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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左交恶谁之过?
送交者: Harry3772 2019年02月01日06:51:3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谁应付主要责任?|文史宴 平湖月满

 

曾国藩暴力逼捐,是曾左失和之始

1

就在王錱与曾国藩恩怨纠缠时,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一直在家隐居的左宗棠终于出场。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兼并,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借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按照“抑豪强,摧兼并”的思路,向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发出命令,要征收数目很大的捐款。可“陶家仅捐一万,侍(曾国藩)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显然,陶家承诺的捐款数字和期限没有得到批准,陶桄只好去湘阴找岳父帮忙。


左宗棠之前曾经掌管过陶家的家务,知道其家底,此时恰好曾国藩也来到省城长沙,便去当面“缓颊”,希望能够稍稍宽免。不料,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不愿跟曾国藩搞僵,但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银子,眼前这个关就过不去。万般无奈,只好由陶桄拿着田契、房契一类不动产证明上藩司衙门呈控,以据理力争、公事公办。藩司做不了主,事情就这样摆到骆秉章面前。


曾国藩逼捐很暴力,但被左宗棠挡了

两人因此结怨


骆阻止了这次不合理的“勒捐”。曾国藩大大地丢了一回面子,以致十多年以后依然愤愤不平地对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廓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 


曾国藩的座船,相当于他的官衙,骆秉章作为一方之主,仅半步之遥却视而不见,当然是非常失礼的举动,对曾国藩刺激极大。他把这种刺激完全归咎于左宗棠,则未免不讲道理。


当时,陶家到底是实在无银纳捐,还是有钱不捐呢?我们不妨从侧面来看看一些证据。左宗棠曾经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说:“少云(陶桄)归小淹后,展得其书,伊甚不乐居彼处,颇思北上也。闻其家计近更糟,弟亦不欲与闻,亦不敢与闻也。”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 87 页) 


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等于是在这里谈家事,当然不会隐瞒作假。陶桄之前住在长沙,不愿回老家益阳小淹镇,但又不得不回,不是因为省城里生活成本太高,还会是什么呢?并且他的家计更糟,以致到了左宗棠不愿与闻、不敢与闻的地步,陶家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见了。


更早一些,陶澍刚刚去世时,胡林翼在《呈岳母及岳父陶澍之妾》的书信中说:“岳父一生辛苦,并无余钱,且做官既久,江南事体又多,万一有赔累之事,则家中光景势必更难。此时只有出处的,没有进来的,倘或要钱用,比早年更难。现在家中现存之银无多,田中出息亦有限,必望娘、妈大人同各位姨娘共同商议,按款经理,量入为出,免得弟弟将来吃苦。” (《胡林翼集》第二册,第 1032 页)


这封信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写的,当时陶家的景况不过如此,十多年以后到底如何,也可想而知。陶桄要稍待时日,等到变卖一些财产之后才能凑足万两之数,是实在情形而非“支展”,曾国藩的确是“惑于人言”,搞错了。但是,他却由此对左宗棠产生隔阂,并且此后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骆秉章没有按照官场中历来“官官相护”的规矩办事,而是相信陶家对于家境的陈述是真实的,力主公道,竟然毫不含糊地否决了曾国藩这个二品大员的意见,让左宗棠有点儿出乎意料,并且心存感激。


而骆秉章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趁热打铁,邀请左宗棠入幕。当时的长沙再一次面临险境,加上刚刚欠了骆秉章这个人情,左宗棠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事先说好“不受关聘”——不签用工合同,随时可以走人。



左宗棠骂曾国藩,是救人而非侮辱

2

左宗棠进入骆幕,此时得报,有太平军从陆路经湖北通城逼近湖南平江的上塔市,立即派胡林翼、林源恩领兵前往抵敌,大获全胜。又得报湖北崇阳、通城太平军越来越多,又派塔齐布、王錱领兵进入湖北防御。


这一次,王錱遇到了他毕生唯一的一次大败仗:走到羊楼峒地方,突然跟大批太平军遭遇,众寡悬殊,不能抵敌。吃亏以后退往岳州,不料对方跟踪而来,三月初十这天直扑岳州城,将其团团围住。


曾国藩本来是率领大军由水路进发岳州的,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自己被围,加上跟王錱的过节,打算见死不救,陈世杰再三苦劝,这才派炮船到岳州城外虚张声势,放了几炮。王錱等九百余人乘机缒城而出逃离岳州,老湘营其余官兵被全歼。


于是,太平军大举“上犯”,数千战船分泊于靖港、铜官,又从靖港登陆,取道宁乡,直趋湘潭。二十七日,将湘潭攻克。


左宗棠列席了湘军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坚决主张增援湘潭,经过讨论,这个主张占了上风,决定以全力争夺湘潭。于是,将已经派往宁乡的塔齐布中途拦截改派湘潭,周凤山、江忠淑、李辅朝、张正扬等陆路兵勇,褚汝航、夏銮、杨载福、彭玉麟等带领的水师,直取湘潭。


