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本名彭振戈，中國著名攝影師，1947年出生於遼寧大連。1968年從北京到雲南西雙版納當“知識青年”7年，1975回城到廣州做了4年工人，1979年入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任攝影記者。2001年起在廣州集成圖像有限公司任總編審。安哥的父親彭光涵早年參加革命，受命縫製新中國第一面國旗。

1966年，我的高中畢業考試結束了。雖然我考得很好，但是我最後決定不參加高考。

我們班只有我跟王開平倆人沒有高考，他要下鄉，我想去參軍，因為那時，中央正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我們兩個人每天沒事就在學校里搬磚運沙，沒想到，高考還沒到，“文化大革命”卻開始了……

雖然我媽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傾”被降職使用，而且他們翻案的大字報就貼在僑委大院裡和王大人胡同的牆上，但在“文革”時不論哪一派都沒人來抄我們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個男孩都長大了（我20歲、安弟17歲、安末15歲），又都學過武術，家裡還有氣槍，沒人敢來抄我們的家。所以“文革”對我們來說，還算比較悠閒的。沒事時，我就在家吹笛子，我最愛吹的是《長征組歌》。

1967年底，王開平準備與一幫同學去西雙版納。他告訴我，國家準備在那開墾原始森林種植橡膠，橡膠是當時國家稀缺的戰略物資。為了能順利成行，有幾個同學還寫了報告，趁着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的機會，守在主席台邊，等周總理上廁所時，把報告遞給了他。周總理當場批示後，就交給北京市委的負責人去辦。

我一時衝動就說：“其實我也挺想去的。”班裡幾個好朋友聽我這麼一說，立刻圍過來：“鴿子，你去我們也去！”這樣，我乾脆不猶豫了。我沒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戶口本去派出所遷戶口了，後來他們不同意，卻也沒轍了。

1968年2月8日，北京火車站。我們全班同學不論哪派的都來送行。在站台上，他們一擁而上，把我七手八腳地抬起來，拋向空中。我們當時離開北京可不像後來的知青下鄉時那樣哭哭啼啼的，也許因為我們都21歲了，而且有那麼多好朋友一起去，挺開心的。

記得剛開始報名時，只有40多人，出發時就有55個了。我們這批“首都赴雲南支邊紅衛兵”裡面有將軍的兒子，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資本家、小業主家庭的，還有“國軍”的幹部子弟，當年戲稱為“國乾子弟”。大家不論什麼出身，都挺親熱的。我們分別來自20多個學校。我們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歲；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歲。

西雙版納東風農場疆鋒五隊

可是，火車開到武漢，當地一幫殺氣騰騰的造反派要衝上車，火車遲遲開不了。經我們的帶隊幹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多方交涉，火車才開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鬥的兩派停火歡迎我們“首都支邊紅衛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槍聲不斷。

我們這群知青，經三天多車程，來到東風農場疆鋒五隊。這裡和內地的政治運動還離得很遠，像個世外桃源。

勞動從砍壩開始。我們砍壩，刀也磨不快，鑽進森林裡連方向都找不着了。在疆鋒五隊所見的燒壩景象讓人震撼：吃過晚飯，全隊人坐在操場上，身邊放着裝滿水的臉盆和水桶，以防我們的茅草房着火。老工人把砍倒後曬幹了的山林點着了。烈焰沖天，整座山都燒起來了。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兒，在烈火燒過的山頭上，頂着北回歸線六月毒日頭，一天16個穴的任務。雖然完不成任務也沒人批評，但男生們年輕氣盛，又好面子，一個個光着膀子干，手上打滿了水泡，背上也曬出了泡……

我們同學裡最早談戀愛的大概是張紅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飯後，大家都上床睡午覺了，他倆還坐在女生宿舍房檐下聊天。陽光曝曬下的操場上空蕩蕩的，大家在床上都沒睡着。等張紅志拿着空飯碗從女生宿舍走過操場鑽進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籬笆牆聽到他們屋的賴萬京問他：“你們談什麼呢，聊得那麼起勁？”張紅志說：“我們聊的是‘個性解放’。”那時候，“個性解放”還是個很新鮮的詞。

