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斯大林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試驗

反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

反對托洛斯基的鬥爭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全新的制度，出現在俄羅斯大地上。什麼是社會主義？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甚至像俄羅斯這樣比較落後的國家建成社會主義？怎樣建設？都是糢糊不清的。這些問題列寧在世時就經常開展討論的。列寧去世後，黨的公認領袖和理論權威不在了。誰來作列寧的繼承人？誰有權解釋列寧主義？這些問題的爭論，實際上在列寧病重期間就已開始。現在斯大林巳接班。再爭論這些問題就帶有爭奪黨的領導權性質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十到十二月間，托洛斯基以“新方針”為總標題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批評黨的機關官僚化和脫離群眾。以斯大林為首的三駕馬車

（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湼夫）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反駁。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俄共十三大上，斯大林利用總書記地位，在未作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將托洛斯基反對派定為：“企圖修正布爾什維克主義，具有明顯小資產階級性質”的結論。

一九二四年四月，托洛斯基以《論列寧》一書，將以前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由於托洛斯基是俄共黨內較權威的理論家，加上帶有內幕，特別引人注意。在“十月的教訓”一文中，提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湼夫反對武裝起義的叛變行為，有些地方將自己寫得比列寧還高明，這使人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斯大林等三人以“是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為題，在報上、黨內集會演講中口誅茟伐。還將列寧早年批評托洛斯基的尖刻語言匯編成小冊子。得出：“托洛斯基從早年起就是孟什維克、是列寧主義的死敵”。這一下子就擊垮了托洛斯基，並解除了陸海軍人民委員和軍委會主席職務。僅保留政治局委員一職。

關於列寧主義的爭論

在擊垮托洛斯基後，斯大林與“季—加”的矛盾突現。在一九二四年底的蘇共十四大上，斯大林為緩和農村緊張形勢，決定適當放寬農村政策；而“季—加”則反對，並認為：現在應加強農村中社會主義攻擊和對富農加稅。同時，還認為：“在沒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的條件下，蘇聯不可能克服內部困難而建成社會主義”。當時，蘇聯國內也普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但僅依靠一國的力量無法建成，尤其是像俄國這樣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後的國家，更加不可能。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的演講：《論列寧主義的基礎》中也持有：“沒有幾個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無法解決社會主義的生產任務”。但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發表的《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已改為：“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建成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單獨一國獲得完全的最終勝利”。實際上，這是一個正在實踐中，理論上並沒有解決的問題。卻被斯大林用來作為“季—加”反對黨的方針政策的依據。

斯大林過度集權

一九二五年接替托洛斯基的伏龍芝因病，作非必要的大手術，因麻薬過量，術後三十小時死亡，其妻隨後自殺。一九二六年七月第一，“契卡”（克格勃）首腦㨗爾任斯基猝死。兩人的接任者伏羅希洛夫和明仁斯基皆為斯大林親信。從此，蘇聯黨和國家要害部門完全由斯大林親信所掌握。有人懷疑這兩起死亡案例，都是由斯大林主使的謀殺案，但查無實實據。最後，連一直支持斯大林的理論家布哈林，也因不同意某些政策，也作為托洛斯基的尾巴而撤職。黨、政、軍、輿論和安全機構的大權，都某中於斯大林一人。黨內決策時不存在任何可供選擇的方案和出現偏差時提供補救的辦法。致使斯大林的某些錯誤不斷擴大化、達到無法補救的地步。

斯大林進行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試驗

經歷二十年代黨內鬥爭的風雨，斯大林成為不可挑戰的權威和蘇聯人民全能的領袖。他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認識來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根據他的意志在蘇聯進行前無古人的、廣泛的社會主義建設試驗。他可以創立不同於其它國家的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發展新模式，導演出有聲、有色的社會主義變革的宏偉正劇。但非常令人遺憾，他上演的卻是一場教訓多於經驗的悲劇。

關於經濟恢復和發展速度

蘇聯接受的沙俄經濟遺產，比美歐經濟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落後，但比發展中國家要先進得多。當時俄國的經濟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的破壞非常嚴重，經濟仃滯、民生凋敝，困難極大。列寧在世時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使蘇聯經濟較快得到恢復。到二十年代中期，蘇聯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到一九二七年為止的經濟恢復期間，年增長高達20～30%。托洛斯基認為：這是帶有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心人後會逐步降下來。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優越，有可能維持較高的速度。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蘇聯在十月革命前，經濟發展水平低，工業總產值僅及美國的12·5%。一次大戰，戰後內敵和外國武裝干涉又受到進一步破。1921年春，列寧覺察到危機嚴重性，果斷實行新經濟政策，經濟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1928，斯大林認為：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必須高速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一九二八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投資八億盧布，但實際上投資十三億盧布，比一計劃高出60%；一九二九年計劃投資七億盧布，實際投資高達三十四億盧布，比計劃高出近五倍。這就是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二年實際壓縮和節省了其它許多部門的資金，極大地加強工業部門、特別是重工業部門的投資，促進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一九三O年六月，斯大林在蘇共十六大的報告中，充滿信心地預言：“許多工業部門中的計劃指標，都將在三年、甚至二年半完成；五年計劃生產的生鐵產量不是原計劃的一千萬噸，而是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萬噸”。並給一些持懷疑態度的專家和企業經理，戴上“右傾機會主義者”，或和“破壞分子”的帽子。他還創造出：“沒有什麼堡壘是布爾什維克征服不了的”，這句口號鼓舞人心。