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曾国藩本应该在第二天带领其余水陆作为后援跟进,但是由于他听取了错误的情报,在四月初二日用剩余兵力全部杀向靖港,大败而归。为此,曾国藩羞愤至极,舟至铜官渡,一头跳下水去,被章寿麟救起。


曾国藩多次试图投水自杀


曾国藩的座船回到长沙,从省城前去湘江迎来送往的官员们,竟然好像没看见一样,即使从旁边路过也不去打个招呼,更有人主张向朝廷弹劾曾国藩,裁撤湘军。连日来,曾国藩既不梳洗,也不饮食,写好遗嘱,让弟弟曾国葆准备棺木。


有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曾国藩的船上,看到曾国藩这副模样,便猛烈抨击他打算轻生的举动,极尽讥笑、怒骂,然后才缓缓劝说道:事尚可为,速死非义。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但无论他怎样口干舌燥,曾国藩仍然没有打消原来的念头。


事后,有人就此指责左宗棠在靖港之败时对曾国藩“多有讥刺”。其实,这种说辞是专门为维护曾国藩的脸面而设计的。试想,湖南官场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弃曾国藩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独有左宗棠还在惦记着他,难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贬损曾国藩?果真如此,他只需加入城里那些猛烈抨击曾国藩的人群即可,根本不必出现在曾国藩面前。


左宗棠却在此时专程来看望这个没人理睬、丢魂落魄的败军之将,是因为他知道,太平军大兵压境,而湘军出师不利,大败而归,在这时候如果主帅自杀,接下来这个仗怎么打?满城百姓的性命托付谁?没有了曾国藩,也就没有了湘军,湖南全省筹钱筹物组建军队自卫的努力,也就全部付诸东流了。


他痛斥曾国藩寻短见的打算,正是为了激励他振作精神,不要让湘军在这种时候失去统帅。如果说左宗棠此举竟然是一心想着贬损曾国藩,以打击他的威信,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传来了湘潭大捷的战报,曾国藩不禁为之一振。据报,援军于三月二十八日抵达湘潭,初五就将县城夺回,八天里十获大胜,“杀贼”近万人,溺毙、焚死者不计其数。剩下的太平军纷纷撤退,沿途各县又不断进行攻击。靖港的太平军得到消息,连夜扬帆逃跑,即使经过湘阴、岳州也不敢停泊。后来,李秀成将这次战役总结为太平军的十次重大转折性失败之一。


被这次胜利鼓舞,曾国藩开始视事,再也不提寻短见的事了。湖南派出徐统绪、陈鉴源、江忠淑、林恩等进入湖北崇、通一带,大战至闰七月初八日,攻克了通城。湘军塔齐布、罗泽南等人收复湘潭之后,带队前往岳州,进攻新墙,在城陵矶又大败太平军,太平军主将曾天养阵亡。然后,湘军克复崇阳县城,乘胜进攻咸宁,很快直逼武昌城下。


另外一支太平军从四月攻取岳州之后,渡过洞庭进攻常德,五月初二拿下华容,十三日夺取龙阳,十六日将常德府城攻克。得到报告,湖南立刻派出李辅朝、周凤山、赵启玉等出动,由胡林翼节制,赶赴常德。沿途每战克捷,在抵达常德之前,太平军乘船由西湖逃走。湖南全境恢复。


大局略定,左宗棠打算抽身,骆秉章竭力挽留。这段时间,他提出意见时往往直截了当,从不拐弯客套,骆秉章总是不以为忤,一点儿都不摆巡抚的架子,推诚委心,非常诚恳,左宗棠经过思考,答应留下。


于是,他不仅继续在骆幕“专湖南军事”,并且全面辅佐骆秉章,为曾国藩的湘军提供军饷、战船、军械、军装、旗帜、营帐、锅灶、盐米以及其他一切物资,湘军终于在曾国藩的统率之下浩浩荡荡出省东征。



对王錱的看法,曾左孰是孰非

3


但是,由于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曾国藩没有带上王錱,并且跟骆秉章和左宗棠也形成了深深的隔阂,这三个人显然被他划入了另册。


王錱从岳阳失败后,陷入极度的自责和苦痛之中,左宗棠一再前去看望、安慰他,几次写信鼓励,令王錱十分感动。


他给左宗棠回信说:“岳州败归,蒙殷殷告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錱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 (《左宗棠年谱》第 40 页)


