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的真正貢獻不是所謂的空間與時間等戰術問題， 而是建立了一個中日戰爭的理論模型。 其最大的貢獻點是對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以及世界範圍各種資源和力量的分析。 沒有這個詳細的分析是建立不起來抗日戰爭的數學模型的。 中國抗日戰爭從此走向了有理論指導的過程。

對比蔣介石和其他軍閥， 他們的抗戰要不是本能的反應， 就是被動的期待。 比如蔣介石就每天想着世界大戰，歐美蘇不能容忍日本獨吞中國的利益。 蔣介石的模型不是完全不對， 日本吃了中國之後力量膨脹必然挑戰美蘇歐， 但是，這種假設首先以中國死掉為前提， 比如拱手出讓東北，南京慘烈的大屠殺， 這都要中國人經歷燦烈的苦難， 並且對歐美的期待也是不靠譜的事。 萬一歐美覺得日本太強大而妥協呢。

今天想起轉載論持久戰乃事因為中國又面臨一個生死轉折。 毛澤東最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分析問題建立模型的方法。  另一個例子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不要以為井岡山根據地是被逼無奈的憑空選擇， 毛澤東早就通過考察分析得出了結論， 列寧在蘇聯的革命方式在中國行不通。 還有毛澤東預測張國燾南下吃大米，赤化雲貴川的做法註定失敗， 這都是根據全面的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 而不是如神仙掐指算出來的。 他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是不能重複的， 但是他使用的方法是可以重複的。

比如今天中美的所謂貿易戰， 網上口水翻飛， 誰能真正分析一下中國美國各種力量對比，建立一個完整的模型？ 當然中國和美國高級智囊團也許會有模型我們普通百姓不知道。但是， 既然在網上發議論那種你輸我贏的口號就顯得相當無聊。 真的精力過剩不如也好好考察一番。  

讀懂了《論持久戰》就讀懂了中國和世界！
作者 韓毓海

1938年5月，毛澤東再次把自己關在了窯洞裡，他七天七夜沒有出門，除了一天兩頓稀飯和鹹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質的紙煙，埋頭寫作，以至於連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渾然不覺，警衛員賀清華後來說：“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毛澤東就是在這七天七夜裡寫成了《論持久戰》。

馮玉祥得到這本書後，立即自費印了3千冊，分送國民黨要人，而白崇禧讀後，更是大為嘆服，他還從中歸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兩句話，如獲至寶的白崇禧把在《論持久戰》送給了蔣介石，而這一次，連蔣介石也不能不贊同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了。

抗戰八年，國共兩黨攜手共御外侮，而指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則是由共產黨人毛澤東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海軍航空兵司令官遠藤三郎，在北京見到了他畢生最崇敬的對手毛澤東。

遠藤三郎，1893年出生於日本山形縣，15歲入日本士官學校，隨後留學於法國陸軍大學，在日本統治集團中，他被稱為“有思想的軍人”。山形，以出寶刀而聞名，就在那一次會見中，遠藤三郎把祖傳的寶刀獻給了毛澤東。寶刀出自14世紀日本鎌倉時代的“國匠”米國光之手，是遠藤少年時代加入軍校時，外祖父贈送給他的傳家寶。這是出乎意料的舉動，是日本軍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禮。

遠藤三郎說，敗要敗得明白，敗在毛澤東手下，日本心悅誠服。而在此之前，遠藤三郎卻像大多數日本軍人一樣，對中國是根本不服氣的。他認為，無論在軍事、現代化程度還是國力上，日本都要遠強於中國。他認為，日本是純粹軍事戰略上的失敗，其關鍵在於日本在“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之間沒有做出清晰的判斷與選擇。

發動侵略戰爭之初，日本戰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爾。按照石原莞爾的設想，如果日本在占領中國東三省之後全力進攻蘇聯，那麼，在德國和日本東西夾攻之下，蘇聯很難不被打敗。而如果以朝鮮、偽滿洲國和日本本土為基地，假以20年的長期準備，再全力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那麼，日本占領太平洋的東部，與美國“劃洋而治”也絕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爾起初的設想就是如此：以“日、鮮、滿 （偽滿）一體化”為前提，實現“第二次產業革命”，這包括在遠東建立一個年產2千萬噸鋼鐵的大基地，計劃年生產飛機1萬架，將人造石油作為研發重點，大量生產飛機、汽車、船舶、工業機械，其中還包括打通朝鮮海峽海底隧道，建設一條從日本出發，經中亞到達歐洲的新幹線計劃。

