男生们年轻气盛，又好面子，一个个光着膀子干，手上打满了水泡，背上也晒出了泡……

我们同学里最早谈恋爱的大概是张红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饭后，大家都上床睡午觉了，他俩还坐在女生宿舍房檐下聊天。阳光曝晒下的操场上空荡荡的，大家在床上都没睡着。等张红志拿着空饭碗从女生宿舍走过操场钻进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篱笆墙听到他们屋的赖万京问他：“你们谈什么呢，聊得那么起劲？”张红志说：“我们聊的是‘个性解放’。”那时候，“个性解放”还是个很新鲜的词。

我是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先是发高烧41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浑身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我就这样抖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跑。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回到队里。中午，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曾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地叫：“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

我也当了一回政治运动的打手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化革命”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派武斗和政治斗争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当时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红宝书”，排着队向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有同学认为是“红海洋”式的“极左”形式。他的私语被个别同学汇报了，总场还派了工作组来组织学习，并批判“错误思想”。

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生产队。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凯四个“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队。前哨六队地处中缅边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属国民党“残匪”控制的地方。由于“敌情”紧张，所以，这个队的几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刚退伍的老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是铁道兵，是修建成昆铁路的。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了高帽，挂了牌子，给他们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领导带领我们大家喊着口号排着队去大勐龙的场部。那是一个星期天，是赶街的日子，一路上有许多傣族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筒裙，发髻上插着黄色玉兰花，挑着担子去大勐龙街子。她们见到我们的游行队伍笑着走开了。来到勐龙桥上，一个正在河里洗澡的傣族男青年，见到我们的队伍，他赤身裸体、两腿一夹站着看呆了。我当时还偷笑，如果能带相机来拍下他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裸体就棒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拍的是我们，是我们那认认真真却有如闹剧般的政治运动。

一个阴冷的冬天。我们的游行队伍来到了勐龙街，这里已聚集了几十个生产队的游行队伍。先来的队已经开始“打落水狗”了，就是把被批斗人的手脚提起来，然后“一—二—三”将他们甩进鱼塘里。嘈杂声、口号声乱作一团。岸边的“造反派”大声地呵斥他们赶快爬上来，然后再将被批斗的人甩下去。

鱼塘边看热闹的人很多。我站在外围看着，还暗自发笑，但发现鱼塘里那防人偷鱼的竹枝，已明显有人被戳伤过的血迹。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准备扭头离开时，发现疆锋五队的游行队伍也来了。排头被斗的“走资派”就是我们那当兵出身的老队长杨春文。我们55个第一批从北京来的知青在他带领下劳动、生活了一年。可是“造反派”领导要搞派性、搞武斗。我们同学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拆分到别的生产队了。杨春文就被栽赃，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一见到平日严肃正直的老杨被批斗的样子，立刻血涌头顶，与同班同学王开平和刘安阳冲上去，抢过老杨，拉着他就跑。但是“造反派”群众很快就将我们围住，要把我们一起拉去“打落水狗”。这时几十个同学一起把我们抢了出来，但老杨被打得更惨了。

那天晚上，场里的军代表宋天明召集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谈心”，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同学，苏北海、林力、曾塞外等提出：“打落水狗”不符合中央领导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宋天明“舌战”群知青，整整一个通宵。从此，我们在各自的生产队，成了领导不点名批判的“路线觉悟不高”、“站错队”的“靶子”。

有一次，生产队长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叫去，让我们给一个姓耿的退伍兵也来个“痛打落水狗”。我不想再出什么乱子，也就没提出抗议。

会开到高潮处，队长在台上手一挥，一声令下：“把耿××拉上来！”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把他推了出去，老耿也很顺从。台上台下喊起口号：“把耿××痛打落水狗！”我们就押着老耿一路小跑往鱼塘走。我们要扔的当儿，老耿说“轻点、轻点”，我点点头。于是，我们没把他四脚朝天扔下去，而是把他的两条腿先扔下去。老耿在水里扑腾一下，很快就从鱼塘里站起来，他满不在乎地爬上来，浑身湿漉漉地跟着喊口号的人群回到会场……

