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美貿易戰下的改革再上路

一、經濟學的先知

在《聖經》舊約中，有三種人物是最牛的：君王、祭司、先知。君王負責治理、祭司牧養百姓、先知傳達啟示。

我將那些卓越的學者稱為現代社會的“先知”。有時候，他們的一個思想、一個預判、一個警告甚至一句話，就像閃電一般，穿透歷史的迷霧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類的明天。

有道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庸俗的學者雖如過江之鯽並瓦釜雷鳴，唯有蘇世獨立、洞察天理、黃鐘大呂的“先知型”學者才會被歷史所銘記！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就是這樣的先知性人物。

經濟學家 | 哈耶克 (Oskar Ryszard Lange)

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重創古典市場經濟，西方轉向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前蘇聯則轉向計劃經濟。當時，蘇聯模式立竿見影且蒸蒸日上，引無數西方學者、文人競折腰，交口稱讚。就在這個時侯，哈耶克站了出來，發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預言。

哈耶克不僅與波蘭“市場社會主義派”的經濟學家蘭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等展開公開激烈爭論，更在1944年寫就《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公開判斷並預言：蘇聯模式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最終將滅亡。其邏輯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標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讓政府控制經濟，控制了經濟的政府必然進一步控制個人與社會生活；故計劃經濟=極權主義=通向奴役的道路，計劃經濟終將因低效率而崩潰。

哈耶克知微而見著，被認為是第一個預言了前蘇聯崩潰的人物，他可以是當之無愧的經濟學家中的先知性的人物。

另一個先知性的學者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他不是經濟學家，卻預見了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之衝突，所以我實在不能不提到他。上世紀90年代，蘇東解體，西方世界一片極樂論調，以為歷史已然終結，人類從此走向大同。就在這個時侯，亨廷頓站了出來，發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預言。

文明學家、地緣政治學家 | 亨廷頓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亨廷頓認為，衝突是人類的天性，歷史一直貫穿着衝突的線索，世界在告別“意識形態的衝突”時代後，必將進入到下一個“文明的衝突”時代。

“911”震驚世界的爆炸聲，印證了亨廷頓非凡的先知性思想的銳利鋒芒！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也完全在亨廷頓的意料之中。因為，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文版序中早就警告：

“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

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53－）是另一個具有非凡先知性洞見的經濟學家。上個世紀，先是日本，後是“亞洲四小龍”，然後是“東南亞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即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亞洲一個個國家通過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等，競相實現騰飛，引得世人大讚，譽為不同於西方模式的“亞洲經濟的奇蹟”，李光耀更是大談特談亞洲增長中“儒家文化的價值”。 就在這個時侯，克魯格曼站了出來，發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預言。

經濟學家 | 克魯格曼 (Paul Robin Krugman)

克魯格曼以一篇“亞洲奇蹟的神話”的尖銳文章舌戰群儒，指出亞洲各國的經濟增長，除了抄西方作業、多流血汗、多花工作時間外，沒有任何奇蹟，“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麼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不僅如此，他還指出，由於亞洲經濟事實上已陷入靠大量資源投入拉動增長、效率卻越來越低的“蘇聯模式”，因此終將崩潰。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模式”失敗，“亞洲經濟奇蹟”的爭論終結。從此，李光耀不再倡揚儒家文化的價值，轉而強調人性都是一樣的，新加坡要成為創新國家，也必須尊重個性與自由，可謂思想大轉折。克魯格曼，則備受尊崇，終於在2008年實至名歸地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

世界將會怎樣？有趣的是，克魯格曼在今年5月23日表示，新興市場危機警報已經拉響，“看起來確實很像1997-98年那一次，新興市場貨幣暴跌，企業債泡沫被無情捅破，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壓力，然後本幣進一步貶值”。此可待驗證。

哈耶克預言了“計劃經濟制度”的不可行，克魯格曼預言了一種“國家主導模式”的不可行。兩位帶來的共同啟示就是：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必須依賴於創新的內生增長動力以及宏觀效率的不斷增進。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短期或許有效，長期統統都靠不住，無論是“抄作業（模仿西方）”、“大煉鋼鐵（舉國體制）”還是“打雞血（宏觀刺激）”，都只能曇花一現！

