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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紀念外交大師毛澤東
送交者: 北冥有筍 2018年09月10日20:02:5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紀念外交大師毛澤東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再次訪華的斯諾。此前斯諾的參觀,看到中國已經基本走出了困難時期,各條戰線上都呈現蓬勃旺盛的氣象,特別是還成功爆炸了原子彈,心情很激動。但他又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遺憾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中美關係的問題時,充滿信心地說,歷史的各種力量最後也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這個日子一定會到來。毛澤東還強調指出,只有美國軍隊入侵中國,才會發生戰爭。如果他們來,他們也確實不會得到很多便宜。美國領導人大概也會知道這一點......

【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微信公眾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紀念外交大師毛澤東

2018年1月31日,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發布消息稱:有這樣一本書,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發行量超過270萬冊,單本碼洋過億。這本書在面世80年之後,再度不可思議地火了起來。

這本書的書名叫《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作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斯諾於1928年來到中國從事新聞工作。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後,他作為第一個外界記者親赴陝北紅區採訪共產黨領袖人物,寫了大量有影響的通訊報道。由於這些通訊報道都是出自於他親自採訪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不帶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因而得到中外讀者的信任。

1936年7月至10月,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多次會見斯諾,與其暢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還有斯諾同其他中共領導人談話的內容,都通過斯諾的筆端,傳到了西方世界,讓美國人乃至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的人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

毛澤東7月15日第一次正式會見斯諾的時候,首先談到的是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對外政策。因此可以說,這次談話,開創了中共同美國合作的新局面,也開啟了中共早期的“公共外交”。

斯諾根據他在紅區採訪的內容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於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版,一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世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部傑作,標誌着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進入一個新時代。1938年7月,美國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美國人民爭相傳閱。時任美國內政部長的哈羅德.伊克斯讀後即推薦給羅斯福總統。羅斯福也被這本書所吸引,他先後3次接見了回國的斯諾,向斯諾了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羅斯福對斯諾說,“我覺得這樣的人會贏得戰爭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英國倫敦大學對新解禁的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檔案材料的進行了研究,研究指出:(紅軍)與斯諾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毛曾經讓上海的地下黨找一個能發表作品的外國記者和一個醫生。經過慎重考慮,毛邀請了斯諾,因為斯諾具備多方麵條件:他是一個美國人;他為具有影響的《星期六晚郵報》和《紐約先鋒論壇報》寫稿;並具有同情心。斯諾1936年7月進入紅區,同行的還有黎巴嫩裔美國人馬海德醫生,他的藥箱裡裝了許多機密文件……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紀念外交大師毛澤東

毛澤東與斯諾在天安門城樓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諾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這是他對新中國的第一次訪問。當他親眼目睹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中國時,感慨萬千。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會見了斯諾,並與之進行深入交談。

話題由敘舊轉向中美關係。毛澤東說:“......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不是還沒有解決嗎?”毛澤東在這裡指的是,此前中國一直希望中美兩國的記者能夠互相訪問,但美方開始是既不許中國記者去,也不許美國記者來。後來又同意美國記者來,卻使中國記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國。

在談完了台灣問題、新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問題和核武器等問題後,毛澤東說:“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負擔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毛澤東以堅定的語氣表示,“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

在談話中斯諾還問:你還想到黃石公園和密西西比河游泳嗎?毛澤東道:我當然還想去。我想你不會反對,但華盛頓方面不會同意。斯諾又問:如果他們同意呢?毛澤東高興地說:如果那樣,我可以在幾天之後就去美國,完全像一個游泳者。我們不談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並且在河口游游而已。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誠意,實際上在此前的周恩來與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表露出來。周恩來說:中美關係的解決辦法最終會找到,它只是時間問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而友誼則是長存的。

遺憾的是,當斯諾回國後將周恩來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在美國著名雜誌《展望》刊登出來後,竟然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絲毫的積極回應,得到的只是華盛頓某些人士的抨擊。

這種結果或許已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他深知中國實力還不夠,特別是代表工業和科技水平的原子彈,“沒有它人家就說你不算數”。所以崇尚實力的美國可以對中國發出的和解信號不屑一顧。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被迫接受了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對華政策的呼聲開始高漲。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再次訪華的斯諾。此前斯諾的參觀,看到中國已經基本走出了困難時期,各條戰線上都呈現蓬勃旺盛的氣象,特別是還成功爆炸了原子彈,心情很激動。但他又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遺憾。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中美關係的問題時,充滿信心地說,歷史的各種力量最後也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這個日子一定會到來。

毛澤東還強調指出,只有美國軍隊入侵中國,才會發生戰爭。如果他們來,他們也確實不會得到很多便宜。美國領導人大概也會知道這一點......

