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與鬥爭

一，“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

1，“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在法國召開的“巴黎和會”拒絕了中國収回德國在山東（青島）的一切權利的正當要求，並將它轉給了戰勝國日本。腐敗、無能的北京北洋軍閥政府卻要求我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簽字承認；曹汝霖、陸宗輿一夥也宣揚不可拒簽的論調。這一切深深地激怒了中國人民。

五月三日，北京青年學生首先行動起來，在北京大學（沙灘紅樓）開會，並決定去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嚴懲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第二天（五月四日），三千多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愛國示威遊行。學生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旗幟，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宅進發。當時，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在哪裡。學生衝進來時，章宗祥來不及躲藏，被痛打一頓。最後，還放火燒曹宅。清政府逮捕了不少學生。

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和行動，很快傳遍中國，激起全國更大規模的愛囯行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三罷”運動迫使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撤銷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釋放了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精神永遠激勵中國人民的革命行動。

2，中國共產黨成立

隨着“五四”運動的深入開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隨之在中國各地傳播。當時傳播最迅速的是民主和科學的思想，以及以上海《新青年》和湖南《湘江評論》雜誌為代表的激進新思潮，包括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和十月革命経驗。總之，中國人民、特別是先進和激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拯救中國的新思想和新精神。

以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的革命知識分子，在傳播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思想的過程中，周圍都團結或集合若干知識精英。他們在鬥爭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要將革命運動持續開展下去，必須要有一個核心的力量和組織。此外，湖南的毛澤東、蔡和森；湖北的董必武也在各地開展工作。中國共產黨的組建和籌備工作還得到蘇聯共產國際的邦助。

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和準備。來自各地的十二名代表聚集在上海。他們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濤、董必武、李維漢、李達、毛澤東……等他們在上海開會時受到巡捕房的關注和跟蹤。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將開會地點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誌中國民主革命開啟了新的航程。

二，改組國民黨、實行新三民主義，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

一九一五年十月，孫中山和宋慶齡結為夫婦，成為中國偉大革命亊業中的革命侶伴。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先生帶來新的希望。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展現的人民力量，更給先生以巨大的觸動和鼔舞，促使他反思以往革命中存在的問題。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將中國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二一年六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中國。由張太雷陪同在桂林多次與孫中山會晤。馬林向他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改組國民黨，建立一個能聯合各階層、尤其是工農群眾的政黨；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孫中山高興地接受，並開始排除黨內的異議和阻力，完成國民黨的改組的準備。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工農群眾運動逐步開展。

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正式確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增加反帝、反封建內容，發展成“新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綱領。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使中國革命出現新的高潮。

國民黨一大後，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邦助下，孫中山着手創辦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為黃埔軍校）。這是孫中山先生吸取幾十年奮鬥的經驗教訓後，所採取的重大舉措。先生親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當時是粵軍參謀長，中將軍銜，出任校長。蘇聯派教官講課。黃埔軍校實行黨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共產黨員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在開學典禮上勉勵學生：“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共產黨選派許多優秀黨員到黃埔軍校學習，林彪、陳賡等優秀軍事家都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的創建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軍政人才，也促使國民革命軍的創建和國民黨自身的建設。

三，北伐戰爭和中國的統一

在工農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傾向革命的直系將領馮玉祥將軍利用第二次直奉戰爭機會，反戈一擊，發動北京政變，並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大事。孫中山為了全國和平統一，毅然帶病北上，但因長期積勞成疾，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患肝癌醫治無效，病逝北京，享年五十九歲。孫中山畄下革命遺囑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一九二五年廣東革命政府以黃埔軍校的學生軍為主力，進行兩次東征，全殲叛軍陳炯明，統一了廣東、廣西，為北伐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出師北伐，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其中孫傳芳是皖系軍閥的“後起之秀”，他們的總兵力高達七十五萬人。而北伐軍僅十萬人，但戰鬥力相當驚人。首戰湖南獲勝，接着連克湖北要地汀泗橋、賀勝橋，占領武昌。在兩湖戰場上吳佩孚的主力被消滅，吳佩孚逃往四川去了。

消滅直系軍閥吳佩孚後，北伐軍揮師東征，孫傳芳部在江西被殲。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從廣東遷往武漢。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北伐軍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國民政府從偏居廣東佔有國土半壁江山。在北伐軍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參加，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葉挺的獨立團。主要是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成，並有鐵軍的稱號。

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席捲大半中國的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上海工人進行三次武裝起義，兩湖的農民運動空前高漲，北伐戰爭勝利在即。國民黨內的右派，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分裂。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發動了中山艦事件。接着，又製造了“黨務整理案”，在國民黨內清除共產黨員、不斷打擊共產黨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又在上海製造了“四·十二”政變；並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由汪精衛主持的國民政府對抗。但不久，南京和武漢國民政府同意寧漢合流，同共產黨決裂，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失敗而告終。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在東北宣布：易幟——降下五色旗（奉系軍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表面上完成中國的統一。但實際上，中國依然山頭林立，分成五大派系：蔣介石的中央系；張學良的新奉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山西閻錫山的晉系和馮玉祥的西北系。此外，四川、雲南、貴州、福建等省都有地方軍閥。但蔣介石真正的對手和掘墓人，卻是剛剛出現的、由馬克斯主義武裝的和有偉大抱負和使命感的共產黨武裝。

