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一别天涯远——小鲁周年祭(下)

风波中的小鲁

2013年5月，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为“文革”道歉的新闻，一下子将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陈小鲁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他成了中外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实际上，我也是当时采访他的诸多记者之一。在他当时居住的雨儿胡同里，陈小鲁像一个普通的北京老大爷，穿着宽大的棉质中式衣服，脚踏布鞋，详细讲述了“道歉事件”的整个经过，也非常深入的阐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那是我第二次采访陈小鲁。像第一次一样，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坦荡。

“他招的人实在太多了，我都有点烦了，家里一天到晚有记者上门要他谈，什么媒体的都有。我问他：‘你怎么什么记者都见？’他说要一碗水端平。他就是这样的人。”粟惠宁半开玩笑说。同学会秘书处想方设法“挡”一下，为小鲁解解围，没想到小鲁来者不拒，他向不甚理解他举动的人解释说：“要一视同仁。”

“道歉”新闻出来之後，也有人质疑甚至指责陈小鲁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另一种声音，则是揣测陈小鲁背後的“动机”。但陈小鲁以他一贯的坦荡面对种种猜测。他在给朋友的微信中说：“我替八中道歉，就是在还债。”

陈小鲁利用各种采访机会苦心孤诣地强调“尊重宪法”，毫不介意是否会显得比较“天真”。“小鲁有他自己的道德自律。他觉得‘文革’当中，在所有人都违宪、都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小的一分子、一个被推为领导的人，他负有责任。他良心过不去。”夫妻几十载，粟惠宁最了解丈夫的一番苦心。

“从反对对联而未参加红卫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会失序而组织西纠，尽管无法置身于‘文革’狂热之外，也做过些荒唐事，但小鲁在我们这批朋友中是最早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说。

尽管小鲁挺身而出为“文革”道歉，让兄妹们多多少少也身陷风波中，但无论从情感还是道义上，他们都表示了对陈小鲁的支持。“小鲁‘文革’道歉的问题，是应该提一提的。小鲁觉得到了21世纪，对‘文革’的反思进行得很不彻底。”陈昊苏说。

为“文革”道歉的风波过去不久，“陈小鲁”的名字又出现在与一桩全国瞩目的经济大案相关的传闻中，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本已过着含饴弄孙、半隐退生活的陈小鲁又被卷入到更大的波浪里。

对于朋友间各种关切的询问，陈小鲁一再澄清，只是咨询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管理”。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事後的调查的确证明陈小鲁所说：未领取薪金又无股份分红，没有获取任何的特殊利益。

何迪说，2003年底他们一起去印度旅行时，陈小鲁突然发生咯血，一时甚为紧张，回京後检查，肺部出现阴影，于是有了思想负担，认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是家族遗传。最後在协和动了开胸手术，那个阴影原来是块霉菌。也是出于身体原因，2004年，小鲁都在治病、疗养，外界传说的该公司发展的关键节点，陈小鲁都没有参与。与陈小鲁交往几十载的朋友都知道陈小鲁不拘泥于细节，又好说话，认为“无股份、无工资”，就无干系了，其实应及时切割开来。

但是，各种质疑与传闻不绝于耳，甚至陈小鲁被传成了“首富”。时至今日，陈家人提及此事仍愤愤不平。著名企业家冯仑回忆，陈小鲁被传成“首富”之後，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呀！”陈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自嘲说自己是凭着首富的传说“混饭”吃。

在小鲁待在上海的时间里，大哥昊苏去看他。见了面之後，小鲁依然很坦然。年底回到北京，有朋友问小鲁：“会不会有负担，不开心？”小鲁坦然回答“不会”。朋友又问：“影响睡眠吗？”小鲁回答“不会”。再问：“会影响胃口吗？”小鲁听後笑了，再次回答：“呵呵，不会啊！”

家人眼中的小鲁

对少女时期的粟惠宁来说，陈小鲁并不陌生，但她那时并没有把他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她眼里，小鲁首先是她二哥的好朋友。陈小鲁与粟裕的次子粟寒生原是北京四中的同学，两家离得并不远。陈小鲁经常到粟裕家里找粟寒生下围棋，少年时期的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一年，这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相约在大冬天骑自行车跑到100公里外的天津看传说中的一个“怪物”，还偷偷地拍了照片，拿到粟家去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奇心很强，新奇的事情他都有兴趣。这个性格跟随了他一辈子。”沉浸在回忆里的粟惠宁忍不住微笑起来。

随後的几年，这对年轻人各自去当兵，没有什么交集。直到粟惠宁上了大学，有一天粟裕的夫人楚青问起女儿有没有男朋友，对小鲁印象怎么样？看到女儿没有反对意见，楚青就让寒生写信问小鲁的意见。

收到信後的陈小鲁，老老实实地给母亲张茜写信汇报此事。张茜回信说：先保持接触，谈谈看。小鲁又把母亲的意思转达给了粟寒生。那时候的陈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久，陈毅病逝，1974年，张茜也因癌症去世。