我是同學中第一個打擺子的人。先是發高燒41度，後來是渾身發冷、打哆嗦，再後來我抖得渾身痙攣，把竹床震得砰砰響。我就這樣抖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都手足無措。曾塞外問我：“鴿子、鴿子，你想吃什麼？”我哆哆嗦嗦地說：“我—我要—撒—尿！”聲音不由自主，非常響亮，嚇得女同學都往門外跑。曾塞外端來一個大臉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濕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學告訴我，我已經虛脫了，要送場部醫院。老工人用竹子綁了個擔架，大家七手八腳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這裡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機碾過的泥路，同學們走得搖搖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上了大路以後，可能是有人踩在車轍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病好了回到隊裡。中午，大家蹲在場院上吃飯。曾塞外突然學我聲嘶力竭地叫：“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

我也當了一回政治運動的打手

夢是遲早要破滅的。“文化革命”的風潮終於還是吹到了西雙版納。昆明兩派武鬥和政治鬥爭見出了分曉，以“站隊劃線”為旗幟的政治運動開始了。

當時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紅寶書”，排着隊向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有同學認為是“紅海洋”式的“極左”形式。他的私語被個別同學匯報了，總場還派了工作組來組織學習，並批判“錯誤思想”。

我們55名北京知青和隊裡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勞動了一年。上邊領導突然給我們“劃線站隊”，說我們大部分人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犯了路線錯誤，要把我們分散到其他生產隊。拖拉機開動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來，我也覺得喉嚨很癢，鼻子一酸，就哭了起來。但是我自己覺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樣地嚎。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凱四個“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隊。前哨六隊地處中緬邊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區，屬國民黨“殘匪”控制的地方。由於“敵情”緊張，所以，這個隊的幾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剛退伍的老兵，他們當兵的時候是鐵道兵，是修建成昆鐵路的。

一次總場開批鬥會，各生產隊都把本隊的“炮派”、“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戴了高帽，掛了牌子，給他們每人一個破盆敲着，由領導帶領我們大家喊着口號排着隊去大勐龍的場部。那是一個星期天，是趕街的日子，一路上有許多傣族婦女穿着五顏六色的筒裙，髮髻上插着黃色玉蘭花，挑着擔子去大勐龍街子。她們見到我們的遊行隊伍笑着走開了。來到勐龍橋上，一個正在河裡洗澡的傣族男青年，見到我們的隊伍，他赤身裸體、兩腿一夾站着看呆了。我當時還偷笑，如果能帶相機來拍下他那刺滿佛教文身的裸體就棒了。現在回想起來，最值得拍的是我們，是我們那認認真真卻有如鬧劇般的政治運動。

一個陰冷的冬天。我們的遊行隊伍來到了勐龍街，這裡已聚集了幾十個生產隊的遊行隊伍。先來的隊已經開始“打落水狗”了，就是把被批鬥人的手腳提起來，然後“一—二—三”將他們甩進魚塘里。嘈雜聲、口號聲亂作一團。岸邊的“造反派”大聲地呵斥他們趕快爬上來，然後再將被批鬥的人甩下去。

魚塘邊看熱鬧的人很多。我站在外圍看着，還暗自發笑，但發現魚塘里那防人偷魚的竹枝，已明顯有人被戳傷過的血跡。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準備扭頭離開時，發現疆鋒五隊的遊行隊伍也來了。排頭被斗的“走資派”就是我們那當兵出身的老隊長楊春文。我們55個第一批從北京來的知青在他帶領下勞動、生活了一年。可是“造反派”領導要搞派性、搞武鬥。我們同學提了一些意見，就被拆分到別的生產隊了。楊春文就被栽贓，成了我們的“後台”。我一見到平日嚴肅正直的老楊被批鬥的樣子，立刻血涌頭頂，與同班同學王開平和劉安陽衝上去，搶過老楊，拉着他就跑。但是“造反派”群眾很快就將我們圍住，要把我們一起拉去“打落水狗”。這時幾十個同學一起把我們搶了出來，但老楊被打得更慘了。

