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的夏天，在中國荒涼崎嶇的西北邊疆，俄國士兵和中國邊防之間衝突不斷。而在遠東的海域上，沙皇海軍正逐步逼近中國領海。數千名中國士兵被派往天津準備開戰。清政府方面並不想打這一場仗。

北京方面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在一位體態發福、披着長髯的富家貴族子弟——完顏崇厚頭上。54歲的崇厚在那之前曾是皇家親信，當時卻在死牢裡等候問斬。他的罪名就是：中國史上最無能的外交官員。

清廷之前也曾簽訂過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那都發生在被槍口指着的情況下。這次的屈辱完全不同，純粹是因為官員的無能和無知所造成的。當時的慈禧太后已是第二次控制年歲尚幼的小皇帝垂簾聽政。她拒絕承認該條約的內容，清廷將崇厚以叛國之罪法辦。

當時主戰派紛紛要求將其處死。而在華的洋外交官卻在為他求情。很多人擔心一旦處死崇厚，俄國將會入侵，或是受此事鼓譟變得好鬥的中國將會撕毀和其它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而引發新的衝突。

這個人當時命懸一線。但站在被告席上的究竟應該是崇厚，還是造就他的清皇朝呢？中國史上最無能外交官員這一事件中最奇怪的一點就是他居然被委以如此重任。雖然他之前也曾犯過幾次錯誤。

崇厚曾經負責過河流治理，之後他的治地卻爆發了嚴重的洪災。他因此被解職，但之後卻被委任以其它職務。他被派往天津掌辦洋務，卻在其治下爆發了慘絕人寰的天津教案。於是他又被解職，之後立刻作為皇家公使被派遣往法國。不到三年他即被召回北京城，擢為天子近臣，當時搞砸和日本交涉的中國顧問官員里，就有崇厚的大名。這樣一個人怎麼會一直官運亨通？

非常仕途

有關帝國衰亡的記述往往集中討論暴君不知民間疾苦，極端自以為是，虛榮浮誇，以及窮奢極侈。但這個故事沒有那麼發展，它講述了一位無能官員是如何扮演平淡無名的角色，加速了一個帝國的覆滅。

崇厚出生的家世和時代都恰到好處。當然，如果你想經歷清皇朝的輝煌，1826年顯然不是最好的時刻：清朝的鼎盛時期是在一個世紀之前。但是對於出身顯貴的人來說，那是一個不錯的時間。整個清帝國正在衰退之中，這可是大撈油水的好時機。

當時的清廷依然視自身為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帝國。但是官僚腐敗，加上一場耗資巨大的平叛行動已嚴重削弱了清皇朝。在崇厚還未成年之時，清廷第一次在外國列強手中經歷了一場巨大羞辱。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向英國支付巨額賠償。1850年開始，清廷被捲入另一場耗資不菲的平叛行動中，這次是要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清廷的積弱對於年少的崇厚來說並不是那麼的明顯可見。他的家族數代在朝中為官。他自然也立志仕途。崇厚清楚自己出身名門，在其家族授權的傳記中曾提到自己“深受恩澤”，應該“知恩圖報”。“皇恩浩浩，何以為報？”

19世紀50年代，崇厚報恩的機會來了。當時的清廷常年陷於資金緊缺的狀態，官僚腐敗現象卻毫無消減。滿清政府表面上依然靠儒教科舉制度選賢任能。但實際上清廷也需要其所能信任，並可為皇族提供經濟支持的官員。

所有這些條件都對崇厚有利。他的父兄都是滿清大官，都曾通過每三年一次在北京舉行的科舉殿試，高中進士。在崇厚之前的時代，除了個別幾例之外，只有進士才能擔任朝廷高級官員。而進士中同時身為滿族旗人，和皇族有血緣關係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一精英集團幾個世紀來一直掌握着中國的實權。

科舉考試的標準並不適用於一個和世界交涉日益頻繁的帝國。這一考試並不測試一些現代技能，如外交政事，科技方面的知識（外語更是被看輕）。科舉主要測試的是對儒教知識和價值的掌握，要求考生對古籍有相當的了解。早在兩百年前，康熙帝就曾稱科舉考試“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