我心里对老耿至今仍感到歉疚，此后时时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再当政治运动的打手了。“痛打落水狗”之后，农场里打人现象越来越厉害了，甚至还有把批斗对象往粪坑里扔的。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在西双版纳，我经常写信给我妈和我爸。我妈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信封上总贴着新近发行的纪念邮票，有毛主席诗词的，有毛主席和林彪检阅红卫兵的……但可惜的是，因为怕被抄家，她把家里存的信和祖传的几十个黄绫子奏折等东西都烧了，连大衣柜门上浮雕的飞天巨龙也让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涂上……

1969年4月份时，我收到家里来信，说爸爸要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下乡劳动了。我向农场领导申请回家探亲。回到北京没几天，我的两个弟弟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地方赶回了北京。我们一家人到天安门照了相，那是1969年“五一”劳动节之后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天安门广场上风沙很大。

在我探亲的这个月里，队里的人告诉我，“九大”不仅把刘少奇定为头号走资派，还批判了刘少奇制定的“礼貌边防”的政策。于是在金三角的中缅边境线上，边防部队全线出击20公里，突袭国民党“残匪”王宝军。这“残匪”在境外骚扰得很厉害，据说我们55个北京知青刚到西双版纳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名单，要绑架我们。这次的全线出击，端了“残匪”的许多老窝，我们大勐龙的边防部队还打死了一个团长级的“残匪”，大获全胜。庆功会上老百姓杀猪宰羊，边境的爱尼村寨还把“残匪”头头的首级给挂在竹竿上，农场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们大勐龙边防部队也牺牲了两个司务长。

1971年夏天，两年之后，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父母已都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

大约10天后，我告别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买些肥皂、卫生纸、猪油、酱油膏和酱豆腐等日用品带回西双版纳。我爸、我妈向干校请了假，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我习惯性地蹲了下来。这是在西双版纳养成的习惯。

那时，三弟安末还在吉林扶余县“插队”，二弟安弟因病离开农场回到北京，住在侨委大院集体宿舍。中侨委已经取消了，侨委大院只剩下一个留守处，给无家可归的侨委子弟准备了两间大房子，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

当时，同学周康荣也来北京探亲，我们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厅吃西餐。那天晚上，他的话对我此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启发。他给我分析了中央两派的斗争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怀疑，也不敢和别人说……”

回到农场，我照例去同学们那儿串门，相互“传播小道消息”，讲讲一路的见闻，还把从北京带回的好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久，我们就悄悄地听说“林彪死了”。

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场上。当传达到林彪叛逃摔死时，有一些女知青“哇”地叫出声来，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在此前，《党章》里还写着：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和杨丽萍同台跳舞，陈凯歌来蹭夜宵

1973年，我被调到团宣传队当队长。团宣传队虽然是业余，但已没有生产任务了。

1974年，“八一”建军节，我们和州文工团在景洪的广场上同台演出，还共同排演了一个军民联欢的舞蹈节目。在这个群舞中，编导把我和杨丽萍配对。那时候，杨丽萍好像才15岁，是州文工团的学员，没想到她20年后成了全国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时候，陈凯歌和我的同学张承代都是师里篮球队的队员，他们的个头都在一米八以上。我们演出结束吃夜宵的时候，张承代拉着陈凯歌来我们这儿蹭饭吃。我们的夜宵是摆在露天舞台后边的一块平地上的，大家蹲着围成三圈，每圈中间摆着两三盆菜，有肉，有豆腐，还有花生。我把他们几个篮球队的安排在各个圈里，给女生的圈里多安排两个。他们篮球队的人食量比我们大两三倍，胳膊又长，伸手到盆里夹菜的频率也快。所以，他们一来，我们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回城到广州的商调函几经周折也批下来了，我一分钟都不敢多待，打起行装就走了。我的商调函是按照中央关于“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调一个子女回城”的政策去办的。当时，我父亲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到广东工作一年。此前我的商调函被师部退回过一次。这一次，曾塞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师部档案室工作的知青，让我亲自拿着商调函回团部找到领导，当面批的。

我到团部车队，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块儿”（他的大名叫袁景玉，他的脸长得方，体形也方）。他把我让到火塘边，吃着他煮的东西，突然开口说：“×！我们都是被你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你们北京55个回城，我不拉你们！”说归说，我走的时候还是搭的“方块儿”的车。

回家，回城

1973年后，中央在江西的许多“五七干校”陆续撤销，中侨委的干部在“五七干校”解散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父亲从江西“五七干校”来到广东，我母亲回北京，在原来的单位——华侨旅行社工作。