那天晚上，場裡的軍代表宋天明召集我們這些北京知青“談心”，參加會議的有40多個同學，蘇北海、林力、曾塞外等提出：“打落水狗”不符合中央領導講的“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宋天明“舌戰”群知青，整整一個通宵。從此，我們在各自的生產隊，成了領導不點名批判的“路線覺悟不高”、“站錯隊”的“靶子”。

有一次，生產隊長把我們幾個年輕人叫去，讓我們給一個姓耿的退伍兵也來個“痛打落水狗”。我不想再出什麼亂子，也就沒提出抗議。

會開到高潮處，隊長在台上手一揮，一聲令下：“把耿××拉上來！”我和其他幾個人一起把他推了出去，老耿也很順從。台上台下喊起口號：“把耿××痛打落水狗！”我們就押着老耿一路小跑往魚塘走。我們要扔的當兒，老耿說“輕點、輕點”，我點點頭。於是，我們沒把他四腳朝天扔下去，而是把他的兩條腿先扔下去。老耿在水裡撲騰一下，很快就從魚塘里站起來，他滿不在乎地爬上來，渾身濕漉漉地跟着喊口號的人群回到會場……

我心裡對老耿至今仍感到歉疚，此後時時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再當政治運動的打手了。“痛打落水狗”之後，農場裡打人現象越來越厲害了，甚至還有把批鬥對象往糞坑裡扔的。

京城夜話小道消息

在西雙版納，我經常寫信給我媽和我爸。我媽每次都及時給我回信，信封上總貼着新近發行的紀念郵票，有毛主席詩詞的，有毛主席和林彪檢閱紅衛兵的……但可惜的是，因為怕被抄家，她把家裡存的信和祖傳的幾十個黃綾子奏摺等東西都燒了，連大衣櫃門上浮雕的飛天巨龍也讓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塗上……

1969年4月份時，我收到家裡來信，說爸爸要到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下鄉勞動了。我向農場領導申請回家探親。回到北京沒幾天，我的兩個弟弟也都從各自工作的地方趕回了北京。我們一家人到天安門照了相，那是1969年“五一”勞動節之後的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召開，天安門廣場上風沙很大。

在我探親的這個月裡，隊裡的人告訴我，“九大”不僅把劉少奇定為頭號走資派，還批判了劉少奇制定的“禮貌邊防”的政策。於是在金三角的中緬邊境線上，邊防部隊全線出擊20公里，突襲國民黨“殘匪”王寶軍。這“殘匪”在境外騷擾得很厲害，據說我們55個北京知青剛到西雙版納時，他們已經有了我們的名單，要綁架我們。這次的全線出擊，端了“殘匪”的許多老窩，我們大勐龍的邊防部隊還打死了一個團長級的“殘匪”，大獲全勝。慶功會上老百姓殺豬宰羊，邊境的愛尼村寨還把“殘匪”頭頭的首級給掛在竹竿上，農場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們大勐龍邊防部隊也犧牲了兩個司務長。

1971年夏天，兩年之後，按農場的規定又可以申請探親。父母已都到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那裡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還有很多毒蛇。我爸和我媽住在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裡。

大約10天后，我告別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買些肥皂、衛生紙、豬油、醬油膏和醬豆腐等日用品帶回西雙版納。我爸、我媽向幹校請了假，送我到火車站。在站台上等火車的時候，我習慣性地蹲了下來。這是在西雙版納養成的習慣。

那時，三弟安末還在吉林扶餘縣“插隊”，二弟安弟因病離開農場回到北京，住在僑委大院集體宿舍。中僑委已經取消了，僑委大院只剩下一個留守處，給無家可歸的僑委子弟準備了兩間大房子，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

