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正處於弔詭時刻。習的思想在中共高層北戴河聚會之後再次在黨媒上成為“顯學”難道就能證明習是滿血復活？

拉鋸戰的態勢是明顯的。習十天的中東非洲之行無疑是習在美帝經濟圍剿巨大壓力之下的重大舉措，可《人民日報》竟然沒有發表重磅社論凸顯習的偉大之行，而只是在“習近平回到北京”這種低調普通的標題之下，迫不得已闡述了一番習十天外訪的重要意義。北戴河會議整整一周，習再次在《人民日報》缺席，倒是李總高調地在北戴河接見了外賓。

北戴河會議好像沒整出什麼幺蛾子，倒是《人民日報》新華社以宣言的名義發表的兩篇重磅文章讓鄧開啟的改革開放國策滿血復活—“改革開放是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關鍵性舉措。”

當鄧的靈魂滿血復活，習的所謂十九大新思想立馬變得味同嚼蠟了無新意。半個月過去，習大大是只聞其聲未見其人--病了在休息還是萌生了想撂挑子的想法？

用腳趾頭都可想得明白，中共政治的大轉彎無一例外都有軍頭們的站台鼎力支持。現在的中央軍委應該屬於習的嫡系，這就怪了，那麼對習胸懷不滿支持這次政治轉彎的軍頭們又是何方聖神？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習的軍事體制改革。

習的紅二代集團加上中共傳統派計劃推行的軍事體制改革，其政治目的其實是優先於國防目的。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中共要永保“紅色”，就必須儘快剷除鄧派在軍隊根深蒂固的影響和勢力。把七大軍區合併為四大或五大軍區的想法其實在習的王儲時期就已經開始。當時國防部長梁光烈擔任軍事體制改革小組組長，籌劃如何把七大軍區並為四大或五大軍區。

習顯而易見的政治企圖自然引起了鄧身後留在軍方的勢力特別是北京瀋陽廣州這幾大軍區高層的高度警覺。當時軍委第一副主席范長龍的政治立場處於鄧派江派之間，自己又來自將被大力整改的陸軍，對軍改大體上採取了比較消極的態度。先是給習去信一封，建議軍改稍後推遲讓各軍區的軍頭們有個心理準備。

習只好啟用軍委第二副主席許其亮擔任軍改第一副組長，負責應付軍改過程中的各種具體事項。 不出所料，習和許其亮遇到很大阻力，只好在高層軍改會議上警告，如有再反對者必須馬上下台。這種內部遇到明顯阻力的情況早幾年網絡上廣為轉播，就是現在百度上仍可查到一些對軍隊內部反對者的描述。

當時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關於軍改的文章雖然不是明顯反對軍改但抵制的情緒躍然紙上：中國軍隊所需要的並不是體制改革而是觀念的轉變。

總的來說，在名義上在體制表層由習和許其亮所主導的軍改收穫巨大。在軍隊內部高層權力分配方面習許二人也有明顯的收穫。十九大後，中央軍委幾乎成了清一色習和許其亮的人馬，在五大戰區陸海空火箭四大兵種高層，習許也都安插了自己的嫡系。在名義和體制上，軍改給紅二代和中共傳統派帶來的收穫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確立了軍委主席負責制，至少表面上削弱了中共政治局集體對軍隊的控制從而擴大了習個人的權威，以至於最後有時喊出了習是軍隊統帥這樣的口號。

第二， 軍改的過程也是一個時不時高喊準備打戰過程，結果是整出了一個戰時指揮中心，進一步推進了新的軍委對下屬各兵種各戰區的指揮權威。

第三， 在原來的總政治部總參總後等部門的名稱前面增加軍委二字，目的是把這些關鍵部門轉變成為專屬軍委主席副主席三位巨頭的“自留地”，減少黨對這些部門的滲透。比如，原來的解放軍總政治部被改為“軍委政治工作部”，這樣一來，總政治部主任就會慢慢養成一個“惡習”,政治上聽從軍委而不是聽從中央，並且把這個“惡習”專遞到下面戰區和各兵種的政工主管。

在習許二人的軍改政治上大獲豐收之時，鄧派軍方勢力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他們的收穫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保證了鄧派勢力在陸軍，特別是中部戰區（北京）北部戰區（瀋陽）和南部戰區（廣州）對各級黨委的控制，保住了政委或政治部主任這樣的政工職位在師集團軍大軍區級別上基本是由鄧派人物擔任。司令在軍事領域發言權自然超過政委，但一旦遇上黨內權力鬥爭，部隊如何選邊，政委加上黨委的權威遠遠超過司令。

第二， 鄧派勢力範圍--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廣州軍區地盤勢力擴大，特別是北京軍區和瀋陽軍區搖身一變成了兩個巨無霸戰區，共有九個集團軍。可以說誰能同時掌控這兩大戰區，誰就成了政治上一言九鼎的霸主。

北京（中部）戰區儘管把內蒙讓給了北方戰區，卻得到了另外三個大的省份：河南湖北和陝西。濟南軍區撤銷後，一個集團軍劃歸北京，結果是北京集團軍總數達到五個。原統轄東三省的瀋陽軍區（北方戰區）從原濟南軍區獲得一個集團軍，同時得到內蒙與山東兩個大的省份，集團軍數量上升為四個。廣州軍區失去湖北但接管原來屬於成都軍區的雲南和在駐紮在那裡的一個集團軍，集團軍數量從兩個上升為三個，軍力上也有擴充。

東部戰區只有兩個集團軍，西部戰區也只有三個集團軍。中共傳統派大概只是對西部戰區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而東部戰區可以推測在黨內鬥政治博弈中很可能是選擇中立，這不但是因為老江是政治上的滑頭，而且鄧的擁護者鎮壓造反派的許世友司令應該在原來的南京軍區多少也留下了政治上開明的傳統。

第三， 可能是由於鄧派與江派聯手發力，十九大後海軍司令空軍司令從軍委雙雙出局，導致紅二代影響較大的海軍和空軍在整個中共軍事體系中的權威明顯下降。

總結：軍改是習和許其亮試圖掌控中共政治最重要的手段。通過軍改，特別是通過清洗中央軍委中的非嫡系人物，紅二代和中共傳統派在中共軍事體系中的實力大為增強，但還不足以改變軍隊師級軍級大軍區級別上政工將領的構成。一旦黨內出現內訌，鄧派和開明派通過對這些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影響有可能占據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