當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1934～1938年）又以四年零三個月提前完成時，蘇聯已擁有投產的大型企業四千五百多個。工業產量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一倍多；比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乎增長了五倍；而西方國家同期只增加44%。一九三七年，蘇聯鋼產量達一千七百七十萬噸；生鐵產量一千四百五十萬噸。農業已基本完成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蘇聯已由落後的農業國建成先進的工業國。蘇聯工農業總產值超過英、德、法和亞洲的日本，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歐洲第一。蘇聯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蘇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此後，蘇聯與美國的經濟總量的差距逐漸縮小，一九三七年蘇聯的經濟總量已達美國的30%以上；但蘇聯在二戰中損失慘重，而美國則大發戰爭財，兩者差距明顯擴大，蘇聯GPD在一九六零年僅為2280億美元，僅為美國（GDP為1·971萬億美元）的11·57%。蘇聯從“七五”～“九五”（1961～1975年）為蘇聯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年增長率高達8·6%（“七五”）～7·4%（“九五”），平均為8·1%。與美國的差距逐步縮小，1970年蘇聯的GDP達到5160億美元，是美國（GDP為2·873萬億美元）的17·96%；1980年達到1·608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為3·776萬億美元）的42·58%；從“十五”計劃（1076～1980年）蘇聯經濟增長明顯減緩，平均年增長率為4·4%；“十一五”計劃（1981～1986年），更降到3·7%；1986年蘇聯GDP達到2·206萬億美元，是美國GDP(4.209萬億美元)的52·39%，這是前蘇聯曾經達到的最高值，

但蘇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過份強調重工業、熱衷於美蘇軍備競賽、特別是兩彈一星的競賽，一度戰略火箭和衛星等尖端技術走蓰美國前面，而輕工業和農業長期被忽視，投資不足，經濟各部門嚴重失調。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產值遠低於美歐發達國家；在經濟體制方面，高度計劃、缺乏彈性、缺少競爭活力；產品質量低，呈報的產量數據存在灌水現象。因此，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潛伏着危機，到“十一五”計劃時已寸步難行。因此，其後蘇聯的崩潰，實際上也是蘇聯和平競𡧳的失敗。

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蘇共十五大以“農業集體化代表大會”載入史冊。大會決定：農業集體化要遵循農民自願、不探取強迫命令。但進展較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紀念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大轉變的一年》，要求全國開展全盤集本化運動，要求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集體化任務。此後，就愈來愈急進，在執行過程中充滿野蠻和暴力。有些地方在十天內，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倍增，更有甚者一下子從10%增加到90%。對不願加入農莊的農戶扣上富農帽子、沒收財產、剝奪選舉權，甚至喊出：“誰不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蘇維埃的敵人”。對富農實行逮捕、勞改，甚至掃地出門，有時還涉及部分中農。這樣推行集體化，集體化是完成了，但對農業生產並未起促進作用，反而遭到破壞。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肅反擴大化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隨着黨內反對派被清除、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基本完成，斯大林在黨內的權威和黨內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不斷增長。在斯大林五十歲生日（1929年）的祝壽活動中達到小高潮，“偉大的、天才的”都堆砌在斯大林的名字前。還編了本名為：《斯大林》的專集，發表眾多領導人對斯大林阿諛逢承、歌功頌德和表忠心言論，斯大林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理論家，還是革命的領路人，在革命危急關頭挽救了革命等等，將斯大林從領袖走上神壇。斯大林不僅沒有制止這些有害言行，而且自已也參與其中。蘇聯國歌是斯大林新自審定的，其中就有：“斯大林培養了我們……”。

2，“沙赫特事件”——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國家政治保衛局以“破壞礦井”為名，逮捕了礦上的工程師和技師五十四人。經法庭審判，十一人判處極刑，三十五人判處一年到十年徒刑，四人緩刑，四人無罪釋放。此事發生後，斯大林認為：“沙赫特亊件”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強調一切部門都有“沙赫特”分子，結果全國都開始㧓“沙赫特分子”。一九二九年的“烏克蘭解關聯盟案”、一九三O年的“反動組織”、“勞動農民黨”的為首的都是各行各業的著名專家和學者，十二月又揪出“工業黨”；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斯拉夫學家”案件，都有一批專家學者被處極刑或有期徒刑。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類似案件不斷。後來查明這些案件大多子虛烏有，極大地損害和破壞了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嚴重影響和破壞了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運動在全國造成山雨欲來、黑雲壓頂之勢，預示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3，肅反運動擴大化——大清洗