于是,王錱走出了失败的阴霾,重组老湘营,成为湖南省防的中坚力量。这时,湖南北面的岳州一带,时时须警惕湖北太平军“上犯”,南面的郴州、桂阳,广东的连州、韶关、永州、宝庆,广西的全州、桂林一线,反叛蜂起,与省内腹地土匪互相呼应,往往一夕数警。王錱带领他的老湘营打了一系列的胜仗,为战争时期的湖南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王錱的某些判断和评价,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王錱在以后的战争中,再也没有失败过,也从来没有不受节制的情况出现,他跟骆秉章、左宗棠形成了非常默契的配合,彼此间的关系也亲密无间。


咸丰七年,曾国藩因咸丰帝许诺的权力没有下达,以丁忧为借口弃军而去,如果湘军在这时候有个闪失,很可能将彻底覆灭。为了支撑江西的危局,左宗棠只好和骆秉章一道直接干预前线的战事。


咸丰七年(1857)五月,围攻吉安的部队报告“援寇大至”,形势吃紧,左宗棠立刻派王錱星夜援赣。老湘营本来有三千人,进入江西之后,又增加了一千。王錱说:“某虽以孤军遇极强之寇,处至危之地,不敢轻求应援,非自足而恶人分功也,实以冗杂之众多不如少,棼泯之卒有不如无。况吾民久困水火,安忍使之益热益深乎。” (朱孔彰编:《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 2008 年版)


这是王錱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七年春,奉诏援江西。公自是屡奏奇捷,皆以寡击众,大小百余战,杀贼十余万人。” (《中兴将帅别传》)


王錱的战绩相当骄人


王錱和左宗棠的军事见解完全一样,一直用灵活的战术打游击战,不去片面注重对于城市的占领,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为重,由于战术得当,每次遇敌都获得大胜。


这一年,太平军将领胡寿阶、何秉权率领数万人前来增援吉安,到达赣江以东,与城内太平军隔江相望。王錱到达吉安之后没有停留,而是沿赣江南下,渡江,然后在一座山包上驻军。


太平军赶来之后,他命令士兵们只管埋头修筑营垒,不许抬头。部署完毕,自己带着鼓登上高处。太平军见状十分疑惑,不敢前进,而老湘营的士兵则继续筑垒,旁若无人。接着,山背一支队伍绕到敌后,太平军急退,而王錱的鼓敲响了,“士投畚操戈大呼驰出,左右伏兵齐起”,太平军大败,何秉权被阵斩,左路军被赶入赣水,剩余的全都逃到水东去了。吃饭的时间到了,王錱下令:“今天拿下水东之后再吃饭。”于是挥军直捣敌垒,胡寿阶逃遁。


五月,胡寿阶再次自万安屯藤田,打算从安乐解吉安之围,他这次又凑集了好几万人,发誓要报前仇。王錱在流坑与之相遇,先攻击敌军左路,自己则带领敢死队百余人直捣右路,“贼崩奔。再蹴之瑶岭,岭险狭,贼悉坠岩洞腹碎首以死,遂禽寿阶” (《中兴将帅别传》) 。


闰五月,太平军又从宁都出动数万人抵达永丰的韶源地区,以增援吉安。王錱以一千二百人迎战,“屡败之,迫及宁都之钓峰,贼为背水阵。既败,尽没于水,师践积尸以渡,斩伪将军萧复胜。复破贼于古夏,再破新城贼数万于东山坝,斩伪总制张宗相”。


太平天国的杨宜清、杨辅清,“愤其众屡衄”,集结了十万人,屯驻广昌的头陂,要与王錱决战,并且传令:前面的人敢退却,后面的人便将他杀掉。王錱知道之后十分高兴地说:“敌人分散很难办,聚集的人多了,歼灭起来就容易了。”于是勒兵大战,王錱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士兵们紧紧跟随,喊杀声响彻林樾。“贼大溃,逐北六十余里,斩级万余”,又别遣部将收复安乐。


在短短九十天里,王錱连获十二次大捷,极大地支持了江西战场的湘军,于是江西和湖南、湖北的三位巡抚,纷纷在奏折中陈述王錱的战绩,清廷赐予“爱什兰巴图鲁”称号。


然而,连日鏖战,王錱体力大大透支,八月竟然猝死在军中,年仅三十二岁。左宗棠闻耗,备感惋惜,伤痛不已。在给胡林翼的信中,他称赞王錱“今世战功之铄,罕有伦比。刚毅明决,用兵如神,非独江、塔、罗、刘所不及,即求古之名将中亦少见”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267 页) 




自诩诸葛,人称“左骡子”,骂曾国藩、骂李鸿章,政敌无数。

慈禧力挺:三十年不许参左。

师爷变封疆大吏,打硬仗,抓经济,办洋务,兴教育,

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作者:平湖月满

京东

                                                     

看点:左宗棠卓越功绩的背后,克服了怎样的艰辛险阻?他到底是“左屠夫”还是“左阿訇”?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到底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读史论道,眼里不能只有一个满满的励志哥左宗棠,那个真性情的左宗棠,他的情怀、才学、品格,更值得我们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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