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遍近代史，發現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改變了國運和歷史

栩先生

11934年10月5日，上海法租界。一陣嘈雜的腳步聲驚碎了深夜的寧靜。幾十個全副武裝的密探和警察突襲了位於租界的一間普通小洋樓。由於事前得到確切的消息，他們在這個小樓里得到了想要的東西。幾個毫無準備的共產黨人以及大量的現金、銀行存摺、共產主義文件等。一切都表明，這裡就是上海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據點。他們帶着抓獲的人悄無聲息地撤離了這裡，只留下幾名密探繼續監視此處。結果僅僅過了一天，就又成功抓獲了另一名共產黨員。到了10月7日這天，這些密探們的徹夜蹲守得到了最豐厚的“成果”。他們在早上九點半左右成功抓捕了一名喬裝而來的共產黨員，經過審訊，這名共產黨員供出了黨的秘密無線電台的位置，就在公共租界的122號房。10月8日晚，上海警察們對122號房進行了突擊搜捕，除了找到3台短波無線通訊電台，更重要的是又抓獲了1名負責電台維護的技師。面對酷刑，這個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另一台大功率無線電台的的位置。警察們毫不費力地在那裡搜出了可以直接和莫斯科通信的電台以及各種配件。截至到1934年的10月10日，歷時近一周的抓捕行動結束。

在國民黨中統的協調下，上海的警察們晝伏夜出、加班加點，共抓獲了5名中共秘密電台的報務員及譯電員，將當時使用的幾個大功率電台全部摧毀，破壞了中共在上海的整個秘密電台系統。

但在當時來看，搗毀幾個電台、抓了幾個電台人員，根本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戰果，更難以引起正在南昌督戰“第五次圍剿”的蔣介石的注意。當時的國民黨也只是草草地對這次行動給予了一個不太走心的評價，認為“是對共黨上海組織的一次成功打擊“。反倒是，已經準備發動全面侵華的日本對此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他們積極地前往租界當局，詳細收集了相關情報。在事件的兩個月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給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發了一個 “有關中國共產黨會計負責人及電台負責人逮捕事宜”的報告，詳細記載了上述情形。原本至今還保存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

誰也沒有對這一“小事”的嚴重性和產生的歷史影響進行深層次的評估。但如果，事件另一方的蔣介石能穿越一次歷史，開個上帝視角，親自看看這件“小事”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以及最終結果。估計會大罵一小時的“娘希匹”，再下令把那幾天裡參與行動，並取得“優秀成績”的警察、特務們，統統拉到黃浦江邊槍斃十分鐘。

2除了這件發生在上海的“小事”，也就在同一時間，遠離上海近一千公里的南方。正在發生一大一小兩件事情。大事情是，蔣介石正躊躇滿志在全國開展“新生活運動”，想要恢復儒家的道德和準則，以此對抗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侵蝕”。另一件小事是，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準備進行戰略轉移。之所以把紅軍的轉移看成是小事，是因為在當時的蔣介石看來，中共敗亡已成定局，下一步就是如何通過“新文化運動”從思想上消除它的影響了。而對當時的共產黨而言，卻是已經到了決定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了。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形勢已經不能叫壞，而是壞到沒底了。

在當時領導者博古、李德等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和戰略下，蘇區領土寸寸丟失，紅軍戰士前赴後繼地倒在前線。最近的時候，國民黨的部隊距離蘇區首都瑞金只有幾十公里，炮彈、子彈呼嘯的聲音隨風傳來，仿佛近在耳邊。形勢到了這一步，再喊什麼口號也沒用了，博古等人已經悄悄開始收拾行裝準備放棄蘇區了。和現在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長征剛開始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自己要長征。在黨的最高決策團隊裡，這項行動被稱作“大規模軍事轉移”。

而按照某些書的說法，甚至連長征這個詞，都是國民黨首創的。據追了紅軍近一年的國民黨將軍薛岳講，當他在1935年完成追剿紅軍的任務後，蔣介石曾發表講話予以讚揚。蔣說:“通觀古今，還沒有任何一支軍隊進行過這樣一個行軍兩萬多里的長征。今天，我們創下了這個紀錄……”因為從國民黨的視角來看，他們才叫“長途征戰”，中共則只能叫“長途跑路”。