而要實現這個計劃，需要20年的時間。石原莞爾原本設想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之後，日本再舉兵指向西伯利亞和太平洋。

但是，在遠藤看來，由於“沒有頭腦”的東條英機代替了石原莞爾，這個宏大的計劃擱淺了，而且，直到戰敗，日本的戰略依舊還是在“大陸”與“海洋”之間徘徊，而在整個戰爭中，日本的最高統帥部都沒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戰略。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戰敗的真正原因。1947年2月，遠藤作為戰犯被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一年後，他被釋放。從此，遠藤三郎在琦玉縣耕田為生，除了種地之外，他平日閉門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戰敗的原因，直到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的思路從此轟毀，他說：自己“覺悟在一夜之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起碼從三個方面擊中了日本戰略的要害，也擊中了遠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絕非單純的軍事較量，因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政治較量。在《戰爭與政治》一部分中，毛澤東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則是不流血的戰爭。關於中日戰爭的政治性質，毛澤東這樣寫到：

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一個武士階層，而中國的劣勢則在於統治者是文士階層，這是兩個社會結構的不同，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同，則造成了政治動員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動員，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礎上，日本政治動員比較快，但範圍有限，而中國的政治動員雖然進行得慢，但深度和廣度則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國能夠進行全民族的廣泛動員，並形成一支與人民在一起的軍隊，那麼，日本軍事制度就會被中國的全民皆兵所戰勝，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就將被中國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全面性、廣泛性之優勢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動員》一部分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為什麼全面的政治動員是抗戰勝利的關鍵。他認為：

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抗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裡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毛澤東接着指出，政治動員，就是“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傳方面的較量，因此，抗戰，也是一場文化的思想的戰爭與鬥爭。他認為：

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

其次，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其次，《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不僅是現代化程度的較量，而且還是意志與人心的較量，是軍隊的政治素質的較量，如果中國軍隊能夠不斷提升政治素質，就會不斷抵消日本在裝備方面的優勢。

在《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部分中，毛澤東則講了軍隊的政治優勢與裝備優勢之間的關係。他認為：

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隨後，毛澤東再次論述了他的基本觀點，中國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於人民沒有組織，社會沒有組織能力，一旦把人民組織起來，那麼，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根本改變，日本的武士組織，就不能與中國廣大的群眾組織相抗衡。他說：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只要人民組織起來，只要有一支人民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在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時刻，毛澤東的自信的聲音，如號角一般劃破了漫漫長夜。

《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並非兩個國家之間的較量，而是全球戰略的較量。它威脅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併中國東北，同時也在大陸方向上對蘇聯構成了嚴重威脅，從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國孤立起來了，但是，從全球戰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經空前孤立，目前，中國只是與日本作戰，而在不遠的將來，日本將不得不與中美蘇同時作戰。相對於中國，日本固然在軍事、現代化程度和國力上都占據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是表面的。實質上，日本在政治動員、意志較量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都處於劣勢，正是從政治動員、社會組織能力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看，日本必敗，中國的抗戰必勝。

毛澤東指出：日本的戰略，便是以整個中國為基地，向“大陸”和“海洋”兩個方面展開，而他用十幾個字，就一舉概括了日本的戰略實質：“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毛澤東看來，日本的戰略並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戰略一開始是深謀遠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撿軟的捏，首戰找弱敵打，從中路突破，進攻最弱勢的中國，然後以中國為基地，逐步向兩翼展開——這本是極為精明的戰略。

在毛澤東看來，這一戰略成敗之關鍵，不在遠藤之流所謂的“兩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間”。然而，百密一疏，在這個精心的戰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會抵抗，而且會如此長時間、如此持久、如此頑強的抵抗。中國的長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戰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國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決的戰爭泥潭中。而從此之後，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動，再也不能採取主動的戰略。日本看起來是輸在了“兩翼”，但實際上卻是輸在了“中間”。

因此，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日本沒有想到中國會抵抗，而且會如此頑強持久的抵抗，這是因為：日本自己從來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麼，而且，日本還把中國對西方強權的抵抗視為亞洲式的保守、落後和“不開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對強者的抵抗。面對西方的衝擊，近代以來的日本與中國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面對西方的壓力，日本沒有經過抵抗，就立即放棄了自我，而轉向了西方，但是，中國卻把這種壓力變成了自我變革的動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創造出一個新的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道路。於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盤西化，而中國在抵抗西方中，能夠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遠，而日本卻在西方的壓力下放棄了自我，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遠。

