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小說甚至史籍中，被視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謂“神機妙算、足智多謀、運籌帷幄”的軍師或者國師，例如孫武、商鞅、諸葛亮、劉伯溫、姚廣孝……

商鞅和魏國打仗，邀請對方主帥公子卬和談，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綁架了，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徑，卻一直被奉為“大智慧”；宋襄公是個老實人，打仗講規矩，不肯趁人之危，卻被恥笑為愚蠢的仁義。

劉邦為了救回家人，和項羽約定平分天下，最後出爾反爾、趕盡殺絕；項羽在鴻門宴上放走了劉邦，卻被批作“婦人之仁”。

諸葛亮借了荊州以各種理由拖延不還，卻成了“足智多謀”的代名詞；魯肅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來卻被視為“顢頇愚鈍”……

▍現代文明為何發端於西方？ ▍

與中國人追求“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實用形成對比，在西方的傳統觀念中，那些被視為智者的，往往是一群“仰望星空的閒人”，他們是思考人類命運的大哲學家、探索自然奧秘的大科學家，例如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羅素、愛因斯坦……

西方人眼中的“智者”，為何與國人差異如此之大，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古希臘的哲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等——關於科學的智慧。

基督教的契約精神——關於道德的智慧。

自由、民主、文明等現代文明理念之所以能勝出，正是因為它們很好地統一了這兩種智慧。

如果科學不符合道德，必然帶來災難——人類歷史上諸多慘烈的教訓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關於道德的智慧，遠遠比關於科學的智慧重要得多。

西方人最推崇的人文經典，都體現了對這兩種智慧的追求：高斯的數學、康德的哲學、孟德斯鳩的政治學……還有關乎信仰的耶穌和《聖經》。

其實，先秦時代的中國人，並不缺少道德信仰的契約精神。

在所謂“無義戰”的先秦時代，仁義禮智信等貴族精神並沒有淪為虛偽的道德說教。西周時的分封建制，本就是一種契約關係。春秋霸主的地位，通常是以“尊王攘夷”、“會盟諸侯”的形式，請周天子確認自己“道德領袖”的地位。各國間的爭鬥，至少還有底線和顧忌。戰國四君子等賢人，言而有信、勇於擔當的故事流傳於世。

那麼問題來了：以憲法契約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秩序，為什麼發端於西方而不是中國？

英國人為什麼這麼“傻”？憑什麼相信對方一定會信守承諾？為什麼不乾脆斬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約精神。

首先，他們有着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線：這份合約是“以上帝的名義”締結而成——否認上帝的至高權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許可以獲得眼前的好處，但是既違背內心的道德，也可能會危及子孫後代。

其次，穩固的產權和平等的交換，使得多次、重複的交易和博弈成為可能，於是背信棄義的人逐漸被淘汰——這直接推動了契約社會的成型。

反觀中國傳統。自秦始皇以霸道開創君主專制，以“天下歸於一統”絞殺了貴族精神和民間自由，中國人的誠信和仁義傳統，就出現了大倒退。

中央集權一家獨大，官家壟斷一切資源，商業沒有絲毫空間；底層不到絕路永遠不敢、也無力反抗，上層不到絕路永遠不屑、也不懂妥協，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亂——幾千年來，中國人都無法建立共同的底線，只能在這種“治亂循環”中打轉。

為什麼遵守契約精神，竟然變成了國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詞？不是我們人種低劣，也不是我們沒有這個傳統，而是自秦始皇以來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敘事邏輯，運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壞契約精神的“逆淘汰”機制。（參閱吳思《潛規則》）

中外思想家的對比

’作者：冬蟄意
來源：知乎

中國的哲學是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從四書五經到論語孟子到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注，本質上都屬於文學作品。

比如說程朱理學的“理”與黑格爾的“絕對理性”。這兩個概念總被國人拿到一起比，認為性質是相似的。但黑格爾的體系，是定義、範疇、邏輯推理和論證建立起的森嚴大廈，而這些東西程朱理學一概沒有。所謂的程朱理學，其實只是對四書五經的一段一段的註解，《大學》裡的“先誠其意”是這個意思啊，《尚書大禹謨》裡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該那麼理解啊，等等等等，再就是程頤朱熹們和學生一段段談話的記錄，這個學生問人心和道心的關係是什麼？朱熹說是這樣這樣的，那個學生又問了一遍人心和道心的關係是什麼？朱熹說是那樣那樣的，兩次說的好像是一個意思，又好像不是一個意思，說法更是根本不一樣… 程朱理學，就是這麼一個體系。黑格爾體系裡的理論架構，在程朱體系裡統統找不到，所以把二者放在一起比的國人們，總是在心裡或服氣或不服氣地承認，黑格爾的哲學理論比程朱完善多了。

但實際上，程朱的體系根本就不是哲學體系，談何作為哲學的程朱不如黑格爾完善呢？兩個體系的架構方式本就完全不同，程朱理學，以及絕大部分其它的中國思想文化理論，本來就不是用西方理論體系的方式架構起來的，非要從裡面找西方式的範疇、定義、邏輯、公理、命題…自然只能東拼西湊，強詞奪理，漏洞百出。

中國理論的架構方式，就是語句之間的含意溝通與互動，也就是由這句話的這個意思說到那句話的那個意思,通過這句話和那句話相對應的含意將兩句話聯繫起來，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說到“道心者天理也，人心者人慾也”再說到“存天理滅人慾”，這種語句之間的推進方式其實和由“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推進到“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在這個語句含意的底層架構上面根本就沒有完整邏輯體系、明確的定義、命題、論證等等上層架構。不同語句的含意甚至可能是矛盾的，比如朱熹就曾在一句話里說“人心惟危”里的人心就是人慾又在另一句話里說“人心惟危”的人心不等於人慾，兩句話居然還在朱子語類的同一節里，幾乎就是挨着的。到底哪句話是對的？只能各自結合上下文去理解，兩句話都是朱熹思想的反映，都是對的。因為這兩句話都僅僅是語句而已，而不是某個上層架構的組成部分——比如某個大命題下的兩個小命題，所以也不存在理論架構出現自相矛盾的漏洞之類問題。你能說《出師表》裡“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和“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兩句話體現《出師表》理論架構的自相矛盾與缺乏邏輯性麼？鑽牛角尖的話只能說明文學理解能力太差。

沒錯，我使用的是文學這個詞。這種用而且僅僅用語句之間的含意互動來搭建文本的方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學方式。中國從來就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神學等等理論體系，在中國起到相似作用的是一篇篇議論性的散文（或者駢文）、對其它文本的批評、註解、重述、各種札記…它們都僅僅遵循着文學的邏輯，尋求的是說理的生動、透徹、完整、實用，甚至浪漫與華麗…但不會尋求在語句和文本之上建立一個獨立於文本而存在的理論體系。

中國思想文化，都是以文學為載體的;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方式，是文學的方式。正確性不是來自哲學中的邏輯體系和公理前提，更不是來自神學中的不可證實或證偽的信仰——比如上帝存在、三位一體、耶穌死後三日復活，而是取決於說理過程本身是否恰當有力，文本的含意能否與現實良好地互相印證。

換言之，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是作為一個說理性的文學作品系統出現的。從《詩經》《尚書》《春秋》到《論語》《孟子》《莊子》到《論衡》到《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注》。。。它們的思想和理論都是寄寓於文本之中，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是否可以脫離哲學家們的原始文本，我在這裡不想討論，但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理解是必須回到承載着這些思想文化的文本之中、以文學的方式去閱讀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