中美关系改善，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锁松绑了。1973年，我爸来到广州以后，我的八叔八婶从新加坡第一次回国探亲。我爸陪他们先回广东揭西老家扫墓，然后我妈又带他们游览了北京。我妈说：“他们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路上总在说：‘大陆的人工真便宜。’还合计着在大陆开什么样的工厂好赚钱。”

1974年初，我请了探亲假来到广州，我家住泰康路的骑楼上，楼下就是公共汽车站，每当汽车进站出站，我的床都会感到震动，但我睡得特别香。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夜晚虽然万籁俱寂，但我总觉得心慌。我终于感觉回到家了。

我爸在广州有好几个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老战友。劫难之后重新回城安家以后，大家经常互相串门。在此前中国20年的政治运动中，由于人人自危，生怕有政治的牵连，所以，这种横向的联系越来越少，只有在本单位从上到下的联系。我到北京探亲时，我妈和同学们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时常相互串门、互通消息，想办法把子女调回来，安排工作。我印象中，后来所谓的“拉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兴起的，不过那时候，大家相互帮忙，同病相怜的成分是主要的。

我爸后来被安排到紧邻北京路的泰康路76号居住，是一幢老的华侨房产。北京路是广州最旺的地方，尤其是它与中山五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最热闹，旁边有财政厅的老西洋建筑，有大百货公司，有电影院，有著名的艳芳照相馆，还有吃西餐的“太平馆”。正好在我探亲时，那十字路口铺天盖地地在四个街角都贴满了大字报，标题叫《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署名李一哲，争睹大字报的人流络绎不绝。我在广州新认识的朋友告诉我，省委组织写作班子批判这个大字报，但李一哲不时有反驳的大字报贴出来，这件事当时已成为广州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我回到西双版纳后几经周折终于办成了回广州的手续。1975年初回到广州，我赶快去派出所办户口，泰康路派出所当时挺冷清的，虽然其中又折腾了一下，但终于在广州落了户。

1976年的广州

到了1975年的9月份，经过半年多的“待业”，我终于进了广州测试分析研究所当修理工。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一是我希望去当工人，二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研究所里有很多技术员，这些技术员中有不少是从北京大机关调回来的。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但是他们都执着地申请了很多年才调回广州。除了气候原因，主要还是在广州跟港澳和海外的华侨联系方便，他们往往都是侨眷。

广东和香港有天然的、传统的联系。1976年，广东有很多人偷渡去香港。在广州的珠江上，还有大金钟水库，以及在清远县的西江飞来峡上，到处可见背着个球胆或轮胎练习长距离游泳的年轻人。他们都冠冕堂皇地打着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的口号，但人人都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偷渡到香港而做着准备。在广州，除了练习长距离游泳以外，也有很多人练习自由搏击。后来听说，练习自由搏击的圈子里有不少人偷渡去了香港，有些还成为当地黑社会的“省港旗兵”。

1976年，广州的高压政治空气更淡了。常有朋友从北京或云南来广州，他们总能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四五”运动，我们已经听说了，但广州没见什么动静。两个月后，两位北京原侨委大院的朋友先后来广州探亲。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风光摄影家薛子江的儿子；后来又有粘伟强，是印度尼西亚归侨子弟。他们把一包底片交给我，并且告诉我，这是他们拍摄的“四五运动”的底片。他们说，北京查得很紧，这些底片是偷偷藏在暖水瓶胆里，才保存下来。当时广州可没那么紧张。正好我已经在家里装好了一个暗房，他们把底片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就在家里挑着放大了几十张。这些照片，记录了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和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后来，薛、粘两人都移民去香港了。1978年，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了以后，他们将照片和底片取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的专刊上发表了。那份专刊薛永康还送给了我一本。在发表那些照片时他们仍没敢用真名，而是用的化名。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从北京和香港来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朋友们串门的频率越来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们儿来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门先关好，向我们全家告知一个重要的消息：“‘四人帮’被抓啦！”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当时，我妈刚从北京搬来，她还很害怕，生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被外人听见。我爸只是听着，不说话。我和我弟弟都非常兴奋。朋友们告别以后，又骑车去别人家“传播小道消息”去了。

没过多久，小道消息真的变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庆祝，我家楼下的泰康路上人头涌涌……

老衲秘史 2018.06.18
作者 安哥
原题 知青安哥到农村去！
原载 2009年9月29日《南都周刊》3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