當時，同學周康榮也來北京探親，我們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廳吃西餐。那天晚上，他的話對我此後的獨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啟發。他給我分析了中央兩派的鬥爭和當時複雜的社會狀況，這些都是我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懷疑，也不敢和別人說……”

回到農場，我照例去同學們那兒串門，相互“傳播小道消息”，講講一路的見聞，還把從北京帶回的好吃的東西與大家分享。不久，我們就悄悄地聽說“林彪死了”。

1971年10月，農場開始傳達中央關於前“副統帥”林彪駕機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們五營五連傳達文件時，全生產隊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場上。當傳達到林彪叛逃摔死時，有一些女知青“哇”地叫出聲來，驚訝得不得了。因為在此前，《黨章》裡還寫着：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和楊麗萍同台跳舞，陳凱歌來蹭夜宵

1973年，我被調到團宣傳隊當隊長。團宣傳隊雖然是業餘，但已沒有生產任務了。

1974年，“八一”建軍節，我們和州文工團在景洪的廣場上同台演出，還共同排演了一個軍民聯歡的舞蹈節目。在這個群舞中，編導把我和楊麗萍配對。那時候，楊麗萍好像才15歲，是州文工團的學員，沒想到她20年後成了全國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時候，陳凱歌和我的同學張承代都是師里籃球隊的隊員，他們的個頭都在一米八以上。我們演出結束吃夜宵的時候，張承代拉着陳凱歌來我們這兒蹭飯吃。我們的夜宵是擺在露天舞台後邊的一塊平地上的，大家蹲着圍成三圈，每圈中間擺着兩三盆菜，有肉，有豆腐，還有花生。我把他們幾個籃球隊的安排在各個圈裡，給女生的圈裡多安排兩個。他們籃球隊的人食量比我們大兩三倍，胳膊又長，伸手到盆里夾菜的頻率也快。所以，他們一來，我們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回城到廣州的商調函幾經周折也批下來了，我一分鐘都不敢多待，打起行裝就走了。我的商調函是按照中央關於“父母身邊沒有子女的，可以調一個子女回城”的政策去辦的。當時，我父親已經從江西“五七幹校”調到廣東工作一年。此前我的商調函被師部退回過一次。這一次，曾塞外給我介紹了一個在師部檔案室工作的知青，讓我親自拿着商調函回團部找到領導，當面批的。

我到團部車隊，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塊兒”（他的大名叫袁景玉，他的臉長得方，體形也方）。他把我讓到火塘邊，吃着他煮的東西，突然開口說：“×！我們都是被你們騙到這鬼地方來的，你們北京55個回城，我不拉你們！”說歸說，我走的時候還是搭的“方塊兒”的車。

回家，回城

1973年後，中央在江西的許多“五七幹校”陸續撤銷，中僑委的幹部在“五七幹校”解散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地。我父親從江西“五七幹校”來到廣東，我母親回北京，在原來的單位——華僑旅行社工作。

中美關係改善，尤其是尼克松訪華以後，國際上對中國的封鎖鬆綁了。1973年，我爸來到廣州以後，我的八叔八嬸從新加坡第一次回國探親。我爸陪他們先回廣東揭西老家掃墓，然後我媽又帶他們遊覽了北京。我媽說：“他們到底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一路上總在說：‘大陸的人工真便宜。’還合計着在大陸開什麼樣的工廠好賺錢。”

1974年初，我請了探親假來到廣州，我家住泰康路的騎樓上，樓下就是公共汽車站，每當汽車進站出站，我的床都會感到震動，但我睡得特別香。在西雙版納的時候，夜晚雖然萬籟俱寂，但我總覺得心慌。我終於感覺回到家了。

我爸在廣州有好幾個從馬來西亞回國的老戰友。劫難之後重新回城安家以後，大家經常互相串門。在此前中國20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人人自危，生怕有政治的牽連，所以，這種橫向的聯繫越來越少，只有在本單位從上到下的聯繫。我到北京探親時，我媽和同學們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時常相互串門、互通消息，想辦法把子女調回來，安排工作。我印象中，後來所謂的“拉關係，走後門”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興起的，不過那時候，大家相互幫忙，同病相憐的成分是主要的。