两人的结合，也是父辈的特殊情谊在下一代的特殊延续。

“那时我父母都已去世，小鲁得到粟裕、楚青的关怀与照料，我们兄妹都怀着深深的感激。”陈昊苏感慨地说。

“其实我们就是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粟惠宁说，“曾经有位老妈妈对我妈说：‘小鲁是个有外交官气质的青年，你女儿跟他能行吗？’虽然是一句闲话，却被我听到了。说实话，我与小鲁并不般配。”粟惠宁坦率地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陈小鲁性格开朗，三教九流，交游甚广。而粟惠宁则天性低调，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证明，“并不般配”的夫妇俩过得很幸福。

粟惠宁说，陈小鲁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多去些国家和地区看看，他戏称为“灭国行动”。粟惠宁退休後，便跟着陈小鲁一起开始“灭国行动”。陈小鲁70岁生日时，朋友们聚会，他致辞时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要有紧迫感。”这一年是他的“第四次灭国出击”行动，目标是伊朗和苏联三个斯坦。陈小鲁当时还表示，自己在75岁时，即2021年，能完成“灭国130”的计划。他们计划2017年10月一起游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因为小鲁身陷风波而未成行。

陈家最小的女儿姗姗比小鲁小3岁，大哥二哥先後上大学，家里只剩下小鲁和姗姗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俩最能玩到一起，“连我的麻疹，都是小鲁传染的”。在妹妹的回忆里，在陈家的家庭聚会，三哥嗓门大，谈笑风生。陈小鲁永远是主导，小鲁曾与妹妹谈论起父亲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最後走上革命道路。小鲁说，父亲不安于现状，渴望改变现状，而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愿意做新的尝试。

“小鲁是凡夫俗子，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不拘小节，有过失，看错人等等，但小鲁首先是‘红色’的。他本人，也包括我们，一直在为红色家庭做很多事。一些人把他视为‘叛逆’，这是对他的莫大误解。”妹妹姗姗以坚定的口吻说。陈家子女多年来为整理和宣传新四军的历史做了很多事。身份相对自由的小鲁，更多地冲在前面。由他牵头，给陈毅、粟裕出画册。陈毅的照片当中有不少合影，为了辨认照片中的每个人，小鲁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一个地核对。姗姗也曾受他委托，登门拜访外交部老大使，请他们辨认照片上的人物。

而让大哥昊苏印象深刻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几年前，一批原华东野战军师级干部的夫人们找到昊苏和小鲁。原来她们当年集体转业时，因为条件所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安置。这些老干部去世後，家属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医保也得不到保障。小鲁收到信後找到大哥昊苏商量，怎么帮老阿姨说话。後来由陈昊苏出面，给相关的领导人写信，转达她们的申诉，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後来我和小鲁收到这些老阿姨的感谢信，赞许我们作为华野子弟没有忘记她们。小鲁当时对我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因为“好说话”，陈小鲁经常被朋友拉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生命的最後几年，他担任“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为提倡人有尊严地离去鼓与呼。陈小鲁去世後，有上万人在“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设置的网上灵堂留言，送会长小鲁最後一程。

在至亲好友眼里，小鲁没少帮人，帮来帮去有时给自己帮出了麻烦。“但他从来不说别人坏话，即使遇到人很过分，他也不说。”

“回想起来，小鲁生命中的最後一个月，应该是我们全家最幸福和美的日子。”粟惠宁回忆，他们全家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在三亚共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远离各种纷扰与传言。而陈小鲁与家人一起在海南团聚的一个月，也是以往很少有的。这是陈小鲁走後，粟惠宁略感安慰之处。

陈小鲁离去後，何迪这位终生好友对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何迪感慨，在三亚筹办送别小鲁的活动时，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们才感到小鲁自嘲为‘无上级主管个人’的含义——无单位出面张罗、无机构提供档案撰写生平、无组织给予他生前评价。”但另一方面，陈小鲁却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陈家、粟家的二代、三代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三亚，送小鲁最後一程。

陈小鲁在三亚的告别仪式来了600多人。其中，最特殊的是十几位退伍军人。2016年初，云南某县计划新建一条穿越烈士陵园的公路，而陵园里安葬着1000多位1979年南疆作战牺牲的烈士。他们当年的战友与一些家属呼吁社会关注。活动负责人慕名找到素不相识的陈小鲁和粟惠宁夫妇，他们不仅签了名，还拉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朋友们签了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老兵们的请求，将公路改道。

“那个场面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有十几个当代表，完全是自费来和小鲁告别。他们齐刷刷地列队进入灵堂，行军礼致敬，感谢小鲁生前的鼎力相助。”何迪感慨。

後排右二为吴法宪之子吴新潮

很多朋友时常记得陈小鲁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我这个人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陈小鲁生前曾这样形容自己。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十几位老朋友联署的一副挽联的下联是这样的：“位卑不低头，位尊不仰脸，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在陈小鲁的亲人看来，这个下联非常准确地描绘了陈小鲁的一生。

陈小鲁的儿子果果从小被散养。长大後去日本留学，靠在居酒屋和餐饮店打工挣生活费，日子过得很辛苦。果果回国後自己创业，做广告设计和展览活动策划。亲朋好友说，十几年来，从未见过小鲁为他拉过一单生意，也从来没有求朋友帮过忙。令人唏嘘的是，在40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完成了送走父亲的最後的仪式。在纪念活动後的聚会上，果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父亲从军未能当将帅，从政难以当大官，从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间多坎坷，事业也未必多完满，但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怎么做一个好人，我的父亲就是个真正的好人。”

（注：此文登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8期）