崇厚花了大力氣學習這些無用的知識。但他在儒學方面並沒有多少才能，他從未考取過進士。就算在低級別的鄉試里，他也是花了大力氣，第三次才考取舉人。

幸運的是，崇厚所生的年代要當官還有另外一條極為熱門的途徑：花錢買官。在之前的時代，官銜買賣（被稱為“異途”）也很常見，不過大多集中在芝麻綠豆的小官銜買賣上，危害相對較小。但在19世紀50年代清廷亟需用錢，導致官銜買賣的市場迅速擴大。被買賣的官職中具有實責的官位數目大增，而為了增加收入官銜的價格也大幅減少。崇厚的父親，以及1846年父親過世後崇厚自己都曾先後向皇庭獻金為他鋪平仕途。之後崇厚的哥哥也曾捐出大量銀兩加快崇厚升官的速度。

中國人在巴黎

1853年，咸豐皇帝接見崇厚，並進一步給他升官。到1856年，年僅30歲的崇厚已經獲得一份厚差－治理幾百年來在北京近郊流淌的永定河。兩年後，因為其在洪災中的無能表現，皇帝將其解職。但是他立刻獲得了一份新任命。在那之前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天津港附近爆發，崇厚被派去輔佐當地的將軍，那最終被證明是一場毫無勝算的防衛戰。中國慘敗，聯軍洗劫燒毀圓明園，當時的清皇帝需要有人擔任一項不討好的差事：處理和洋人的關係。

中國的皇帝歷來不願讓洋人的腳印玷污自己的殿堂。洋人被視為蠻夷，無法受到同等待遇。最有才幹的官員很少會和洋人交涉，破壞自己的聲名。於是，在一個外國列強意圖瓜分清帝國的時候，清廷卻派出像崇厚這樣的官員出面。兩次鴉片戰爭結束讓所有人明白外國列強在科技和軍事上占有上風。但即使如此，清廷依然不改其作風。清朝官員寧可割讓領土，開放貿易權，也不願忍受讓洋人接近紫禁城的屈辱，更不要說讓他們面見皇帝了。

因此當崇厚被委任以新創建的三口通商大臣一職時，那還是地位更高的官員避之不及的職務。對外面世界的知識在當時並不被視為是優點，而崇厚顯然也不具有這一技能。1861年普魯士帝國代表團前來討論貿易細則時，他還錯把普魯士認為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國。在天津期間他之後還和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及其它西方國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他之前曾抱怨過英法的一些要求讓他“怒髮衝冠”。但是在天津的多年任職似乎使他性格變得軟化。後來他曾請求清廷派遣更多的外交官員出國：“這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表達友誼的方式。中國之前從未有過此類舉動，這可能會招諸國疑慮。”

他很快獲得了親自代表清廷出使的機會，成為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位帶領外交使團的皇家官員。但這並不是一項很自豪的使命，因為天津的局勢在他出使前急轉直下。

1870年春天法國人管理的天津天主教教堂和孤兒院被懷疑和流言籠罩。有傳言當地的傳教士，牧師和修女在偷偷謀殺兒童，將其心臟和眼球挖出來進行野蠻的西方儀式。事情的真相其實是當時中國出現了綁架患病兒童和孤兒院交換賞金的市場。

崇厚一開始阻止了地方官員試圖調查這一事件的努力。之後他說服法國領事只對此事進行了簡單的調查。他嚴重低估了很多中國人對外國人感到的敵意。這些人覺得外國人多年來無法無天而積怨已久。身為一個和外國人交涉談判的滿族人，他覺得自己在憎恨滿人當權的漢人間處境也很危險，所以沒有出力平息民怒。

崇厚舉棋不定的態度讓局勢很快惡化。1870年6月21日一群中國暴民襲擊了法國領事，在大街上將其五馬分屍（這名領事之前很不明智地開槍射擊一位中國官員，擊傷了其隨從）。這群暴民之後屠殺了約20名外國人，大多數是法國人，其中包括兩名牧師和十名修女。此外還有數十名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也死於動亂。之後清廷為了平息法國，避免又一場戰爭，處死了將近20名中國人（雖然這些人並不一定是動亂中真正的殺人者）。