無論是“征”還是“跑”，離開之前，博古、李德等按慣例給共產國際的打了一個電報，提出為保存有生力量，準備轉移出蘇區。共產國際回電錶示同意。但幾乎誰都沒有想到，這居然成了在長徵結束前，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最後一次聯繫。1934年10月10日，中央蘇區約8萬6千人參與了長征，這些人經歷了慘烈的突圍和艱辛的跋山涉水，一年後，大約只有兩萬多人走完了長征。

而如果你還記得，前面我們講過，就在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同一天。千里之外的上海，警察、特務們正在進行最後的收網，他們抓了幾個中共秘密電台的工作人員，搗毀了幾台發報收報機。而現在這兩件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終於聯繫到了一起。就在這一天之前，當時的紅軍電台因為功率小無法和莫斯科直接通信，一般都要通過上海接收轉發。但現在上海的中轉電台已經被國民黨搗毀，長途行軍能攜帶東西又很有限，所以他們把已失去了作用的電台留在了蘇區。前因後果，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

從長征開始，中共失去了和共產國際的所有聯繫。

3很多年以後，我看到了一本書，書裡關於“權力”有一句非常發人深省地闡述：權力看似來自於上級，實則來自於下級。或者可以這麼說，虛職是上級賦予的，但真正的實權其實是下級撐起來的。沒有下級的真心服從，再高的職位都是空中樓閣而已。在長征以前，作為當時中共和紅軍負責人的博古和李德，權力幾乎全部來自於共產國際，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和同意。在由共產國際操刀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一群沒到過農村、沒帶過兵的學生領袖，進入了黨中央，其中就包括王明、博古。

他們除了都是當年留學蘇聯的“優秀學生”，都滿腹學問並擅長紙上談兵以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黨內頤指氣使，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所以，在後世歷史學家的描述里，這段時間的中共就是個“兒子黨”，親爹在蘇聯。還有書裡形象地說，這是蘇聯給中共“快遞了一個黨中央”過來。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干預下，雖然博古和李德的很多決定和做法都十分荒唐，但長征前的紅軍和全黨還是選擇了服從。然而，就在中央紅軍即將離開蘇區的時候，他們與共產國際的電報聯絡中斷了，原因前面說了，因為上海的警察們把秘密電台一鍋端了。這意味着，雖然還頂着中共中央和紅軍負責人的頭銜，但博古和李德的所有行動都沒有了“親爹”的指示，更沒有了“親爹”的干預。這對博古和李德而言，可以說是滅頂之災，他們失去了擁有“尚方寶劍”的靠山。很多年後，李德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中央與外界完全隔絕，對以後的事態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在長征之前，雖然博古和李德的決定和指揮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但並不能對他們造成實際的影響，因為有“親爹”護着。

在長征開始後，隨着紅軍和黨內部對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滿加劇，到了遵義會議上，終於演變成了一邊倒的批評。而失去共產國際的博古和李德，面對其他黨內同志和各軍團負責人的批評，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客觀上，加速了博古等人失去權力和毛澤東在長征中的崛起。最後形成的遵義會議的決議，非常口水話、直白粗暴，沒有那麼多的彎彎拐拐，體現了我黨當年純樸的一貫特色，開篇第一句話就是：

聽了博古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及周恩來同志的副報告之後，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博古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這臉打得啪啪作響啊。最終的結果就是，遵義會議在完全未經共產國際批準的情況下，把毛澤東選進了常委（這是他第一次在黨內獲得這麼高的頭銜），同時在軍事上成為了周恩來的助手。

從此，在毛澤東帶領下的紅軍和黨，走上了逆勢翻盤的道路。在官方最可靠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紀事本末》裡，關於這一段歷史的原文表述如下：

遵義會議前，黨的歷次重要會議、重大決策，都向共產國際請示，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甚至是在共產國際派人前來指導下進行的。而遵義會議是在與共產國際聯繫中斷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

到了1936年，和共產國際恢復通訊以後，蘇聯所看到的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共產黨和紅軍已經從江西跑到了陝北。更讓他們震驚的是，中共的領導層已經在脫離他們控制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一直不喜歡的毛澤東開始領導這支工農武裝，並在中共黨內確定了其領導地位且不可動搖。

這時候的共產黨雖然還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組織，但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實質上，共產黨都已經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控制，不久之後，毛澤東在延安就已經對斯諾說了這樣的話：

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 ，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