顯然，對中國來說，未來的發展也是要靠創新。然而，創新只是一個美好的果子，必須長在市場制度與自由精神的樹上。有人以為創新=資金+人才，其實創新=體制+文化+資金+人才。所以創新之果，最終將取決於中國的制度與文化創新。

亨廷頓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中美兩國因為價值觀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衝突”。然而，文明與文明並不衝突，因此，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攜手”，進而邁向“文明的共治”（請參看拙作“中美貿易戰與萬曆十五年”）。

下面我要着重講兩位和中國當今經濟有關的“先知”及其先知性預言。

一位是叫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的美國經濟學家。諾斯在全世界最先將經濟學前沿理論引入經濟史研究的大家，奪得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95年春天，諾斯來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成立儀式上發表演講，我曾有幸在場洗耳恭聽。

美國經濟學家 | 道格拉斯·諾斯

（Douglass North）

諾斯介紹了當時我們都不熟悉的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理論，指出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特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慣性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輕易走不出去，嚴重者甚至出現制度“鎖定（Lock in）”。為什麼一些拉美國家走不出來，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就是因為制度（文化）的鎖定。

諾斯警告：一個國家的政體對於經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決定着長期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雖然從短期看，集權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經濟增長率，但從長期看，法治、保證合同執行制度規則才是真正保證長期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雖然中國經濟增長良好，成就巨大，但依然要警惕制度轉型中“路徑依賴”的危險。

這話言猶在耳！過去的20多年間，中國財富增長很大，但改革曲折往復，制度創新與文明轉型至今仍然走在半路上。如何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直面挑戰，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諾斯警告的危局，仍是今天中國的仁人智士們的大考。

諾斯的啟示就是：看國家進步，不能光看體重（財富）的增加，還要看骨架（制度）的成長以及骨子裡（價值觀與文化）的提升。因此，只看到外在財富增長就高談“中國經濟的奇蹟”或高唱“厲害了，我的國”，漠然對待制度的落後以及價值觀的陳舊，被活活鎖死在舊的制度和觀念上卻不自知，那是非常可悲的！

另一位是華人學者楊小凱（1948－2004）。小凱堪稱中國學者中的傳奇。文革中，他十幾歲揮筆寫就“中國向何處去”的大文章，思想深邃，筆力雄健，令康生不能相信是他寫的，非把他抓進監獄，要審查“背後的黑手”。在獄中，小凱自學了數學，出來後直接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後赴美留學，獲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到澳洲任教，獲得終身教授。

華人經濟學家 | 楊小凱

但小凱最魂牽夢繞的永遠是中國，最牽掛的永遠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上個世紀80-90年代，他和眾多中國經濟學家一致共認：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救中國。但他隨後發現，沒有私人產權的基礎，市場經濟就是在沙灘上建大樓，從此小凱逢人就談私人產權的保護。再後來，小凱發現，歷史上王權總是不斷侵犯產權，因此政權不歸位，產權不可能到位；不建立現代政權制度，就不可能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他因此跑回中國發表石破天驚的演講，指出五四“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已經過時了，中國人現在需要懂得“以憲行政與共和制度”，從而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位講“以憲行政”學者。再後來，小凱又發現，憲法政不能是無緣之木、無本之水，制度的種子再好，還需落在好土裡才能結實百倍，他由此發現遵憲行政與基督新教的親和關係，他自己的生命也轉化成了一名基督徒。至此，小凱探索中國變革的出路，從市場制度始，從信仰生命終，可謂走到了華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界與思想界第一人”。然而曲高和寡，幾人真懂小凱？

在經濟學上，小凱最大的原創貢獻，是運用“超邊際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新方法復興了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小凱自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從而做出了教科書級的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認為小凱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比盧卡斯（ Lucas）、羅默（Romer）、克魯格曼（Krugman）的理論要好得多。可惜小凱56歲英年早逝，否則他一定是當今最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人。

2000年12月，小凱回國講學，我亦有幸在北大等聽過他的講座。尤其小凱在北京天則所“後發劣勢，共和與自由”的那場報告，“先知”性的光芒更是不同凡響，是今天中美貿易戰之時，我不能不特別要介紹的。