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崇厚在這一事件之後，僅僅被降了一級。在給朝廷的奏摺中，他對自己無法控制局勢道歉，並要求降罪，但他也將大多數罪名都歸咎於地方官員身上。同時他主動請纓出使法國，代表朝廷正式道歉。也許最關鍵的一點在於，他提出所有出使費用都由他一人承擔。

於是他就這麼走了。不過這次出使說到底還是一次尷尬且不詳的任務。由於法國當時忙於和普魯士交戰，加上法國總統對於慈禧拒絕在北京接見法國使節感到惱怒，崇厚被迫等待了數月才面見總統。直到崇厚訪問了英國和紐約後，他才被召回法國傳達歉意。當時很多英語媒體的報道（它們將其名寫為Chung How）也對他極不客氣。一些報刊把天津教案所有的罪責都歸咎於他的頭上（最初的報道還稱他也參與合謀了屠殺，以至一些外籍人士為其鳴冤），這其實是有點不太公平。有一份報紙將他描述為靠錢買到現在地位的人，這還算得上公道。

對崇厚來說，在1873年6月29日那一天他的地位就是在同治帝的身邊。這是清帝80年以來第一次接見外國使節。崇厚在一年前從那次屈辱的道歉出使歸來，被委任至兵部以及專責洋務的總理衙門。總理衙門這一相對較新的機構和崇厚倒是很相稱，因為該部門極為無用。那年夏天清帝第一次接見日本來使是對崇厚外交團隊的一次重大考驗。而實際上稱該次出使為陷阱要比稱其為考驗更恰當。而中國方面如計劃般乖乖墮入其中。該陷阱關繫到中日兩國之間從沖繩一直延展到台灣的一條島鏈－琉球群島。當時琉球王國同時向日本和中國進貢，但其名義上還是個獨立國家，而台灣則歸屬中國。總理衙門完全沒有認識到日本方面想要改變這一現狀的意願是多麼強烈。

日本外交部長親自來訪，要求清帝就台灣東部土著對琉球群島的水手發動襲擊一事做出賠償。這一要求事實上等於日本公開表示琉球群島歸屬於其主權範圍（同時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的主權範圍）。中國方面對巨額賠償數字深感不悅，否認對此事具有任何責任，並告知日本方面自己解決這一事務。

這正是日本所想要的回應。它立刻派出一支遠洋艦隊出兵台灣。中國這時才意識到日本可能會以此事做為爭奪台灣的藉口，立刻派出自己的軍隊前赴台灣。兩國之間的局勢突然之間似乎有失控的危險。那年的夏天，歷史學家莫斯（H.B. Morse）如是寫道：“兩國似乎逐漸向戰爭靠攏，任何時候雙方軍隊偶然衝突都可能釀成大戰。” 這和今時今日存在着一種令人不安的相似感。當時英國駐中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說服兩國談判和解。中國最終支付巨額賠款，日本方面才同意撤退。威妥瑪在事後曾說：“我完全沒想到中國方面會願意為被侵略做出賠償。”

那是北京方面外交關係的又一個新低點。崇厚在這一事件里扮演的角色並不清楚：他當時是總理衙門十名官員之一，而且清帝也有其他顧問。但是很快崇厚又犯了一次錯誤，這次事件的罪責毫無爭議地落在了他的頭上，並成為了他職業生涯的代表作。

其人本身

等到1878年，已很難看出為什麼崇厚能具有可託付中國外交事務的名聲。他主要的優點似乎在於他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經驗（而且他本人也願意和洋人交涉）。就這樣，崇厚像是一個屢嘗敗績，卻因為具有帶隊經驗而不斷被啟用的足球教練一樣，被負以另一重任：和俄國進行條約談判。俄國此前一直急於防止中國對西北新疆地區的控制加強，並在背後支持在該地活躍的第三方軍隊。而中國方面當時剛剛在西北邊塞面對這些外來勢力取得了一連串罕見的軍事勝利。清廷終於有一次能在談判中占有上風了。