我爸後來被安排到緊鄰北京路的泰康路76號居住，是一幢老的華僑房產。北京路是廣州最旺的地方，尤其是它與中山五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最熱鬧，旁邊有財政廳的老西洋建築，有大百貨公司，有電影院，有著名的艷芳照相館，還有吃西餐的“太平館”。正好在我探親時，那十字路口鋪天蓋地地在四個街角都貼滿了大字報，標題叫《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署名李一哲，爭睹大字報的人流絡繹不絕。我在廣州新認識的朋友告訴我，省委組織寫作班子批判這個大字報，但李一哲不時有反駁的大字報貼出來，這件事當時已成為廣州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我回到西雙版納後幾經周折終於辦成了回廣州的手續。1975年初回到廣州，我趕快去派出所辦戶口，泰康路派出所當時挺冷清的，雖然其中又折騰了一下，但終於在廣州落了戶。

1976年的廣州

到了1975年的9月份，經過半年多的“待業”，我終於進了廣州測試分析研究所當修理工。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很不容易，一是我希望去當工人，二是我想學一門手藝。

研究所里有很多技術員，這些技術員中有不少是從北京大機關調回來的。他們已經三四十歲了，但是他們都執着地申請了很多年才調回廣州。除了氣候原因，主要還是在廣州跟港澳和海外的華僑聯繫方便，他們往往都是僑眷。

廣東和香港有天然的、傳統的聯繫。1976年，廣東有很多人偷渡去香港。在廣州的珠江上，還有大金鐘水庫，以及在清遠縣的西江飛來峽上，到處可見背着個球膽或輪胎練習長距離游泳的年輕人。他們都冠冕堂皇地打着響應毛主席“到大江大河裡去鍛煉”的口號，但人人都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為了偷渡到香港而做着準備。在廣州，除了練習長距離游泳以外，也有很多人練習自由搏擊。後來聽說，練習自由搏擊的圈子裡有不少人偷渡去了香港，有些還成為當地黑社會的“省港旗兵”。

1976年，廣州的高壓政治空氣更淡了。常有朋友從北京或雲南來廣州，他們總能帶來一些小道消息。“四五”運動，我們已經聽說了，但廣州沒見什麼動靜。兩個月後，兩位北京原僑委大院的朋友先後來廣州探親。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風光攝影家薛子江的兒子；後來又有粘偉強，是印度尼西亞歸僑子弟。他們把一包底片交給我，並且告訴我，這是他們拍攝的“四五運動”的底片。他們說，北京查得很緊，這些底片是偷偷藏在暖水瓶膽里，才保存下來。當時廣州可沒那麼緊張。正好我已經在家裡裝好了一個暗房，他們把底片交給我保管以後，我就在家裡挑着放大了幾十張。這些照片，記錄了天安門廣場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情況和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後來，薛、粘兩人都移民去香港了。1978年，中央給“四五運動”平反了以後，他們將照片和底片取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的專刊上發表了。那份專刊薛永康還送給了我一本。在發表那些照片時他們仍沒敢用真名，而是用的化名。

毛主席去世後不久，從北京和香港來的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朋友們串門的頻率越來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們兒來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門先關好，向我們全家告知一個重要的消息：“‘四人幫’被抓啦！”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兒的。當時，我媽剛從北京搬來，她還很害怕，生怕我們說話的聲音大了，被外人聽見。我爸只是聽着，不說話。我和我弟弟都非常興奮。朋友們告別以後，又騎車去別人家“傳播小道消息”去了。

沒過多久，小道消息真的變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遊行慶祝，我家樓下的泰康路上人頭涌涌……

老衲秘史 2018.06.18
作者 安哥
原題 知青安哥到農村去！
原載 2009年9月29日《南都周刊》3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