但是，中國的統一，即使是表面上的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發展也是重要的促進作用。不能因蔣介石後來背叛革命，而否定他在統一中國過程中的作用。

四，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二次國內革命，兩種政權的對立和鬥爭

1，“八·一”南昌起義

國共合作破裂，大批共產黨員遭國民黨清洗、逮捕和殺害。國共開始對抗的新時期。共產黨從失敗中認真總結經驗，認識到武裝自己的重要性。沒有自已的武裝，不能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是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來、賀龍等率軍在南昌舉行“八·一”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在“八·一”南昌起義中，誕生了中國工農紅軍。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與毛澤東領導的“秋収起義”隊伍，經多次輾轉戰鬥後，終於在井崗山會合。並在井崗山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根據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播下火種。

南昌起義失敗後，瞿秋白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立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

毛澤東領導秋収起義失敗後，收拾殘部在永新縣三灣進行改編，將不到千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奔向井崗山。

朱德在南昌起義後，率部南下，在韶關改編成一個團。準備前往廣東投奔雲南舊友范石生，范石生為當地駐軍第十六軍軍長，但為蔣介石所不容。朱德只好離開，幾經周折，後來上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師。

2，、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井崗山位於湖南、江西邊界的寧岡、酃縣、遂川和永新四縣的交界處。其南為廣東的五嶺山脈，是一個三不管的邊遠山區，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毛澤東認為：這是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區，這裡的農民和山民非常貧困，容易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對象。將他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開展農村土地革命。這樣一小塊根據地不僅有可能存在，而且會不斷發展壯大。

朱毛會師井岡山後，收編了當地王佐、袁文才部逐步壯大自已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

3，圍剿和反圍剿

到一九三零年共產黨已在南方各省適於建立根據地的邊遠地區，建立了三十多個規模不等的紅色根據地。這急壞了近在南京的蔣介石政府。從一九三O到一九三一年，國民黨中央和江西地方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三次圍剿。毛澤東抵制了王明和李立三的錯誤主張，採取“避敵主力，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各個敵人”的方針，粉碎了三次圍剿。毛澤東關於游擊戰朮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就是這一階段開展的游擊戰經驗的總結。

一九三一年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公開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制定出一條土地革命的路線：依靠貧農、催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充分調動了根據地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的革命積極性。

一九三三年，蔣介石鎮坐南昌直接指揮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時，毛澤東已被王明、博古剝奪了對中央蘇區軍隊的領導權。“左傾”路線佔統治地位。其實他們都是年僅二十七歲和二十四歲的青年學者和學生，沒有領導革命的經驗，手裡只有蘇聯共產國際的指示。但當時周恩來和朱德等仍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因此第四次反圍剿仍取得勝利。接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共產國際此時為中國派來一位德國軍事顧問，為中央蘇區反圍剿制定：“拒敵於國門之外，實行陣地戰對抗”的錯誤方針。而毛澤東對中央蘇區紅軍的指揮權已完全被剝奪。本來一派大好的形勢，就被“左傾”錯誤和“洋大人”的瞎指揮斷送掉。一九三四年五月廣昌保衛戰失敗後，紅軍主力損失慘重。國民黨軍分三路向興國、古龍崗和石城推進。中共中央在“左傾”路線指導下，仍分兵與敵相拼，最後只剩下瑞金周圍一小塊地盤。中央紅軍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撒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4，萬里長征

長征開始時，從中央根據地撤出的紅軍總計十萬人，到湘江時剩下八萬六千人。湘江一役又損失了大半，只剩下三萬多。再這樣下去，就要全軍覆滅了。這時，毛澤東及時站出來帶領紅軍往敵人力量最薄弱處打，挽救了部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過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穿夾金山，過雪山草地。紅軍過草地是一險招，但其它通路都有國民黨重兵把守，這是唯一有可能險中求生的通道。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達陝北根據地的吳起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才與陝北紅軍會師。其中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時間最長，達一年；行程二萬五千里，故稱萬里長征。十二月十七～二十五日召開瓦窯堡會議，毛澤東提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將工農紅軍改為抗日紅軍，以適應形勢的需要。第二年（1936年）十月，紅軍三大主力：二、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會師於甘粛會寧，才完成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

長征開始時，從中央蘇區撤出時全國紅軍有三十萬（其中從中央蘇區撤出的是十萬人），勝利會師後只剩下三萬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十萬人，至陝北時只剩下八千人。損失了90%以上。但革命種子保存下來了。這保存下的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具有特殊品質的隊伍。長征是播種機、播下革命的火種，產生巨大影響；長征又是宣傳隊，宣傳了黨的政策；長征又是工作隊。經過長征的洗禮，中團共產黨和紅軍更加成熟、堅強，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毛澤東思想開始逐步形成

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排除左右的干擾，逐漸認清：中國是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農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充分發展。在這樣的國家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依靠的主要對象應該是農民、特別是貧僱農和下中農進行土地革命；必須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工農武裝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要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小塊的紅色根據地可以不斷壯大；最後由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際，逐步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它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中創建革命根據地和實行土地革命中已奠定初步基礎，並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逐步完善，成為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