日本之所以自誇自己比中國優秀，無非是因為自以為是“西方的好學生”，但是，這樣的所謂“好學生”，卻是為魯迅所不齒的“弱者”和奴才。魯迅說：“強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強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則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是西方列強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蔭等“明治志士”們，反而提出了所謂“得失互償論”：即“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這當然就是“受到強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澤渝吉的《脫亞論》，不過是把這種最可悲的弱者，粉飾為強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於1983年，回顧20世紀前半頁的歷史，作者竹內好感慨說：日本只認西方價值為普世價值，但是，忘記了西方的價值並不普世，因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適用於西方的市民社會，並不包括西方的無產階級，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國的反抗，則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這才是真正實現普世價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則說，無論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價值，因為代表普世價值的是中國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現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層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這樣比較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說，日本的現代化不但沒有引發內部的社會革命，反而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封建結構，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則是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同時，則進行着內部的社會革命。中國在抵抗強權中，煥發了自我，進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國革命不僅改造了中國，改造了東亞，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黃土高坡上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一舉回答了日本的戰略是什麼，以及什麼叫“中國抵抗”。

在遠藤三郎看來，毛澤東這醍醐灌頂的論述說明了：正是中國的持久抵抗救了蘇聯，如果不是日本陸軍被中國牽制並被極大地消弱，那麼，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揮師北上，而那個時候，在西線窮於應付希特勒的斯大林，還能夠阻止日本的進攻嗎？

也正是中國的持續抵抗救了美國，如果日本能夠順利占領中國本土，那麼，日本就有足夠的力量進行20年的準備，並依據廣闊的大陸、新型的產業政策與美國爭奪海洋霸權。那時美國還能從海上對日本進行封鎖嗎？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持續抵抗，實際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順利地占領中國，那麼，日本就將進行“兩翼齊飛”的戰略，即同時進攻蘇聯和美國，如果是那樣，那麼戰爭的規模將無限地擴大，全人類將為戰爭付出更大的代價，而日本最終將會失敗得更慘。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認道義上的失敗，這就是在遠藤三郎乃至石原莞爾等“有思想的軍人”看來，日本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圖以“東方的價值”，批判“西方的價值”。但是，讀了《論持久戰》之後，遠藤三郎方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東方價值”。他說：真正的“東方價值”，就是抵抗強權，人類的普世價值就是和平，武的意義是“止戈”，“止戈”才是軍人的道德，即“武德”。而這就是《論持久戰》中所指出的——“為永久和平而戰”。

當毛澤東寫《論持久戰》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全面爆發，而毛澤東卻預言說：這次大戰與此前一切戰爭都不同，因為它將會產生一個極為重要的成果，這就是它將使全人類認識到：和平是全人類最普世的價值。“和為貴”，和平超越了“東方價值”和“西方價值”。而戰爭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消滅戰爭。

受到毛澤東所謂“為人類永久和平而戰”論斷的啟發，二戰結束後，遠藤三郎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建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遠藤三郎差不多長毛澤東一年，但是，他卻這樣說：在他（毛澤東）面前，我好像是一個後輩見到前輩一樣，心中充滿了惶恐與感激。

陸地與海洋。這個問題豈止困擾着日本，而且也困擾着全人類那些最發達的頭腦，最強悍的心靈，猛士決戰，豈止在疆常毛澤東與遠藤三郎當年關於全球戰略的對話，對於今天的我們，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1919年，英國戰略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提出了“陸權論”。他指出：歐亞大陸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島”，而一切海洋國家，都處於邊緣。“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能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世界。”

基於這樣的陸權理論，英國、德國和蘇聯，先後展開了對歐亞大陸——特別是其核心地帶的爭奪。“二戰”期間，美國戰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則依據他的“三海戰略”，提出了“海權論”。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歐亞大陸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要衝，而中國南海則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誰控制了這三個“海”，誰就將控制世界。麥金德把歐亞大陸視為中心，把海洋視為邊緣，但斯皮克曼則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邊緣包圍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正是根據這樣的戰略，包圍並瓦解了蘇聯。但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卻轉而追隨麥金德的陸權戰略，再次興兵西亞和中亞，最終，今天的美國則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之中。歷史有着驚人的相似，當年，陷入了陸地與海洋之間的徘徊而顧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樣陷入了陸地與海洋之間的徘徊和顧此失彼的，則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