當時的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已取得重大成就，經濟增長良好。1995年，林毅夫教授海歸回國，大力傳講“後發優勢”理論，指出創新並不等於發明，後發國家不必追求原創性、發明型創新，只要學習、模仿先發國家的技術、經驗，就可實現經濟超常規增長，最終後來居上。

經濟學家 | 林毅夫

林老師是我的老師，我很尊重他。他的理論其實否定了計劃經濟模式，即避開市場經濟另搞一套的作法，因此是很有意義的。同時，“後發優勢”理論也很好地擬合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增長，還帶給國人樂觀的發展預期，更指給中國一條路，那就是通過學習、模仿、吸收，來實現對西方的超越。所以“後發優勢”理論在中國，無論是在課堂還是在廟堂，都大受歡迎，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重大問題。。

就在這個時侯，小凱站了出來，發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預言。

對於“後發優勢”概念，小凱以“後發劣勢”的概念與之針鋒相對！小凱指出，落後國家由於模仿先進國家的空間很大，故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給定製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模仿技術容易，模仿製度困難，因為制度創新可能冒犯既得利益，這使得後進國家有一種傾向，就是技術模仿優先，制度模仿滯後甚至被擱置；這樣厚此薄彼，短期內依然可以取得快速發展，卻給長期發展留下隱患，甚至帶來長期發展的失敗，從而跌入“後發劣勢”的死坑。

小凱以“洋務運動”為例。“洋務派”們想在不改變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 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創造了比“洋務運動”前更好的中國經濟，代價卻是“後發劣勢”：“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與民爭利，既是遊戲規則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員，中國的私人經濟無法生長起來，最終“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所謂機會主義說白了就是坑蒙拐騙，然而，個體戶的坑蒙拐騙還算小事，權力不受約束、政策隨意變化的“國家機會主義”就太可怕了，最終令市場制度體系無從建立，經濟轉型走向絕路。中國現在最大的腐敗是什麼？在我看來，不是官員的腐敗，而是“國家機會主義”！

林毅夫主張中國走“後發優勢”的漸進改革道路，小凱卻主張中國要走憲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於建好制度的基礎設施，才能避免“後發劣勢”，不被“後發優勢”的思路帶到陰溝里去。通過日本和中國的歷史比較說明，小凱特別提醒：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也沒有資格奢談什麼“中國經濟奇蹟”或者“中國模式”。

多年後，張維迎教授也提出：的確，抄作業的沒有資格嘲笑寫作業的；人家修路花了三年，我們三分鐘跑過去，因此而誇耀自己速度快，這是何等可笑！

經濟學家 | 趙曉 (Dr. PeterZhao)

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然躍居世界第二，靠的正是“後發優勢”。然而，中美貿易戰標誌着“後發優勢”的大餅再也沒得吃了，此時，“撥劍四顧心茫然”，我們的國家顯然已在某種程度上跌入到了“後發劣勢”的泥坑。筆者曾經一再警告：中國經濟的人口紅利、出口紅利以及樓市紅利這“三大紅利”已經消失；債務高企、資產泡沫、產能過剩這“三座大山”卻是積重難返、欲罷不能；同時，還面臨着效率（全要素生產率）下滑、美元回流、人口老齡化這“三大風險”；本已身患並症、焦頭爛額，現在更突遭“中美貿易戰”當頭衝擊，中國債務、金融（包括匯市）、地產以及經濟危機可謂隨時一觸即發。

從宏觀經濟風險來看，說千道萬，最關鍵的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TFP）”。這個指標如果為正，則表明經濟可靠創新持續增長；若指標轉負，則表明生產要素投入一旦停止，經濟增長即停止——要麼立即崩潰，要麼逐漸停滯。前蘇聯“計劃經濟”的崩潰就因全要素生產率轉負，“亞洲經濟奇蹟”崩潰同樣是因為全要素生產率轉負。人人都說中國體制有問題，政府機會主義，管制太多，微觀不活，創新不足等等，最終也是要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指標來檢驗。