斯諾問:“您認為中美關係真的有改變的希望嗎?”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

在告別的時候,斯諾說他可能會見到約翰遜總統,問毛澤東有什麼口信要捎給他。毛澤東回答:“不需。”

毛澤東知道在當時中美關係不可能馬上得到改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1964年8月約翰遜政府製造了所謂的“北部灣”事件,悍然擴大侵越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爭的硝煙直逼中國的南大門。所以在談話中,毛澤東一方面表明了中國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另一方面含蓄地警告美方上不得越雷池一步。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很清楚,改善中美關係的條件並沒有成熟。

與5年前不同的是,會見過後斯諾被告知,毛澤東和他談話的內容,“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發表”。斯諾後來回憶道:“這次談話獲得發表,又在政府和黨的機關報上加以報道,這顯然加重了這件事的份量,使它絕不僅是重敘舊誼。在我看來,毛澤東很可能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條件的看法,特別是對越南問題的看法通知美國。”斯諾於1月19日離開中國,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內容。漢堡的《明星報》、羅馬的《歐羅巴》、倫敦的《泰晤士報》等西方國家報刊相繼轉載,而美國各大報刊對此卻視而不見。這說明美國正處在在集中力量消滅北越的時候,是不可能考慮與中國關係的改善。

果然,這次斯諾回國後,儘管見到了約翰遜總統,但被簡單的幾句話就打發走了。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第四次來華訪問的斯諾登上了天安門,參加盛大的國慶節慶祝活動。12月18日,毛澤東又邀請斯諾到中南海,與其進行了5個小時的長談,從“文革”談到反對個人崇拜和形式主義,從中國建設談到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是毛澤東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最長的一次。

從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關係解凍的步子已經越走越近。毛澤東直接提到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問題。他說: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我相信不會吵架的。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讚賞美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做法。

承認中國生產力落後,要向美國學習,也是這次談話的一個重點。順便提一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直思考如何提高生產力的問題。除了前面提到的想與法國合作外,他還在1956年4月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提出要向丹麥學習,準備派兩個代表團去丹麥考察農業和合作社。毛澤東向大使還表示,中國雖然地廣人多,但力量還很弱,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願意的話,我們也願意向他們學習。”在當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以波立特為團長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時強調: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毛澤東還告訴斯諾,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在回答斯諾“您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時,毛澤東幽默地回答:“中美兩國總要建交。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毛澤東上次不捎信給約翰遜,這次卻請斯諾捎信給尼克松,都是基於國際局勢和中美雙方實際情況的的準確判斷。此時美國正陷入越戰泥潭難以自拔。斯諾後來寫道:“美國一旦決定了從越南撤出,顯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國達成諒解。”當然中國當時處於蘇聯百萬大軍壓在北部中蘇邊境,也有尋機同美國和解的意願。這樣,“雙方願意共處”,中美關係的改善的時機才開始成熟。但實事求是地說,美國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尼克松1969年1月上任後先後四次發出與中國和解的信號。其中特別明顯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時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12月18日會見斯諾,進行了長談。

斯諾這次捎信是成功的,儘管他並沒有機會見到尼克松,但他的筆仍像1936年那樣有力,出色地完成了“捎信”的重任。斯諾在回到定居地瑞士後,即的在1971年4、5月間3次在意大利的《時代》周刊上發表了訪華觀感。4月30日,在美國著名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透露了毛澤東願意與尼克松“面談”的信息。但在這之前,美國幾家通訊社已經搶先報道了斯諾這一文章的摘要。這一消息迅速成為美國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甚至成為轟動世界的一個“重磅炸彈”。尼克松在讀了4月18日意大利《時代》周刊上斯諾的《我同毛澤東談了話》的文章後說:“他的文章證實了我所收到的有關中國興趣所在的私下信號。”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給中美關係解凍帶來了實質性的進展。1972年2月尼克松實現訪華, 中美關係終於解凍。中美關係的解凍,再一次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對中國而言,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創造了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開啟了與世界接軌進程的大轉折。

【胡新民,察網專欄學者,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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