之後，雖然王明從蘇聯回來，要和毛澤東叫板打擂台，但連共產國際都帶話給他：應該告訴全黨，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領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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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關於這兩件事的描述，是在一個俄羅斯人亞歷山大·潘佐夫寫的《毛澤東傳》裡。作為一名生於莫斯科的歷史學博士，他的最大特點是能夠看到大量的前蘇聯珍貴檔案。但在他的書裡只是提到了這件事，並沒有去深入闡述分析，直到後來我看了金一南教授寫的《長征》，書裡這樣評價：一部電台的失去竟使歷史突然間改變了走向，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博古、李德、毛澤東，以及在上海忙於搜查的國民黨秘密警察們，誰都不曾想到的。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件遠在上海的，看起來不起眼的小行動，居然就真的像蝴蝶效應般地，對歷史的進程造成了這樣大的影響。

當然，如果我只是寫一篇文章，那麼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大家看着也挺過癮，以後有機會還可以拿來吹吹牛逼。這樣寫也確實很爽，因為很多的野史、傳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但作為一個喜歡刨根究底、更喜歡逆向思考的人。

我在寫的時候就一直在想，難道我們黨的歷史、我們國家的歷史，就真的建立在這樣一件充滿巧合的事情上嗎？假如電台不被摧毀，假如長征中博古等人還能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幫助，毛澤東、紅軍乃至中共的命運就會完全不同嗎？

這樣的想的人很多，羅素就曾經說過：拿破崙在萊比錫的失敗，是因為他在德累斯頓戰役後吃了一個桃子。

於是，我看了更多的資料。

我看到，早在1923年，當時的中共中央 5 個委員 ，就曾經對共產國際的一項提議表示了一致反對。

我看到，1927年周恩來在一次會上因為和共產國際意見不同怒而拍了桌子。20 多年之後，周恩來還說：“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

我看到，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更是經常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放到一邊，甚至公開指責共產國際遠東局。

到了1931年的時候，對共產國際最直接的反抗出現了。

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因為強烈反對共產國際破壞組織程序的做法，更反對王明、博古未經選舉就進人黨中央領導層。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黨內骨幹在上海開秘密會議商議對策。但當會議召開時，國民黨特務衝進來，這些骨幹及家屬35人悉數被捕。他們中間還有作家柔石、馮鏗、胡也頻和殷夫。

柔石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家，而詩人胡也頻則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頻被捕的消息後，丁玲這個弱女子在上海的淒風苦雨中四處無望地奔走。幾天后，她等到的卻是胡也頻等人被槍殺的消息。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24人，被國民黨殺害於上海龍華。其中柔石身中10彈，中國最傑出的小說家就這樣被虐殺了。面對國民黨的殘忍殺害，黨外人士魯迅拍案而起，在巨大的憤怒中冒着殺頭的危險，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為了忘卻的紀念》。文章里有一首傷感的詩：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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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這些史料的時候，才發現，其實當時的中共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聽共產國際的話。而毛澤東，也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在蘇聯“留學生”面前毫無招架之力。事實上，毛澤東比王明、博古還要早地就在共產國際嶄露頭角。早在1927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 就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也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 

兩年後，毛澤東也曾短暫失去權力。他親手帶出來的紅四軍，因為反對他的“家長製作風”，通過“民主選舉”，把他從領導崗位上選掉了。毛澤東只能黯然離開紅四軍，到閩西休養。因為許久沒有露面，國民黨開始傳言毛澤東已死於肺結核病。 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 第二年初在 《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 提前了四十多年對他作出了極高評價：

“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 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 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而失實，但它透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的重要地位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無論如何打壓他，也無法完全抹煞毛澤東的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了。這以後，因為離開毛澤東的紅四軍開始打敗仗，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又被請回了紅四軍。

1931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更是直接對中央派來代替毛澤東的負責人項英提出反對意見，他們致電臨時中央，指出：項英因“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決定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這看似大逆不道的發電背後，正代表了毛澤東在紅軍和地方黨委中的實際威望和權力。這是共產國際再怎麼努力，也無法代替的。