筆者最要預警的是，綜合國內外各家的計算，結果都表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上個世紀80-90年代的快速上升，加入WTO後的繼續進步後，近些年來卻趨於停滯（表1、表2），特別是在2008年後因“四萬億”的政府投入而轉為負增長，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

據表1，2007-2015年，創新（全要素生產率TFP）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年平均為-1.99個百分點，此期間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表面上依然很高，達到了8.28的增長，然而新增勞動力的貢獻年均只有0.35個百分點，資本投入的貢獻達到了12.83個百分點，貢獻率達123%。

表 1 ：中國各階段經濟增長因素份截及全要素生產率（TFP）對增長的貢獻值

數據來源:建信期貨研究中心（2017，“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因素分解”）

表 2 ：中國1953-2015年真實產出/資本存量/就業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數據來源:建信期貨研究中心（2017，“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因素分解”）

中國近些年的增長完全建立在大印鈔票、貨幣注水以及債務經濟的基礎上，在中美貿易戰後將失去動能，中國經濟增長將因此進入無法持續，各種危機隨時一觸即發的最危險的階段。“後發劣勢”已在宏觀經濟運行上得到證明。

第一，中美貿易戰爆發後，預期順差將急劇減少，2018年中國很有可能首度從順差國變成逆差國，從而從根本上動搖外匯流入這一人民幣印鈔及貨幣擴張的基礎（2017年人民幣的貨幣擴張60%仍然依賴外匯流入）；

第二，中國的負債率已達到令人頭暈眼花的地步，因此債務經濟也走到盡頭了。前段時間，筆者除撰文發出金融危機的警報外，還以圖片方式對中國財政及債務經濟發出警報（參見下圖）。2017年，中國非金融業債務占到GDP的256%，超過新興市場國家190%的整體水平及美國的250%。目前，每年僅宏觀利息就達12萬億人民幣，超過名義GDP增量8-9萬億人民幣。目前，債務經濟已日暮途窮，投入越多虧得越多，純粹是賠本賺吆喝。據於此，筆者預警：下半年中國經濟即將跳水，經濟增長不僅刺穿7%、6%的增長，還有可能刺穿5%的增長！而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最大的危險是“日本化”，即陷入長期衰退，也就是《人民日報》權威人士所說的L形增長態勢。

“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在一片眾聲喧譁中，小凱才是那穿透現象與歷史迷霧的不可多得的“先知”。尤其是今天中美貿易戰，中國的仁人志士們不能不直面小凱“後發劣勢”的如雷警告！中國的為政者，也不可不謹慎而察！

二、經濟學的“資源詛咒”與中美貿易戰改革重啟的機會

我喜歡塞翁失馬的故事，更欣賞老子的智慧。

在老子看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色相和、先後相隨”。歌舞昇平，中國也許就真的變得腐敗朽爛、驕傲、落後了！而中國內在經濟矛盾爆發，外臨中美貿易戰之內憂外患的危機時刻，反而是中華民族痛改前非、絕地逢生的歷史契機。

我想進一步地從經濟學中的“詛咒”展開討論上述話題。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就一直致力於研究國民財富的奧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經濟學出現，致力於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實現經濟起飛，進而成為發達經濟。蘇東及中國的計劃經濟試驗失敗後，又有“轉型經濟學”誕生，致力於研究前計劃經濟國家如何轉型成為市場經濟。另外，更有從科斯發展起來的用交易成本進行制度分析的制度經濟學。

此其中，有諸多重要發現，如同先知性的警示。比如，從長遠看，不是資源而是制度決定經濟增長，只有依靠產權保護、個人自由等一整套制度，創新才能興起，國家才能長盛不衰，相反資源豐富的國家卻容易被咒詛，難以保持經濟長期增長、進入創新發展軌道。

“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又稱“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指的是國家擁有大量不可再生的天然資源，卻反而形成產業難以轉型、過度依賴單一經濟結構、工業化低落的窘境。原因很簡單，資源太豐富了，政府和國民就容易不思進取，不願刻苦幹活，更不會下決心改革和轉型；同時因為誰享有資源誰就能發財，所以人人爭權奪利，國家容易出現寡頭政治、權錢勾結，經濟自由度低、清廉程度低、資源開採以外的行業發展程度低等一系列落後現象。