蘇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肅反運動”（在蘇聯是指清除黨內反對派）是引人注目的，單就幾十萬生命被殘殺，就是一齣十分沉重的悲劇。肅反運動始於基洛夫謀殺案。

基洛夫是列寧格勒州第一書記，是蘇共近年來民望上升很快的新星。他雖然支持斯大林，參與對反對派的鬥爭，升到蘇共領導的最高層。但他身上還保留某種優良品質，他待人熱情、沒有架子、關心群眾疾苦，保持着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傳統，他是出色的演說家，能鼓動人心。他工作能力強、作風正派、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在政治局裡是少數仍敢於在斯大林面前講真話的人。在列寧格勒（由彼得格勒更名而來），他對反對派持寬容態度，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得到他的保護。他對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早中期的知識分子政策持不同意見。在蘇共十七大上選舉中央委員時，投斯大林反對票的有二百七十票，而基洛夫只有三票反對。以上情況，說明基洛夫具有許多斯大林所沒有的優點，他很有可能是蘇共明日之星。

基洛夫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四時，來到列寧格勒州委所在地斯莫尼爾宮辦公時，槍手在背後朝他開槍殺害的，死時正值四十八歲盛年。兇手尼古拉耶夫當場被捕。斯大林聞訊後，率政治局委員當日趕到列寧格勒，並親自審訊兇手，無所獲。斯大林為基洛夫守靈，並數次親吻死者臉頰以示對死者的尊敬與傷感。兇手被正法。由於查不出基洛夫被殺的原因。斯大林對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地本來早已結案的反對派舊案進行重新審訊。正是這次重審，導致真正駭人聽聞的肅反運動擴大化和大清洗。

由於無法忍受內務部的逼供，哥爾茨曼供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丹麥一家布利斯托里的飯店，接受託洛斯基的指示：必須除掉斯大林。蘇聯政府如獲至寶，並公布於報紙。丹麥官方為此發布一條消息：“布利斯托里飯店於一九一七年因樓房拆除而關閉，說哥爾茨曼於一九三二年在該飯店接受託洛斯基的指示，純屬虛構”。但蘇聯繼續對反對派逼供。一九三六年季諾維也夫也經受不住，要斯大林保證不殺害他，就按他門的要求招供了。斯大林就此向黨內發出信件，說：“托—季聯盟的死黨隱藏得很深，全黨必須高度警惕，把深藏的敵人挖出來，徹底消滅”。並稱他們是“人民的敵人”。最後，“托—季”聯盟中的十六人全部處死。他們還供出一些受牽連的人。這些受牽連的人，又有被處決的。重工部人民委員謝爾蓋·奧爾忠尼啟則因抗議斯大林濫殺無辜而自殺。其後，肅反運動不僅在中央而地方、由黨內向軍隊擴展。地方州一級和軍隊師一級都廣泛開展肅反運動。使肅反運動極大地擴大化成大清洗。哈布林獲悉自已可行被殺前，寫了一封“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控訴自己是被“萬惡的機器”、“萬能的機構”陷害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布哈林被槍決。

大清洗究竟有多少人被害，誰也說不清楚。一般估計涉及的人可能達四、五百萬，其中被取決的可能達幾十萬。除蘇共中央外，還涉及各加盟共和國和部隊。

斯大林以“階級鬥爭”這把鐵掃帚把反對過他的及其它旡數不反對他、甚至是信任和忠誠於他的布爾什維克清洗掉，特別是從肉體上消滅他們的暴行，給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在蘇聯造成一種十分可怕的恐怖氣氛，為了保護自己言不由衷、逢承拍馬、欺上瞞下，陽逢陰違、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上下級關係。

斯大林的“肅反運動”，讓我們深切認識到權力必須受到約束，不能被濫用。斯大林所以能在肅反運動中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就是他有不受約束的、至高無尚的權力。他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反對派，結果樹敵更多；他想使黨更純潔、堅強，結果破壞了黨的團結。

斯大林的對外政策

斯大林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後，在外交理論和實踐中沒有重大的創新和建樹。往往採取一種機會主義或適應主義，雖然也支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但更多的是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以蘇聯利益為考量。大俄羅斯主義、歷代沙皇擴張征服意識潛伏在他的意識中，不斷做出與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的事情來。

這裡想補充說明，斯大林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巨大犧牲，並在反對希特勒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巨大勝利，並深受世界各國人民和無產階級愛戴時，也沒有實行過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依然執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沙皇霸權主義。其後的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勃利尼列夫和戈爾巴喬夫，他們也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奉行的政策，與斯大林執行的都是大國沙文主義和沙皇霸權主義。只不過他們更多吸收了西方價值觀和政治語系，在這些領導人的引導下蘇聯崩潰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