要是崇厚了解他談判的領地周圍的地理情況，那也許之後的情況就不會那麼糟糕。一開始有人建議崇厚從陸路前赴俄國，這樣可以讓他對西北地區有所了解。但是前往聖彼得堡的路途實在過於漫長，於是崇厚選擇坐船先赴歐洲，再坐火車前往聖彼得堡。途經巴黎時他遇到中國首任出使英法欽差大臣郭嵩燾。崇厚對這次談判毫無準備的程度讓郭目瞪口呆，他由此斷定這次談判一定會被搞砸。

清廷開始發現崇厚並不完全了解自己談判的內容，因為崇厚寄回來的地圖上有很多地名有誤。1879年9月，崇厚對一項條約點頭同意，不但沒有將領地歸還到清政府管轄之下，反而把新疆很多重要地區割讓給了沙皇，且賦予俄國價值不菲的長期貿易權，允許其在深入滿清疆土內的地區里通商。這又是一份不平等條約，有一些人甚至覺得這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條約，而且毫無疑問這是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份條約。當北京官員對於條約草案表示疑慮時，崇厚回應道條約已經全部謄寫完畢，要修改為時已晚。然後他在該文件上簽名，並啟程回國。

在北京，還未等崇厚歸國，這份條約已引起軒然大波。慈禧太后公開斥責了崇厚，清廷下令將崇厚收押，因為他還未獲得批准即簽訂條約歸國，將其以違抗聖旨的罪名候審。各方學士紛紛上書清廷，批評崇厚“極端愚蠢荒謬”的外交，要求將其問斬，和俄國開戰。同年三月，崇厚已被定罪，押入死牢。

國際方面對清廷此舉的反應同樣是既迅速又憤怒的。清廷定使節死罪，撕毀條約的行為對西方列強來說是一種侮辱（這些國家從未在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時吃過虧）。十年前嘲諷崇厚的英國報紙開始稱崇厚為“一位不幸的大使”。威妥瑪收到英女王維多利亞的來函，表示她對於崇厚的命運“深感震驚”，要求威妥瑪以她的名義向清廷施壓要求特赦崇厚。

崇厚入獄後，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出使俄國重新談判條約。曾最大的特點似乎在於其為人傲慢，不願妥協。俄國不願開戰，最終同意了中國方面提出的很多條件。曾以英雄姿態歸國，而中國的強硬派也就此學到了其實並不可靠的一課：永遠不要對外國人讓步。

崇厚在1880年8月被釋放。先是西方國家的求情暫時拖延了他的刑期，後來俄國方面又提出一旦處死崇厚他們將拒絕重新談判。對於俄國人來說一開始的條約是基於雙方良好意願簽訂的，北京方面的譴責是一種侮辱。因此崇厚最後一次失敗既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同時卻也最終救了他自己一命。

出獄後的崇厚依然富有，他在北京安享着早退的晚年生活，在他那有100多間房的大屋裡讀讀書，照顧照顧花草魚鳥。他在為這座大宅子增添人氣這一點上可謂不遺餘力，在他生命最後的13年裡，他的小妾又為他生了6個孩子，而他之前已有9個孩子。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努力恢復他的名譽，這種努力直到1893年他過世之後很久還在進行。他向清廷捐贈大筆銀兩慶賀慈禧太后50歲大壽，但是並沒獲得多少回報。

崇厚一直覺得自己被冤枉了。從他釋放之時起，他就逢人便講他是個替罪羊。他最激烈的批評者曾感嘆崇厚就是不肯“在家裡閉上嘴好好反思自己的行為”。其實他根本不需要擔心。中國的歷史學家基本上忽略了他。只有湯仁澤最近所著的崇厚傳記中提到了他，湯提到要從歷史中得益，我們必須要看看這些反面人物的故事，引以為戒。確實如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要好好看看一個腐敗頑固的系統是如何造就了中國史上最無能的外交官，將其提拔到高位，並放任其失敗，直到其鑄下大錯為止，這難道不同樣發人深省嗎？

來源： 軼家之說 2019.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