所以，在共產國際的代言人博古到達蘇區並開始強勢剝奪毛澤東的權力後，共產國際居然出手進行了干預，他們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提出“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還曾疑問， 為啥毛澤東屢次被奪權， 卻能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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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更多史料的閱讀，我基本可以確定，即使長征途中，中共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即使博古和李德還有蘇聯護着。但是面對不斷的失敗，對比毛澤東指揮下的紅軍曾取得的多次“反圍剿”勝利，多數人仍然會做出那個正確的決定。對長征中的毛澤東而言，即使失去一個機會，也一定還有其他崛起的機會。還是斯諾評價地好：

革命運動要求它的領袖能夠比旁人早一點看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情, 在這方面毛澤東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隨者對他的判斷力產生了極大的信心。

1932年，共產國際指揮下的整個紅軍頭腦發熱要去打贛州，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贊成。唯有毛澤東提出反對，說贛州打不下來，贛州是銅牆鐵壁。

彭德懷帶領的部隊在前往攻打贛州的途中還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帳。結果卻損失摻重，大敗而回。

張國燾，可以算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對手之一了。論資歷，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是大會主持人，而毛澤東只是一個記錄人。1935年，長征會師時的張國燾騎着高頭白馬，手下十萬將士，兵強馬壯。彼時的毛澤東剛跑出國民黨的追擊，蓬頭垢面，手下一萬多戰士面黃肌瘦。隨後，張國燾拒不同意隨毛澤東北上，甚至另立中央，宣布毛澤東所在的中央為非法，開除毛澤東黨籍，並通緝毛澤東。這比共產國際的干預要厲害的多了。

問題是，一意孤行的張國燾卻越來越孤立，十萬戰士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 “中央”，灰溜溜地去了延安，最後更是叛逃，在異國他鄉，淒風苦雨地過完一生。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 了這一正確論斷。 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

毛澤東的地位從來也不是天生的。那些坎坷的經歷、那些人生的低谷和打壓，每一步都是他走向領袖的堅實台階。長征途中，毛澤東的崛起和中共命運的改變，更遠遠不是一個小小的電台被摧毀就能決定的。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總是會產生“小事情改變了歷史命運”的錯覺。只是因為視角的局限，如果視角更大，看到的史料更多，會發現沒有什麼成功是一次機會的偶然。

如果你覺得是，一定是因為你還不知道他們已經經歷了剩下失敗的99次機會。孤例不證。如果只盯着一個事件無限推論下去，就一定會出現“如果丘處機沒有路過牛家村”、“假如潘金蓮沒有開窗戶”這種看似頭頭是道實則無稽之談了。天文學家卡爾·薩根說過：一條假說越是令人驚異，它所需要證實它的證據就越多。一個匪夷所思的觀點背後，必然需要更多的資料來支持。

你看到的資料越多，就越能知道偶然中蘊含着的必然。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都這樣去讀歷史，讀到最後一定會面臨終極的問題：一個人的命運，到底是靠自我的奮鬥還是歷史的進程？我看了那麼多歷史，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答案：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的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但人生的魅力就在於，你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處在什麼樣的歷史進程里。

所以，如果一個人能在歷史的迷霧中，穿透重重表象，透析世界、社會和人生的本質，看到了常人所不能看到的規律。排除穿越、開天眼、以及一切無法驗證的可能之後，只有一個答案：

這個人成功的背後，一定是經歷了更加艱苦卓絕的自我奮鬥。

—— END ——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看過的史料堆起來能有半人高了。

我大概是把有關毛主席的史料吃得滾瓜亂熟後努力寫的最接地氣、最利於大家理解、並帶給大家更多啟發的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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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努力是必要條件， 偶然機會也是必要條件， 兩個條件加起來叫充分必要條件。 偶然的機會給了相應， 可是他只當了三天領導就被罷免了， 並且冤死再警衛的槍口下。 偶然給了張國燾很多次機會， 可是南下死路一條被別人明白無誤地告訴他， 連時間都預測好了， 不出一年就不得不掉頭北上， 張國燾實在沒有毛澤東洞察歷史的分析能力。 也就是努力不夠。 共產黨里立志救國的能人也很多， 很多早早就被蔣介石抓到給殺了， 再努力也是白搭。 但是各人努力也可以打敗偶然事件。 比如粟裕就不肯同項英葉挺那樣死囚皖南， 而是聽毛澤東的話早早轉進敵後，到鬼子占領區去。鬼子占領區看似危險實際上躲過了危險。 方志敏被俘而死那一次， 粟裕也是堅決地不停下來修正而避開了滅頂之災。 所以， 成功絕不是僅僅偶然能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