俄羅斯與委內瑞拉就是典型的“石油詛咒”例子。這兩個國家長期以石油賺取了大量外匯，國內經濟看似有了景氣，但除了開採業外，其他領域的發展都停滯不前，“落後現象”滋生，多年來平均經濟增長分別只有1%、2%，國家被鎖定在“詛咒”的軌道上。

2014年，俄羅斯爆發經濟危機，當年經濟增長跌至0.74%，2015、2016年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更是跌成了負數，分別為-2.83%、-0.22%，這很大程度上正是“資源詛咒”的結果。普京掌權以來，靠國際油價大漲賺取了巨額外匯，提升了經濟增長與國際地位，卻將資金大量投入對經濟發展幫助很小的軍備上。後來，美國在油頁岩技術上實現突破導致國際油價暴跌，歐美國家又因烏克蘭問題對俄進行經濟制裁，以出口原油為主導的俄國經濟遭受重創，盧布大幅貶值。

圖 1 ：俄羅斯、委內瑞拉的經濟增長

賈寶玉含金鑰匙長大，結果只能做紅樓夢，成不了大氣候。一個國家資源太多了就不思進取、巧取豪奪，豐富的資源反成“資源詛咒”。這，着實令人扼腕長嘆並掩卷長思！

在國際上，沒有資源的日本、以色列經濟發展驕人，資源豐富的阿拉伯國家普遍陷於“資源詛咒”。在中國，缺乏資源的浙江溫州人、廣東的潮汕人、福建的晉江與福清人反而興旺發達；有資源的內蒙、山西反而陷入“資源詛咒”，創富能力及發達程度明顯不行。

很多人會說，中國人均資源不豐富，所以不用擔心“資源詛咒”的問題。其實，你錯了，因為經濟資源不等於礦產資源。中國的“後發優勢”其實也是一種資源，是一種既依賴於中國勞動力眾多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在技術、產業上抄作業的“優勢資源”。然而，依賴於“抄作業”+“大煉鋼鐵”，同樣是危險的，會不知不覺鎖定在制度轉型與創新發展的“詛咒”軌道上。事實上，沃森提出“後發劣勢”概念，英文名就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對後來者的詛咒（楊小凱語）”。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十九大也提出要落實全面改革。民間更是不斷提出改革，但推進改革是那樣艱難，既得利益集團是那樣強大，就像李總理所講的，“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

中美貿易戰後，我在《中美貿易戰與萬曆十五年》的分析及建言的長文中提出，改革是轉危為機，贏得中美貿易戰的關鍵。希望中國智庫以及中國決策層儘快形成中美貿易戰的機遇共識：中美貿易戰是危機，又危中有機，搞得好，中美貿易戰或比入世更有利於倒逼中國改革，排除一切改革阻力，落實18屆三中全會以及19大全面改革決議，給中國百姓和企業帶來諸多實惠。例如第六項中方擴大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業開放的協議，不僅有利於百姓醫療、教育，也有利於中小企業降低貸款成本，從而做實中國產業，讓房地產恢復理性，最終還有利於減少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儘快形成中美貿易戰的應對共識：唯有繼續改革開放，推動中華文明升級為現代文明，往前走而不是往後退，才是化危機為機遇的正確方向；要通過減稅、降低資金成本、土地成本，減少行政管制、尊重私人產權等舉措，讓企業降成本、釋活力；只有企業能贏利，中國經濟才有未來；推進保護私人產權、國退民進的改革：既然對美國和海外開放，不如先開放國內……

近日，我注意到吳敬璉以年近90的高齡，也在大聲疾呼：中國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必須重啟改革。我完全贊同吳老反對政府越位干預市場以及改革就是要打破“國家辛迪加”的觀點。

吳敬璉特別提醒，“權力介入經濟領域後，腐敗愈演愈烈，現在已經深入骨髓”。這，其實就是“後發劣勢”的詛咒！但中國的仁人志士不必氣餒，中美貿易戰或許就是中華民族擺脫“後發劣勢”詛咒，走向真正改革、全面改革、徹底改革的歷史機會。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都要感謝貿易戰帶來的重啟改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