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幾十年奉行的改革開放路線在很大程度上是鄧與中共傳統派分道揚鑣的結果。作為一代政治強人，鄧其實也有自己的軟肋，那就是他曾經也是被別人從半禁錮的狀態中打撈解救出來之後，又被中共傳統派擁戴為中共這艘大船實際上的掌舵人--權柄是別人塞到他手中而並不是他自己成就一番大業之後獲得。由於這層背景或淵源，鄧隨時隨地都得虛心聽取傳統派元老們的心聲和意見。

鄧的南巡講話讓在89六四之後遭到嚴重挫折的改革開放再次楊帆出發駛出港灣。不過經常被人忽略的是，鄧的南巡講話是罕見地在公開場合批評了黨內阻礙改革的勢力並嘲諷了傳統派馬列主義理論權威。所以鄧似乎是在他自己與中共傳統派之間劃出一道界線，他的南巡講話也可以算是宣告了他與中共傳統派分道揚鑣的一道隱隱約約的聲明。

鄧與中共傳統派分道揚鑣首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鄧要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私營化讓中國經濟與西方全面接軌。而傳統派卻擔心市場化經濟會成為顏色革命關鍵性的第一步，認為對外開放應該局限於引進資金技術和設配，而不是擴展到中國經濟與西方經濟的全面對接。

表面上來看，鄧與傳統派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經濟領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在鄧的腦海中，中國社會的理想形態是拋棄一部分馬列主義教條在經濟上在政治上與西方融洽和睦相處。而中共傳統派的理想藍圖就是鼎盛時期蘇聯的景象，通過計劃經濟，黨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機器統管一切。至於如何與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關係那就是必須為最壞的局面做好充分的準備。

鄧對蘇聯模式的反感大概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蘇聯雖然是軍事超級大國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超出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但與西方比較還是差距明顯。第二，蘇聯政治專制體制不但是本國人道主義災難大規模政治迫害的根源，同時還影響到中共也是中國人道主義災難的間接原因。

說到大饑荒農民餓死幾千萬這種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和文革這樣的政治動亂，中共內部可以分為愧疚和無悔兩大派別。愧疚者認為責任並不全在毛澤東一人，中共從中央高層到地方各級領導都需要承當責任，中共這個體制缺乏及時制止或緩解的糾錯機制就說明這個政治制度內部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決不只是限於領袖個人的素質。無悔派認為重大災難的出現本質上屬於偶然與制度無關，毛如果多一點謙虛慎重多聽取別人的意見就可以避免災難發生。最重要的不是內疚而是不重韜復徹以保持政權的武運長久。

改革開放之初，鄧在美國訪問之時誠懇說到：在西方美國不可能發生文革那樣的災難。

對中共傳統派來說，最大的思考題目大概是如何在世界民主憲政藍色的海洋中獨善其身。對鄧來說，最大思考題是如何讓具有獨特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的中國與西方文明能夠融洽和睦相處。上世紀60年代初蘇共修正主義頭目赫魯曉夫向西方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和平競爭”的口號，不幸被中共視為投降主義遭到義正詞嚴的譴責。古巴導彈危機，周恩來代表中共表態：蘇共不應該退讓中國準備犧牲一半以上的人口換取社會主義陣營在一場核大戰之後的最後勝利。

89六四和“蘇東波”之後中共傳統派要高舉紅旗的衝動變得強烈。鄧給政治局常委的忠告是“不出頭不扛旗”，也就是不與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正面衝突。

鄧擔心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可能意味着永遠擺脫不了核大戰那種全人類面臨末日的危險。他的“摸着石頭過河”也許包含探索出一種與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並不直接牴觸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不幸的是，這些年中共政治中的頭等大事似乎就是一場在強烈反鄧情緒支配下的自救運動，彰顯而不是模糊中國與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主要目的當然是消除任何顏色革命的隱患。

令人稍感寬慰的是，在高喊“三個自信”的同時還有一個對沖的政治口號，那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提醒美國同時也是提醒共軍內部的鷹派，讓他們明白紅色和藍色江山都可能同時在一場核大戰之中灰飛煙滅。

鄧的思維達到了世界人類文明延續的高度，而中共傳統派卻凝固在紅色江山的層面，懷着舊時代帝王將相王侯子孫那樣的心態把紅色故鄉當為自己和父輩們唯一的人生歸宿，而不能通觀人類歷史放眼看到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